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详尽地利用具体实例分析了封闭政治的决策过程之后，发人深省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找到一种最为合理的决策方式？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也许是有组织的社会所产生出来的最难对付的问题，肯定没有简单的答案。然而作者指出：“尽管答案没有出现，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前进到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应该避免的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存在一位唯一的在科学上总管一切的人是危险的。尤其危险的是，在没有科学家同他有密切的接触，却由政治家围着他的情况下，让他掌握大权。那些政治家会把他看成是十分英明、通晓一切的教授。”作者还告诫说，有一种科学家，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决策的权力。这种人对于新发现、对于掌握某种秘密或诀窍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作者指出：“任何陶醉于新发现的人都是祸害，……他越是对他自己的新发现有一种亲切感，他的判断就越糟糕。”因为这种人会认为，没有人会像他自己那样充分地理解其中的奥秘与其中的困难。这会使他忘乎所以，以为别人不可能做出类似的新发现。那些陶醉于掌握某种秘密和诀窍的人有着完全类似的愚蠢之处，必须把这样的人坚决地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
作者认为，如果政府要做成一件事，在适当条件下组织一个委员会是很有效的方法。但是这个委员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委员会的目标必须明确，不能过分庞大；二是委员会必须被安置在政府组织内，使他们能够通过接触而了解政府机器；三是委员会必须拥有或获得采取行动的权力，至少它需要有视察和追询的权力，免得他们太远离可能要去执行这些决策的人们。
在这篇讲演的最后，作者希望科学家能够活跃在政治的所有层次中，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作者认为，预见并不完全是知识，而是科学家在他的科学经历中获得的某种东西。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具有预见，但是如果他们本来具有一点点这种素质，那么他们的经历就会比其他任何领域工作的人的经历给他们以更多的机会来把这种素质发展起来。因此，本书通篇充满了对科学及科学家的重视与期望。
精彩语录
1、这种对科学的不理解，比我们体会到的要普遍很多，它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并且给整个“传统”文化增添了一种非科学的味道，这种非科学的味道经常转变为反科学的情绪。
2、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是科学家，并尤以物理科学家最具代表性。双方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尤其在年轻人中间）还存有敌意和反感，但大多数是缺乏理解。他们对对方都有一种荒谬的、歪曲了的印象。他们处理问题的态度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在情感的层次上，也难于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
3、任何陶醉于新发现的人都是祸害，……他越是对他自己的新发现有一种亲切感，他的判断就越糟糕。
4、尽管答案没有出现，但是我认为，我们已经前进到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应该避免的了。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存在一位唯一的在科学上总管一切的人是危险的。尤其危险的是，在没有科学家同他有密切的接触，却由政治家围着他的情况下，让他掌握大权。那些政治家会把他看成是十分英明、通晓一切的教授。
5、所有这一切只有一条出路，自然，这就是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
6、科学确实是一种文化，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一种文化，而且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文化。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作者：卡尔·波普尔（英）
成书时间：1963年
推荐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
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年），当代西方知名的科学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1902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他在那里生活到30余岁。1928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波普尔于1945年成为英国国民，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是研究逻辑与科学方法方面的教授。波普尔还获得过英国女皇颁授的爵位。
波普尔的成就主要来自他所研究的科学哲学领域。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逻辑实证主义，波普尔由此打开了西方科学哲学空前的繁荣局面。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被称为批判理性主义，是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而提出的。后来，他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建立了理论形态严谨的“猜想-反驳方法论”。这个科学方法论就是他的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哲学的主体。
波普尔的主要著作有：《研究的逻辑》（1934年德文初版；1959年的英译本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自我及其大脑》、《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20世纪初形成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本质上是从经验主义观点出发，运用现代逻辑工具对这场科学革命所作的方法论总结。由于囿于经验主义，它把科学知识归纳为通过归纳法从经验确立起来的即得到证实的真命题，科学的发展是这种命题和由它们构成的理论的累积；它把方法论分析局限于用形式逻辑工具对现成知识——概念、命题和理论——作静态的分析。但是它最终只是建立了关于科学证明的现代逻辑方法论。然而，现代自然科学处于革命的时期，也就是作出重大发现的时期。因此，最需要的是建立科学发现的方法论。波普尔正是顺应了这种需要。他的猜想—反驳方法论就是关于科学发现的方法论。
在这样的哲学和科学背景前提之下，作者从爱因斯坦和康德那里找到两个思想来源：批判主义和唯理主义，并独创地把它们糅合成他的“批判理性主义”。找到了这个出发点、基石和内核，他就着手建立他的科学发现方法论。
作者认为，现代自然科学革命表明，科学的精神是批判，也即是不断推翻旧理论，不断作出新发现，而科学发现是理性的活动，无需新的经验参与。这就是说，科学就是理性不断作出的假说，而这假说不断遭到批判，即被证伪。因此，他提出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不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可证实性”判据，而应当是他所谓的“可证伪性”判据。他进而提出，“可证实性判据”不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为它的工具即归纳法是无效的。相比之下，他的“可证伪性判据”不仅合理，而且可能。它的工具是否定式假言直言三段论这种演绎法，因为据之或借助“判决性实验”从单称陈述的真论证证明科学知识的全称陈述的假，即可实现证伪。他还提出，作为科学知识之表征的可证伪性还可定量地加以刻划，为此他引入了“可证伪度”的概念。这样，只有可证伪的陈述才是科学的陈述，而科学陈述的可证伪度越高，即它禁止得越多，它的经验含量也就越多，也即知识含量越多。
其次，他从这种证伪主义出发对科学作分析。他突破把知识看做静态的积累而加以逻辑分析的框框，把科学看做知识增长的动态过程，以批判理性主义的证伪主义加以分析，从而把这过程通过“理性重建”而复现为著名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
波普尔就根据这个知识增长图式建立他的“猜想—反驳方法论”。他提出，科学发现包含猜想和反驳两大环节。科学家根据问题，大胆进行猜想，努力按照可证伪度高的要求提出假说，这样的假说具有较多的真性内容。而猜想无需经验参与。尝试性的理论即假说提出后，就进入反驳，这时要根据经验，按确认度高的要求进行排除错误，从而保证所接受的理论假性内容减少或不增加。这样，通过猜想—反驳，科学发现便获致逼真度高的理论。
作者还分别为猜想和反驳制定了具体的方法论原理。猜想的原理包括四点：理论不是始于观察，观察中渗透着理论；形而上不起重要作用；科学发现的心理学；猜想应满足简单性、可独立检验性和不会很快就被证伪这三个要求。反驳的原理可归结为三点：批判、排除错误、判决性实验。在这里，作者提到“尝试性解决”这一概念，就是所作出的科学发现，往往同时有好几个，这就要通过排除错误来作选择。他认为，这时才需要诉诸经验，即接受那些较好地经受住了经验检验的理论（尝试性解决），尽管它将来最终还是会被证伪。他把这称为确认。他还引入了确认度作为相应的定量表征。较好地经受住证伪的理论被认为是确认度高的理论。此外，他还用所谓逼真度取代“真理”，作为对科学进步的量度。他认为，一个理论的内容包含真性和假性两部分，而逼真度是真性内容减去假性内容的差。
作者的经典结论是：“知识，特别是我们的科学知识，是通过未经证明的和不可证明的，通过猜测，通过对我们问题的尝试性解决，通过猜想而进步的。这些猜想受批判的控制；就是说，由包括严格批判检验在内的尝试的反驳来控制。”猜想可能经受住这些检验而幸存；但它们决不可能得到肯定的证明：既不能确证它们确实为真，甚至也不能确证它们是“或然的”（在概率演算的意义上）。
作者说：“对我们猜想的批判极为重要：通过指出我们的错误，使我们理解我们正试图解决的那个问题的困难。就这样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的问题，并可能提出越来越成熟的解决：对一个理论的反驳——即对问题的任何认真的尝试性解决的反驳——始终是使我们接近真理的前进的一步。正是这样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
对于什么是我们知识的源泉，波普尔认为，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一个实验也可能增加我们的知识，而且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增加。关于我们知识的终极源泉的这种哲学理论的根本错误是，作者指出，它没有十分明确地区分起源问题和正确性问题。作者举例说，就编史工作而言，这两个问题有时可能重合。一个历史断定的正确性的问题可能只可用或主要用某些史料的起源来检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我们一般不通过追溯一个断定或信息的源泉或由来去检验它的正确性；而是通过批判考察所断定的东西也即被断定的事实本身直接地检验它的正确性。
作者提出一种分界标准，他建议应当把理论系统的可反驳性或可证伪性作为分界标准。按照这个观点，一个系统只有作出可能与观察相冲突的论断，才可以看作是科学的；实际上通过设法造成这样的冲突，也即通过设法驳倒它，一个系统才受到检验。因而可检验性即等于可反驳性，所以也同样以此作为分界标准。
作者的一个重要论点是：人们甚至可以在一种理论受到检验之前就知道，它如果通过了某些检验就将比其他理论更好。这个论点意味着，人们拥有一种相对潜在的令人满意的标准，或者说是潜在的进步标准，甚至在人们还不知道一种理论能否受判决性检验而在实际上成为令人满意的理论之间就可以用上去了。
作者认为，人们应当放弃终极知识源泉的观念，承认一切知识都是人的知识；承认知识同我们的错误、偏见、构想和希望混在一起，人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探索真理，尽管它是不可企及的。人们的探索常常为灵感激发，但我们必须提防这样的信念（尽管我们刻地感受到它）：我们的灵感带有权威性、神性或类似的性质。如果人们因而承认，在我们知识的整个范围内找不到任何不能批判的权威，无论它怎样深入未知的范围，那我们就可以毫无风险地保留真理超越人的权威这一观念。
进而，作者认为，批判形式的理性主义、尤其是对客观真理的权威的信仰，对于一个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的自由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批判态度同时也为调和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留下了余地。批判理性主义者可能赞赏传统，因为虽然他相信真理，但他并不相信他自己确实占有了真理。他可能认为通向真理的每一步、每一途径都是有价值的，甚至是无法估量的价值；他可能看到，我们的传统常常有助于鼓励这一步步的逼近，也看到，如果没有一个理智的传统，个人就几乎不可能向真理迈进哪怕一步。
精彩语录
1、我们动辄寻找规律性，把规律强加于自然。这种倾向导致教条思维，或者更一般地导致教条行为：我们期望规律性无所不在，甚至试图在子虚乌有的地方也找到规律性，不屈从这些企图的事件，很容易被我们看做一种“背景噪声”；我们墨守自己的期望，甚至不恰当时也坚定不移，然后就要承认失败。这种教条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它是这样一种情境所要求的：只有把我们的猜测强加于世界才能应付。
2、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
3、因此，科学必然开始于神话和对神话的批判；既不是开始于观察的集合，也不是开始于发明实验，而是开始于对神话、对巫术技巧和实践的批判讨论。
4、一旦我们认识到下述事实，就不得不抛弃这种观点了：我们每个理论所描述的世界，可能本身又要由用其他理论描述的深一层的世界来解释，这些理论具有更高的抽象性、普遍性和可检验性。5、这就是试探和错误——猜测和反驳的学说。……由于这种程序有逻辑理由的支持，我觉得这种程序也可以应用到科学领域里来；科学理论并不是观察的汇总，而是我们的发明——大胆提出来准备加以试探的猜测，如果和观察不合就清除掉；而观察很少是随便的观察，通常按固定目的进行，旨在对所检验的理论尽可能彻底驳倒。
《科学与启蒙运动》
作者：托马斯·L·汉金斯（美）
成书时间：1970年
推荐版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