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洛姆来说，他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永不过时的社会实验室。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逐步胜利、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苏的核军备竞赛——所有这一切都为弗洛姆提供了经验观察的场所，使他形成了一些假说，并对这些假说进行证实或修正。由于他一方面热衷于了解政治事件，另一方面又总是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因此他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在了用自己的著作来表达政治见解和对人类前途的深深忧虑上。事实上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思想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人。
尽管明知自己不具备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气质，但是不安分的弗洛姆还是克制不住自己的激情，投入到了各种政治活动之中。他一直积极从事人类的和平事业，还是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他积极参加并创建了美国一个国际和平组织，这个组织积极为世界和平而努力，并向世界各地宣传他们的思想和宗旨。他们强烈反对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希望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各种战争狂人；后来美国侵越战争爆发，这个组织不遗余力地反对美国政府的侵略战争，在他们的影响下，在美国公众中形成了强大的反战浪潮。
20世纪50年代中期，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对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渴望，弗洛姆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他还努力为该党制定了一个新的章程，让该党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弗洛姆的努力结果证明是白费了，因为这个党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们已经被资产阶级的世界所同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追求。很快弗洛姆退出了该党，因为他们的宗旨已经放弃了革命的激情，这样一个保守的假马克思主义无法满足他的愿望。后来他把国际上有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论文汇编成专题论文集，希望通过理论的宣传来唤醒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他对政治的关注令那些批评他的人也自愧不如。
弗洛姆的《希望的革命》一书是一本论战小册子，是为支持尤金·麦卡锡参加1968年美国总统竞选而作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来鼓动社会舆论，为麦卡锡的竞选制造声势。弗洛姆希望通过支持这位教授式的参议员，来唤起国民的希望。在美苏核对抗达到高峰的时候，弗洛姆还写了《人能占优势吗？》一书。1974年，弗洛姆促使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了关于美国与共产党国家关系的听证会。因为他积极参与政治，后来他的论敌污蔑他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
弗洛姆认为政党问题是一个对我们个人和社会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他曾经加入过美国社会主义党，这个党非常亲右，他说：
以致即使我以最乐观的态度评价其可能性，我也才能成为它的成员。我是个政治动物，但无论在政治上和其它方面，我都不会因为有人支持我的‘路线’，就抱有幻想。
弗洛姆指出，谎言会使我们依靠政党，但最终，只有真理才能引导人类解放，但很多人害怕自由而宁愿幻想它。在他看来，政党，尤其是最进步的政党，几乎不以政党身份存在，它需要更多的独立的人们。政治生活必须具有一些政治上积极进取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见解，敢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必须是政治的人，我甚至可以说，是与政治极为相关的人。
弗洛姆明确地说，知识分子不应该是一个社会体制内的附属物，他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竭力探求真理、宣讲真理。为国家制定方针政策不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政治家的职责，知识分子的根本使命就是勇往直前地、毫不考虑自己和他人私利地追求真理。如果知识分子把发现和宣讲真理的社会作用，局限在为任何政党纲领和任何政治目标服务，那么不管这种纲领和目标多么值得赞颂，知识分子也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最终也不能完成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职责。弗洛姆说，政治进步依赖于我们对真理知晓的程度。
2.为人类的生存而写作
如果我们仔细地浏览一下弗洛姆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兴趣十分广泛，而且在他的作品中关涉到现代人生存处境的方方面面。弗洛姆一生精力旺盛，各种著作加起来超过20本之多，本本经典，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他早期的作品都是以论文专题的形式出现的，着重阐述了他分析的社会心理学方法。
继《逃避自由》发表之后，他主要研究了在社会同化和社会化过程中，人的心理需求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密切关系，他不断地扩展了弗洛伊德的里比多理论以及他的狭义的人的形象。功夫不负有心人，1947年他的研究成果《为自己的人》出版了，这本书可以与他的第一本书《逃避自由》相媲美，很快风行全世界。
从多方面来说，这本书就是上一本书的续集。在这本书中，他主要讨论的是伦理学问题，亦即讨论那些引导人实现其自我和潜能的规范和价值的问题；另外他也探讨了各种性格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而形成了他的“性格学”。弗洛姆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本书中得到集中体现，他所追求的伦理学是普遍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基本立场就是：
（道德标准）不应该根据一个人是否适应于他的社会来决定，而是相反，必须根据社会是否适应了人的需求来决定，必须根据社会起的作用是促进还是阻碍精神健全的发展来决定。
弗洛姆反复强调说，每一个人本来都是“普遍的人”、“完整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代表着全人类”。伦理学家的使命就是维护和加强人类的呼声，去认识对人来说何为善、何为恶，而不管他对特定进化阶段的“社会”是善还是恶。伦理学家可能是一个“在荒野中呼喊”的人，但是，只要这种呼声始终存在，毫不中断，荒野就会变成良田。
1955年，弗洛姆又出版了一本力作《健全的社会》。从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出发，弗洛姆试图指出，20世纪民主体制中的生活现实，导致了人们再度产生逃避自由的企图；他指出人的基本感情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根植于人的本能需要而是由于人类生存的特殊条件造就的。人与自然分家之后，它便丧失了先前那种与自然相联系的原始纽带，于是，他需要找寻一种新的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此弗洛姆清楚地指出，要使社会成为健全的社会，需要人以主动的精神，积极负责地参与社会实践；人必须以创造而不是毁灭来超越自然这个原始的家园，独立的人必须听从伦理、道德和良心的声音，发展自己的创造倾向。
人是目的，决不是一种使用手段；物质生产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物质效力；生活的目的就是要施展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历史的目标就是要把社会改造成受正义与真理支配的世界。这些便是一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所依据的公开或含蓄的原则。
除了这三本倾注了弗洛姆一生心血的经典著作外，弗洛姆还写了许多思想专论，在这些文章中，他的思想的视界变得更加清晰开阔了。1950年，弗洛姆发表了短著《精神分析与宗教》，深刻地阐述了他对人道主义宗教的理解，在他的思想中跳动着精神分析和禅宗的火焰。
弗洛姆指出，人道主义宗教的实质就是，上帝是人自身的根本力量的体现，而不是统治人的力量，人自身深深体验到并发挥出自己的爱和潜能，并与他人和世界融为一体。而在1951年出版的《被遗忘的语言》中，弗洛姆着重探讨了人类繁衍生息过程中的普遍和启示性的想像，诸如童话、神话和梦等以象征性语言表达的东西。而这些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慢慢地被人们遗忘了，但在潜意识的领域它们还继续发挥着作用。
1956年，弗洛姆的《爱的艺术》的出版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当这本书发行40万本还供不应求时，德国《明镜》周刊发表评论说：“弗洛姆著作出版的成功，表明他的思想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爱的艺术》是弗洛姆的著作中最畅销的书，被译成28种语言，光在美国短短的15年间就发行了150万册，可谓数量惊人，如果再加上世界各国的发行，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在该书中，弗洛姆表明了他对自爱、爱自己的邻居以及爱自己的伙伴的深刻理解。
尽管弗洛姆后来放弃了早期接受的宗教教育，但是宗教情结一直在他的血脉中涌动。后来他在《禅与精神分析》和《你会像神一样》中揭示了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在《你会像神一样》一书中，弗洛姆对犹太教传统重新进行了激进的阐释，并对无神论思想进行了一番探究。另外，弗洛姆从历史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旧约》中关于上帝和人的论述看作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逐渐地成为了他自身，而非上帝所创造。
随后，弗洛姆主要关注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有关历史决定论的问题：人是否能再一次成为他的创造物的主人，或者人是否将会在高度技术化的工业世界中走向毁灭。在《希望的革命》一书中，弗洛姆指出，西方社会正处于十字路口上，传统观念处在前所未有的崩溃之中，种种混乱和不安定困扰着人们的思想。一个幽灵正在这个社会中间徘徊，只有少数人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它是一个全新的幽灵：一个完全机械化的社会，它服从计算机的指令，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人完全被抛入一个巨大无比的漩涡中，成为这部机器的一个原子，尽管他吃得好，娱乐得好，但他却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
弗洛姆寄希望于新的人道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依靠个人参与的方式激活人的创造性，用人道化的管理方式取代官僚主义的管理方式，改变消费模式，更新价值观念，来达到社会的复兴，以使健全的理想的人类乐园到来。
1976年，弗洛姆后期最主要的著作《占有还是生存》出版了，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为精神分析理论和他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和人道主义宗教的综合来一个完满的结合。弗洛姆区分了两种基本的完全相反的人的生存方式以及价值取向：重占有型和重生存型生活方式。
重占有生存方式的人试图把世界的一切据为己有，变为他的私有财产，永远就是一个疯狂的守财奴；而重生存的生活方式相对于重占有而言，一个人的存在不是去攫取、掠夺和拥有一切，他的存在体现着他的独立、自主、批判精神，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潜能，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美好的未来，他爱他人，爱世界，追求一种和谐美满的生活。弗洛姆还设计了他的理想社会和理想的新人，并对这个新时代的到来抱以乐观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