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生问题的出路才是尼采真正关注的，语言学只是一种表现方式，或者说是一种能够有助于真正的理解古人思想的工具。在这一点上的分歧最终表现在《悲剧的诞生》一文的评论中。对西奥格尼斯残稿的研究不仅带来了语言学的成果，而且尼采开始把这个还属于史前时代的希腊诗人理解为贵族。在西奥格尼斯的著作中有这样一句话：“从高贵的人那里你会学习高贵的东西，如果你混杂在卑微的人们之中，那么你就会失去你所占有的意义。”精神贵族一直是尼采的自诩，他经常以他的波兰贵族的血统自豪。可见，尼采以后全部学说的出发点都是基于他浓厚的贵族主义倾向。
（5）短暂的戎马生涯
1867年9月尼采侥幸通过参军体检，成为一名炮兵部队的志愿兵。单调而枯燥的训练生活并不是尼采最初所设想的那样丰富而有激情。11月，在炮兵部队里已经练习了6个星期的队列和骑术，准备接受军官考核。感觉部队生活并不乏味，可是仍然使他感到孤独。训练中叔本华的照片成为他的精神鼓励。
在这一时期，尼采全力研究德谟克利特，目的是想从他的思想当中找到将人类从宿命论中解救出来的方法。由于柏拉图和基督教神学都攻击德谟克利特的思想是危险的，这使尼采对他更感兴趣，并把他看作是一位想把人类从对上帝的建议与恐惧中解救出来的革命者，而且是第一位懂得能将科学方法论应用于道德范畴的哲学家。从德谟克利特的思想中，尼采发现了怀疑主义的价值：“我们用怀疑主义为传统思想掘下了坟墓，而由于怀疑主义带来的这些结果，我们寻找出被隐没了的真理，而且也许会再次发现传统的思想是正确的，尽管它凭着一双泥脚站立着。因此黑格尔主义者会说我们在企图通过否定之否定来说明真理。”
1868年3月，尼采在军事训练时，骑马受伤，胸部肌肉拉伤，当天两度昏迷。卧床10天后，军医为他动了手术。8月，康愈后回到南堡。这次骑马受伤，卧病达五六个月之久。他妹妹日后回忆说：“那次危笃的重病，给哥哥带来莫大的恩赐，在这半年中，他享受着完全自由的生活，不为大学的课程左右，也无需为学业或交际耗费时间。从繁重的军务中解放出来，一心沉潜于自我孤独之境，遂倾全力于哲学问题的思索，这段时期所撰写的文献学论著，也不知不觉带有哲学意味。”
1868年10月15日是尼采24岁生日。尼采退役回莱比锡大学。在莱比锡大学时于语言学会发表演说，获得好评。他努力工作，为使自己将来能在莱比锡大学当上讲师。
（6）任教于巴塞尔
1869年2月，经里奇尔教授的推荐，尼采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副教授，一年后升为教授。这正是他在大学将要结束时所希望的职务。里奇尔教授的推荐是巴塞尔大学聘任尼采的催化剂。尼采在这所大学里授课和写作，一直呆了10年。27岁写了一部引起语言学大部分同行反对的著作《悲剧的诞生》。这是一部关于哲学、美学和文化史方面的作品，内容是研究古希腊悲剧的起源和本质。他认定生命具有悲剧的性质，但人在悲剧的必然面前要对抗痛苦。后一点是与叔本华思想相异的，也是尼采意志哲学的特点之一。
1879年4月，由于头痛病、眼疾，他被迫辞去教席。按他后来的说法，“我的小册子使德国文化遭到第一次屠戮”，他“创造出来的词汇：文化市侩主义，也已经被保留在语言中，成了这场瘟疫般的思想骚乱的残存者”。这就是他对德国文化的总看法，也是他对自己作品的见解。并且，他认为在《不合时宜的考察》和《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两书之间，自己经过了一段危机和蜕皮时期。在这里，除了指他病魔缠身，身体有了危机以外，还指他自己思想上的蜕变，即他告别了叔本华，告别了瓦格纳，寻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树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辞职之后，他开始了飘泊者的生活。在漂泊的生活中，尼采游历了瑞士、意大利、法国、德国等地。他在漫游中边养病、边写作。
这时，他正处在四十不惑的前后，各种疾病缠身，但思想成熟了，对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几乎涉及到所有领域；对生命的肯定和颂扬，贯穿于所有作品。上帝之死、打倒偶像、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价值的转换、权力意志等等，一系列的惊世骇俗的观点，皆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他写了多部作品，如《曙光》《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论道德的谱系》《偶像的黄昏》《反基督徒》《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瞧，这个人》等。平均不到一年拿出一部作品，有的还是大部头著作。尼采过的是飘泊者的生活，并且一年有二百天被病魔缠身，这样的工作量就是对一个有稳定的、舒适的家庭生活的健康人来说，也是够大的了。但是，当时的德国出版商直到1888年底，还没有对他的著作发生特殊兴趣。他绝不是在出版商的催促下写作，更不是为了生活而写作，他有他的目的。他在1888年11月致勃兰兑斯的信中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基督教的对手们过去从未想到过的。”
在这段时间当中，尼采的情感生活并非像他的创作一样顺利，情感上遭遇了多次挫折。1882年与鲁·冯·莎罗美的相遇就是其一。莎罗美是位年轻的俄罗斯女性，仰慕尼采而从师于他。在尼采看来，她是理想的弟子和值得去爱的人。尼采立即通过友人保罗·莱向她求婚，结果令尼采失望。在1888年，尼采写了《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反基督徒》《瞧，这个人》。所有这些作品都显示出他的创作力更加旺盛，在精神崩溃之前他进行着最后的冲刺。在这些具有非凡技巧的作品中，连他的笔调也改变了，清新如同阿尔卑斯山的天空，狂暴又如同愤怒的公牛一样的无法遏制。
这个清晰、强健的头脑的确逐渐开始紊乱了。这发生在1889年1月初，尼采在意大利都灵的住所，看见一个马车夫在抽打他的马，他跑上去抱住马脖子，摔倒在地，等人们将他扶起送回房间，他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症状。经医生诊断，他患了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症。年仅45岁的尼采被送到德国耶拿大学精神病医院，由其母看护。在病情有所好转时，曾回到南堡家乡住了几个月，当病情恶化之后又住进医院。妹妹伊利莎白垄断了尼采作品的所有出版权。1900年8月25日，尼采与世长辞。
二、时代的产儿抑或弃儿
哲学思考是社会问题的反映，社会生活是哲学的土壤。哲学家总是与一定社会关系相联系的。尼采的哲学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哲学家所在的社会生活的呼唤、时代的要求。尼采哲学，体现了那个社会人的境遇和人的要求——这就是面对空前的虚无主义，人们应当如何去看待人生。尼采的哲学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的思考，特别是对当时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
1.战争带来的混乱
19世纪初，德国远比欧洲其他国家落后。封建式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使德国分裂为几十个诸侯国。德国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处于萌芽状态，由此而来的资产阶级必然不会像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冲锋陷阵。
尼采生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民族觉醒的时代。在19世纪后期，德意志民族正从痛苦中开始苏醒，而普鲁士王朝也不能在革命之后完全恢复旧秩序。50年代德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60年代德国首相俾斯麦采取铁血政策，先后与丹麦、奥地利、法国开战，以武力统一德国；70年代成立了德意志帝国，实行工业革命，赶超英法诸国的经济水平；80年代以后，逐渐走向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
诚然，尼采并不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对“德国高于一切”持批判态度。尼采说：“国家？这是什么？伸长你们的耳朵罢！我将告诉你们：民族是怎样灭亡的。”“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他冷酷地说谎，这便是从他口里爬出来的狂言：‘我，国家，便是民族。’”他把被崇拜之国家称为“新偶像”，甚至于提出只有在“国家消灭的地方，必要的人才开始存在；必要的人的歌唱，那独一无二的妙曲，才能开始”。他斥责“权势的贪欲”，认为“权力使人愚蠢”，德国精神变得更粗鄙、更浅薄了。
俾斯麦通过邪恶的手段完成了宏大的目标，但是当普鲁士节节胜利的时候，尼采在反思德国文化的生存与出路。“德国文化没有意义、没有实质、没有目标，只不过是所谓的公共舆论。再没有比这更坏的偏见了：以为德国军事胜利乃是教育文化的胜利，或以为这样就比法国文化还要优越。”
2.精神的危机
在这个危机的时代，原有的信仰观、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都在这个社会变动中显得苍白无力。一些人敏锐地感觉到社会存在的危机并且试图寻找着出路。他们发现自文艺复兴以来所树立起来的理性王国也不能给人真正的幸福、自由、平等和博爱。这些上一世纪的伟大的词汇并不适合现实的社会。社会现实并没有给人以平等，工业和科学的发展反而使更多的人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基督教的教义不能给人现实的安慰。
马克思早在同一世纪的40年代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物质繁荣背后的人的异化现象，并且确认，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和私有制。他从中引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试图寻找另一条路。他们诉诸人的内心生活领域，想依靠某种“精神革命”来解决普遍的精神危机。
这三个人出生在不同国家，活动于不同领域，各自独立地得出了某些共同的见解。他们的思想在精神实质上异常一致。尼采在1887年读到陀氏的《地下室手记》法译本，在此之前他还不知道有陀氏这个人。他描绘自己读此书的感觉道：“一种血统本能直接呼唤出来，我的欣喜超乎寻常。”尼采赞叹陀氏是“深刻的人”，并且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中学到一点东西的惟一的心理学家，他属于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幸运情形。”
3.叔本华和瓦格纳
叔本华的哲学无疑是尼采哲学思想的直接来源。尼采在莱比锡大学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叔本华的哲学和瓦格纳的音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化，正因为瓦格纳的音乐表现了叔本华的悲剧哲学，才会让尼采感到着迷和兴奋。
初见《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时，尼采兴奋不已，他甚至认为这本书专为他所写。“回到家后我便靠在沙发上读起了刚刚得到的这本珍贵的书。我开始让那本有力但沉闷的天才之作占据了我的心。书里的每一行都发出了超脱、否定和超然的声音。我看见了一面极为深刻地反映了整个世界、生活和我内心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