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命观已经明显受到整体特征或系统特征的统计学思想方法的影响，正如他所说的：“机体论概念在从生物学的特殊问题直到人类知识的一般问题的许多领域中被证明是富有成果的。”“机体论概念的最终概括是一般系统论的创立。”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贝塔朗菲通过《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一书阐释了基本的系统论的思想，顿时在世界各国的各个学术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为现代科学长河中波澜壮阔的新思潮。
生物学研究以物理学和化学为基础，因此，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是研究和解释生命现象不可或缺的基本原理。但是，生物学研究又同时包括大量的特殊性问题，诸如有机体形态、系统发育的进化等等，这些问题不同于物理学和化学，从而使生物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概念体系有别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研究工作和概念体系。实际上，生物学为心理学和社会学提供了基础，因为研究精神活动是以了解其生理基础为前提的；同样，有关人类关系的理论也是以生物学的基本定律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学对现代世界观的形成作出了根本性的贡献。以前，生物学采用其他学科的基本概念，它从物理学研究中汲取了机械论观点，从心理学研究中汲取了活力论观点。但是，生物学研究的对象确实是十分复杂，没有自己的基本理论是很难更深入地发展的，更谈不上建立生物学世界观了。的确，从生物学的产生到生物学世界观的出现，则是经历了一段历史时期的，生物学世界观是随着生物学研究发展至在科学等级体系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阶段才诞生的。19世纪的世界观是物理学的世界观，正像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物理学理论似乎表明了，受力学定律支配的原子活动，便是构成一切物质、生命和精神世界基础的终极实在，这样它就为非物理学领域——生命有机体、精神和人类社会提供了基本的概念模型。但在今天，所有的学科都牵涉到“整体”、“组织”或“格式塔”这些概念表征的问题，而这些概念只有在生物学领域中才能够找到它们的根基，因此，人们逐渐意识到研究现代理智生命的生物学还具有更为深刻的涵义。在《生命问题》一书中，贝塔朗菲详细地分析了机械论观点在近现代生物学诸学科的具体表现，明确地指出了传统的细胞理论、生物发生规律、自然选择理论、基因理论、神经中枢和反射理论等重要生物学理论所含有的机械论倾向和它们的局限性。总体说来，传统的机械论生命观具有如下的特征：把有机体分成许多基本单位，再通过将这些基本单位进行累加的方式解释有机体的基本性质；把生命过程的有序基础视为预先建立好的机器式的固定结构；在本质上，把有机体看作是被动的系统，只有当它受到外界刺激才作出反应，否则就是静止的等等。
进而，贝塔朗菲根据生命有机体的等级秩序、逐渐分异与逐渐集中化、均等潜能与等终局性、动态有序、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自我调整、节律—自动活动等诸多特征，提出了机体论的基本原理，即整体原理（组织原理）、动态原理、自主原理。这些原理表明：有机体是一个原本具有自主活动能力的系统；有机体是一个独特的组织系统，其个别部分和个别事件受整体条件的制约，遵循系统规律；有机体结构产生于连续流动的过程，具有调整和适应能力。
贝塔朗菲运用机体论观点探讨了生命有机体的组分与成分、个体与整体、潜能与目的、稳态与动态、能动性与应激性、异速生长与按时生长、预成与渐成、方向性与开放性、结构与功能、形态和行为的历史性以及生命界的组织层次与等级体系等诸多方面的各类问题，对细胞学、遗传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理学、进化论、生态学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此外，贝塔朗菲还通过运用机体论生命观分析了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区别和联系。他认为生命系统远远比物理系统更为复杂，自身有其独特的规律，生物学定律不仅仅是物理－化学定律在生命领域中的应用，而是独立的、比生物—化学定律更高层次的定律，并且根本不能还原为生物—化学定律。由此，贝塔朗菲主张以科学的精确方式建立生命界所有层次的组织定律即系统定律。
贝塔朗菲主张，生物学研究应该是一门自主的学科，这也就是说，不能只借助别的领域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来进行研究，而需要形成特殊的概念和定律来解决这门学科自己的问题；而且，生物学的知识和概念在其他的领域中同样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生物学的基本问题是有机形态问题，这个问题是能够加以精确地研究和探索出其中的某些定律的。而且可以通过这个问题进一步引出“有机体作为一个物理系统”的更一般的问题，即表述生命系统特征的基本理论和定律，这也为物理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篇章。
贝塔朗菲所倡导的机体论生物学观点可以应用于许多生物学问题，这一概念同时对邻近学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机体论以“开放系统”的理论，为物理学和物理化学提出了新的概念，它不仅导致了生物学各个领域中新概念的产生，而且提出了建立有机体系统精确而特殊定律的要求，而这些定律实际上会对若干领域中产生长远的影响。“开放系统”理论就被应用于实用生物学，甚至应用于诸如医学和林业学那些不同的领域，特别是，它还导致了一些基本哲学概念的产生。
然而，当时的分子生物学还没有从“前科学”时期进入到“常规科学”时期，对于分子水平上生命活动的某些具体细节和微观生物学问题的研究解释还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猜测性。但是，贝塔朗菲提出的机体论生命观思想，并没有被分子生物学的出现而淘汰，反而随着其发展而愈显重要性。现代生物学借助物理－化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原理在深入研究有机体的微观层次的过程中，尽管分析和还原的方法对于探讨生命活动的机理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人们要更完整地深入地认识生命活动的特征和规律，就需要以机体论原理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南。
此外，贝塔朗菲在该书中还吸取了逻辑实证主义以后的现代科学哲学的思想精华，并用其论述生物学研究问题。在书中，他对理论与观察、还原与整合、假说－演绎、科学抽象、科学符号、概率统计以及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都有生动的阐述。书中，他还探讨了非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等哲学问题。
在《生命问题》一书中的结语处，贝塔朗菲以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机体论哲学思想，深刻警示了机械论世界观导向技术主宰世界、生命技术化、人类机械化的恶果，甚至于见到了它必将引起毁灭人类的危机。精彩语录
1、机械论关于严格因果性的基本概念，关于自然事件的累加和随机特征的基本概念，关于实在的终极成分的远离性基本概念，不仅统治了物理学理论，而且支配着生物学的分析、累加和机器理论的观点，支配着传统心理学的原子主义和社会学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观点。承认生物是机器，承认由技术统治现代世界以及人类的机械化，这只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扩充和实际应用。
2、把我们在生命界遇见的复杂的实体和过程，分解为基本的单位，分析它们，以便用并列或累加这些基本的单位和过程的方法解释它们，这似乎是生物学研究的目的。经典物理学的程序提供了这种研究模式。因此，化学把物体分解为基本组分——分子和原子；物理学把摧毁树木的风暴看作是空气粒子运动的总和，把躯体的热看作分子动能的总和，等等。生物学的所有领域也应用与此相应的程序，正如某些例子显然表明的那样。
3、生命现象，如新陈代谢，应激性，繁殖，发育等等，只能在处于空间与时间并表现为不同复杂程度的结构的自然物体中找到；我们称这些自然物体为“有机体”。每个有机体代表一个系统，我们用系统这个术语所指的是由处于共同相互作用状态中的诸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复合体。
4、活机体只是表观上持续存在和稳定不变的；实际上，它是一种不断流动的表现。新陈代谢是所有活机体的特征，新陈代谢的结果，表现为活机体的组分从某一瞬间到另一瞬间是不相同的。活的形态不是存在，而是发生。它们是物质和能量不断流动的表现，这些物质和能量通过有机体，同时又构成有机体。我们确信自己保持同样的存在；实际上，我们躯体中任何物质组分几乎不能保留几年；新的化学成分，新的细胞和组织取代了现存的化学成分、细胞和组织。
5、机体论概念在从生物学的特殊问题直到人类知识的一般问题的许多领域中被证明是富有成果的。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
作者：李约瑟（英）
成书时间：1954年
推荐版本：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约瑟夫·尼达姆的中文名，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当代知名的生物化学家、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曾经担任剑桥大学校长，也是中国、美国、丹麦等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1992年英国皇室授予他勋爵。由于其一生的著述李约瑟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李约瑟出生于1900年，1922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1924年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李约瑟在早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他在生物化学和胚胎学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后来，他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且以毕生精力从事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工作。在李约瑟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的期间，他数次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地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由此，他开始从科学技术史入手展开他的工作。
李约瑟以一个西方科学家的特殊条件在中国科学史这一特殊领域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主持合作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七卷）这部巨著，以及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演讲报告活动，都为世界了解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约瑟的主要著作有：《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文集》等。
【内容提要】
作者从中国哲学入手，指出在中国哲学一词的涵义与欧洲不尽相同。虽然，道家与墨家初步建立了一种自然主义世界观，而各家从事于逻辑的研究，但都没有深入开展。因此中国的哲学更加注重伦理的与社会的研究。首先是儒家，因为它制驭后来中国一切思想，虽然它对科学的贡献不很显著。与儒家相对立的道家则不然。作者说：“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识，全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根基。”作者论证说，我们应该对中国文字的造字过程作一番探讨，因为没有这些文字，科学观点无法传达交换。如此，我们对于中国的这种“象意字”，不妨作简短的插话。由于河南省安阳县内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已知时代最早的中国文字形式（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代）有了广泛的知识。这些甲骨文以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构成了丰富的图形式字汇。这些文字中，只有一部分被学者们厘定辨认出来。大部分厘定出来的字，已经得到一般地接受。因此，作者说，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选出一些，作为我们了解中国科学术语的起源。
作者认为我们研究这些文字的目的，在观念上，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起源，在把这些字使用于表达科学思想的过程中，会给予思想的本身有多大的影响。要紧的是因为这种特殊由“象意字”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字汇，它们的起源对中国的原始科学史的某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接着说，中国从很早开始，在文字的应用上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某字表示某义的时候，这个字的作用其实只是表示那个意义的声音，而不是构成那个意义的形状形态。本字或许另有它的写法（本形），也或许还没有及时诞生。所以，要决定某些字是否真有语意上的意义，有时是很困难的。这种纯粹的同音假借字，总而言之，对于三千年以后的现代文字学者来说，如果态度不慎，就会受到它们的捉弄，而误入歧途。
作者说，董仲舒提出的可分类性，就是说宇宙万物皆可归于五元或其他数目的类别。他利用声共振现象来说明他的实验，这是非常有趣的。此种说明，可以令那些不懂得声波的人也能心悦诚服，同时又证明了他的主张，谓宇宙内属于同类的事物（如东方、木材、绿色、风、小麦）皆可互相感应。这种看法已不是浑沌未开的思想，以为任何事物皆可相互影响；而是主张万物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各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但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影响同类的事物。对这观念，王充认为此种感应乃是发于自然，而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企图。因此，事物间之因果关系，便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因为它是层次的结构，而非随便偶发的。也因此，作者说，我们可以将感应或共振当做事物变化的“提醒语”。万物皆有其因，但此因并非机械之因。在这戏剧性之连续不断的循环中，宇宙万物之存在皆依赖于全部系统之整体性，如漏掉了这“提醒语”，则便归于乌有。
作者说，在中国如在欧洲一样，都可以找得到“宇宙类比”及“国家类比”的成熟形式。因此，为它们在这两支文明里寻出一个共同的来源，并不是无谓的企图。巴比仑的楔形文字，对于这两种类比谈论得很少，然而，一切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观念，可能是由上古时代的牺牲以预言未来；巴比仑人的占卜确实如此，他们使用肝脏以洞窥未来事件，我们可以说中国商朝人用甲的裂纹，是另一种占卜的方式。
从哲学的观点看来，中国“宇宙类比”的形式是否与欧洲的相似呢？作者相信它们是不相似的。欧洲诚然有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理论，然而它们却都为一种欧洲独特之“分裂人格”所支配。欧洲人仅能以德谟克里特之机械唯物论或柏拉图之神学唯心论来作思考。一个机器，必须为它觅一个神。生命、实体、灵魂、基本原理成群地出现于整部欧洲思想史。人，兽或其本身之生物有机体，被投射于此宇宙中时，欧洲人主要的忧虑便是去找出“领导的原理”。
作者说，公元前第四世纪，庄周关于有机体观念的古典陈述，已给后来的人铺好坦途，即明确的避免任何“精神的监护者”观念。在它们有机的关系中，不论是生物的或宇宙的，其各部分可藉相互和谐的意志，可以充分解释所观察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