在新时期中，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崇高典范，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学习彭加木、栾茀、蒋筑英、罗健夫、雷雨顺、孙冶方等同志的献身精神，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精益求精地掌握新的知识，脚踏实地地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自觉地增强组织性和纪律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做到又红又专。
胡耀邦：《在卡尔·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一）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二百多名气象专家荟萃成都，中国气象学会年会开幕了。就在这天上午，大会学术论文组副组长、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雷雨顺突然晕倒，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肺癌。
“这是真的吗？”与他同吃早饭的同志震惊了：饭桌上，他侃侃而谈，说要博采百家之长，补己之短，把气象科研搞上去，怎么会半小时后便晕倒了呢？
“不可能！”学术论文组的同志噙着泪水，更不相信：“昨天，他开了一天的筹备会，晚上和我们一起安排大会发言，一直忙到十点多钟。”
“不可能！绝不可能！兴许大夫诊断错了？！”
人们怎么也不相信，他，这位正值四十七岁、精力是那么充沛的中年人，怎么会突然被癌症击倒呢？
几位领导同志当即赶往成都空军医院。传染科王主任拿出了X光底片和诊断书，沉痛地介绍了病情：从X光底片看，他的左胸腔全部、右胸腔下1／3，已充满积水。并且从积水中发现了大量癌细胞，因此，“他患肺癌是确定无疑的。”
这，不啻晴天霹雳。几位领导同志由惊愕转而心疼、惋惜。
“唉！都怪我，不该拉他来开会！”中国气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陶诗言心疼得连连摇头。
其他几位同志安慰陶先生：“不，他呀，干工作从来是百米冲刺，是累坏的呀！”
是的，在雷雨顺的观念中，工作是最神圣的。仅仅在一九八二年的头十个月，他就做了那么多工作。
一月，他主持了《全国强对流天气论文集》的编辑工作。二月，他出席了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世界气象组织大气科学委员会第八次届会。三月，他在丹东参加了北方暴雨技术组会议。四月，他又赶往吉林去讲学。五月至九月，他应新疆、陕西气象局之约，完成了《降水及其天气学研究》和《能量天气学讲义》两部气象学编著工作。这三十多万字的著作，许多章节都是他深夜突击写成的。
九月中旬，他去洛阳参加暴雨技术组总结鉴定会；九月底，一位美籍华人教授来华讲学，雷雨顺是接待人之一，主持报告会、座谈会，陪同参观。十月一日，他安排别人休息，自己主动陪这位教授游览。游至颐和园，教授要登高远眺，看到雷雨顺不断地喘气、擦汗，踌躇了。雷雨顺却说：“不要紧，上吧！”他搀扶着这位教授爬了一百多级台阶，登高鸟瞰了首都西郊的风光。
十一日，距气象学会年会开会只有十四天了。雷雨顺投入紧张的会议的准备工作。他要从一百六十篇论文中选出四十篇，交给陶诗言副理事长审定，以便在年会上进行交流。任务繁重，时间紧迫，可是，这时他的身体开始不断地出“故障”了。夜里常常心慌、憋气，连半小时也躺不下。他索性不睡了，打开所有的门窗，让冷空气刺激脑神经，继续阅选论文。
二十一日下午，就要乘163次列车赶往成都。上午，他来到办公楼。上三层楼梯，竟休息两次，走到办公室已是冷汗淋淋，不住地喘粗气，脉搏猛增到每分钟一百四十次。同志们急了：“病成这个样子还想去开会？快去医院！”他很不情愿地到了医院，但他没时间作全面检查，只作了心电图化验。结果，心脏基本正常。当他步履蹒跚地回到办公室时，却又兴冲冲地对同志们说：“哈哈，后勤部（心脏）批准了，去开会没问题”。
下午，他登上开往成都的列车。买的票是卧铺，却不能卧，因为心慌憋气，眼巴巴地坐了两夜一天。
二十三日抵达成都。他和接他的同志开玩笑：“车上把我弄苦了，我以为要见马克思了，谁知马克思说，‘你还没完成任务哩’，他不要我，我还不想去呢。”下车后，他没有休息，一头扎进会议的组织工作，直到休克前一分钟，还不住催问发言次序打印好了没有。
人们不禁要问，他那充沛的精力，顽强的毅力从何而来呢？
（二）
雷雨顺一九三五年生于陕西铜川一个农民家庭。落地八个月，母亲便过早地晏世了。他的孩子时代正值帝国主义在华夏大地恣意横行。国耻、民辱给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复兴中华的种子。解放了，他进入新中国的学校。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分外珍惜新社会的香甜。一九五三年一月，他尚在读高中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入党动机一栏，他庄重地写下：“共产主义是伟大的、壮丽的，实现她也是必然的。我，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是无比光荣的。这种光荣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我决心把毕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这就是他力量的源，图强的因。入党以后，他一直遵循着自己立下的誓言。
一九六五年，雷雨顺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完成了研究生的学业，分配到中央气象局（国家气象局前身）工作。一九六六年九月，他从新疆“四清”后回局，迎接他的却是鄙视知识，践踏科学，摧残知识分子的“文化大革命”。十几年党的教育，党性的锤炼，使他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停留在本本上，更不是显露在嘴皮子上，而是体现在亿万人民脚踏实地、前仆后继的实践上。他“逆”潮流而上，利用科技情报组组长一点点可怜的权力，带领同志们从事业务研究。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他和同志们一起，完成了《气象与军事》和《英汉气象学词汇》（修订本）的编辑工作，翻译了《大气环流系统》一书。然而他赢得的不是赞扬，却是“白专道路”、“老右倾”、“业务党”的一顶顶帽子。
宝剑利刃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风言风语面前，他一不软弱，二不懈怠，而是越干越猛，成果越来越显著。
一九七二年，一场罕见的冰雹使上万亩丰收在望的麦田夷为平地。雷雨顺，这位农民的后代，他了解“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苦，更清楚农民那种盼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愿望，他久久地望着取回的雹块。他在想冰雹形成的机制，冰雹造成的后果，然而想得更多的是当冰雹来到之前……
为了揭开冰雹之“谜”，他广泛地查阅了俄、英、日、德、法几种文字的专业文献，分析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填写了两千三百余张卡片，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冰雹概论》初稿，并于一九七四年在其他两位同志帮助下定稿出版，为准确地预报冰雹，进行人工消雹试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或许有人问，在那种“风雷激”、“云水怒”的日子里，他为什么能有这么多奉献？归结为他常说的一句话：“我是拿党和人民的助学金长大的，把知识还给人民，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
人们往往用“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来形容大气层的复杂性、多变性。因此，准确地作好天气预报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作好这项工作又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暴雨、冰雹等灾害性天气直接影响着国计民生。一九七五年八月河南暴雨给国家造成上百亿元的损失，这是大自然给气象科研提出的严肃课题。雷雨顺在痛苦、内疚之余，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找出暴雨预报的有效手段。他常常对同行们说：“为什么不能拿出我们自己的好方法，及早做出预报，减免人民的损失。”
雷雨顺就是怀着暴雨要有我们自己的预报方法的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在完成《冰雹概论》一书的同时，自寻课题，自动和其他两位同志结成课题组，从大气蕴藏的总能量与大气不稳定理论人手来探索新的预报方法。
能量学在气象界并不新颖，也不陌生。本世纪初，人们便从能量守恒与能量转换方面探讨大气运动规律，但他们的终点仅限于理论分析。在科学的入口处往往有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或走向真理，或变成谬误。雷雨顺等同志，经过几年的艰苦探索，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他们系统地研制出一套物理量图，制作了一套查算表和计算程序，使大气能量学从纯理论研究中挣脱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预报暴雨、冰雹的方法。这一方法破土而出，引起了气象界老一辈专家的关注和支持。陶诗言同志认为，“这一方法是我国独创的，结果令人鼓舞”。学部委员、北京大学谢义炳教授撰文说：“能量天气分析及预报方法，揭示了强烈天气的前兆现象，找到了行之有效的预报指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叶笃正在总结近年来我国大气科学研究的进展时指出，能量分析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能量天气学研究”获奖了。
出名了。雷雨顺不但在国内，国际上也有了点名气。有些国家转载了他们的论文，就连被封锁的我国台湾省的气象专家也问我们的出国人员：“大陆有一个雷雨顺，他们突破了传统能量学的框框，搞了一套预报方法，这雷雨顺是不是化名呀？”当我们出国人员回答说：“不，他是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本名就叫雷雨顺”时，这位台湾省的气象专家不无敬佩地说：“雨顺，雨顺，风调雨顺。”
在名气面前，雷雨顺常常对同志们说：“我们不能躺在成绩簿上，别忘了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双肩挑。一肩担科研，另一肩挑推广。”为了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产生经济效益，雷雨顺与其他同志一起，先后到二十二个省、市、自治区气象部门讲学，传授这一方法。按理说“能量天气预报方法”是他们几年刻苦钻研的结晶，可以用一个讲稿，照本宣科。他不，每到一地，先要了解听课人员的程度以及他们的要求，然后重新备课。安排的游览他不去，晚上的电影放弃了。但课讲得生动、具体，程度高的有收益，程度低的听得懂，个别的他加以辅导，包教包会。一九八一年十月，他应陕西省气象局邀请去讲课。不巧，住在西安的岳母病危。省局给他派的小车他不要，只借了辆自行车，利用中午和晚上侍候老人，夜里返回住处备课。最后一天，课讲到一半，电话传来了岳母逝世的消息，他忍着悲痛按原计划讲完。第二天他只用一天处理丧事，第三天便登上东行的列车赶住河南去讲学。
二九八一年八月，长江上游出现洪峰，严重威胁长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上游地区持续有大雨，那就必须采取分洪措施：“有无大雨？要不要分洪？”国务院领导同志守候在电话机旁。中央气象台进行了紧急会商。值班预报员综合了各种预报方法，果断地做出了字字值千金的决断：“两日内长江上游无大雨”。中央领导同志放心了。长江中、下游分洪区四十万人民、六十万亩土地可保安全无恙。据统计，仅搬迁费一项就为国家节省了上亿元。在这紧急关头，雷雨顺等同志根据能量方法，也做出了正确判断，为值班预报员提供了一种预报依据。
一九八二年汛期，几场特大暴雨使黄河水位猛涨，比1958年洪水还高过十七厘米。据有关方面估计，如果河水溢出河道，将给国家造成一百亿元的损失，但由于水利、防汛、气象、水文等部门通力合作，黄河洪水驯服人海，为国家避免了重大损失。气象部门在这次黄河防汛中做出了准确及时的预报，雷雨顺等同志研制的能量天气学预报方法发挥了重要作用。
能量天气学预报方法迅速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气象部门开花结果。为此，国家农委和国家科委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再次授予该成果以“农业科技推广奖”。
（四）
一九六八年以来，雷雨顺编著或参加编著了六部书，写出了十三篇有一定创见的论文，以他牵头的课题组，取得一项重大科研成果。他用什么作代价，换取这累累的果实呢？
为了事业，雷雨顺舍弃了小家庭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