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灵帝在位时，张仲景被举为南阳郡的孝廉，并因此出任长沙太守。公元195年以后，大规模的伤寒病又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流行，不到10年时间，仅张仲景自己家族200多口人就病死了134人，单因害伤寒而死的就有90多人。在家乡疬疫暴行的情况下，张仲景毅然辞去太守之职，返回故里，呕心沥血，钻研医学。
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就是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后来，人们便称这种食物为“饺耳”或“饺子”，在冬至和大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恩情。
返回故里后，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
●华佗妙手医疾病
华伦是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从小就刻苦钻研学问，精通各种经书，尤其喜爱研究医学和养生的方法。后来他去徐州游学，拜名医为师，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华佗样样精通，外科医术尤其高明，因而后世尊称他为外科的祖师。
华佗诊病极其准确。一次，有两个官员闹头疼发热，先后找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情，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个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药却不一样。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两人回去服药后，果然是药到病除。
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然后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长长的寄生虫，而且病马上就好了。
还有一次，一个太守生了病，他日不思饮食，夜不能成寐，请了许多医生诊治都没治好。华佗给太守诊过脉以后，认为是胸中淤血所致，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才能治好。于是，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给他开方抓药，过了几天，竟不告而别，还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的用意，暗暗叮嘱家人不要去抓华佗。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呕，顿觉神清气爽，不一会儿便向家人索要酒食，有滋有味地吃喝起来。
华佗不仅能治一些疑难杂症，还善于做开刀手术。他配制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有个病人患肚痛病，痛得厉害，经过十多天，胡须眉毛全脱落下来。华佗诊断后说：“这是脾脏溃烂了，得赶快开腹治疗。”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四五天，创口愈合，一个月内便康复了。
●曹植七步做成诗
曹植是曹操的第四个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自小敏而好学，文才出众，十多岁就能吟诗作赋，因此曹丕心中暗暗妒忌，继位称帝后就借机打击曹植。
有一次，曹丕对曹植说：“听说你才思敏捷，我却从没有当面试过，现在限你在七步之内，要成诗一首，如果不能，我就要治你欺世盗名之罪！”曹植无奈，只得一面走，一面做诗，还没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煮豆燃豆萁（豆秆），漉（过滤）鼓（豆豉）以为汁。其在釜（锅）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全诗用同根生的萁、豆比喻同父母的兄弟，用萁豆相煎来比喻兄弟不睦，自相残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曹植对曹不沉痛而严肃的责问，是批评，也是规劝。曹丕当时听了这首诗，受到感动，就不再陷害曹植了。
●裴秀与制图六体
裴秀，字秀彦，河东闻喜（在今山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曾担任过司空等职，掌管土地、制图等工作，在制作地图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裴秀的最大成就是制成“制图六体”，即制图所应遵循的方法和规律，共有六条。它们是：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然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我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
此外，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重新勘察、绘制了当时的地图。裴秀又将原有粗重的用八十正缣制作的《天下大图》加以改造，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进行缩制，使之成为容易省览的小而明确的《方丈图》。这种缩小了的《方丈图》就是现在所说的小比例尺（1：1800000）地图。南北朝时，文学家谢庄制造出一个方丈大的木质地形模特，后来北宋沈括、南宋黄裳与朱熹，都用木材、面糊、木屑、胶泥及蜡等制造地形模型。这些都是裴秀方丈图的继续演进，说明裴秀对后代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绝画圣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杰出的人物画家。他家祖辈都是晋朝官吏、书香人家。顾恺之很小就博览群书，崭露才华。他能诗善赋，擅长书法，尤其精于绘画，是少年成名的天才艺术家。后人称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才绝”是说顾恺之聪颖，多才多艺；“画绝”是说顾恺之擅长绘画；“痴绝”就是顾恺之对艺术研究专心致志的精神。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顾恺之的突出成就在于他的人物画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生动传神，形神兼备。他的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打破了以前那种以宗教题材为主的风气，成为伟大祖国艺术宝库里最宝贵的遗产。他的作品大都散失，现在保存下来的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摹本，一直被视如珍品。
●干宝撰写《搜神记》
东晋政权建立以后，有一段时间生产有所发展，文化事业也比较繁荣，文学艺术方面出了一些人才。有个名叫干宝的历史学家，奉晋元帝司马睿之命，写了一部叫《晋纪》的历史书；同时，他自己又根据听到的故事和书上看到的材料，编写了一部《搜神记》。《晋纪》这部历史书后来失传了，《搜神记》这部小说一直流传下来。
《搜神记》的内容大部分写神怪故事，宣扬迷信，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其中也写了一部分很有意义的故事和传说。《搜神记》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著名小说，干宝也不失为中国最早的一位小说家。
●书法巨匠王羲之
王羲之是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人称“书圣”。
王羲之从小酷爱书法，他七岁时就非常喜爱写字。传说他在走路、休息的时候，也不放过练习写字的机会。仔细揣摹字体的结构、架势和笔法，心里想着，手指也就不知不觉地在自己身上一横一竖、一笔一划地比划着。日子久了，衣服都被他划破了。他每天写完了字，总是要到自己门前的池塘里去洗刷毛笔和砚台。夭长日久，池塘里的水都变成墨色的了。
王羲之小时候并不显得特别聪明，反而说话迟钝，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才能，只有当时吏部尚书周颉对他另眼看待。王羲之十三岁时，去拜见他，适逢周颉大宴宾客。当时宴席上有一种十分珍贵的菜叫牛心炙，按照习惯，这种菜应该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周颉因为非常喜欢他，竞不顾所有在座的贵客，先割了一块牛心炙给王羲之吃，众人大为惊奇。周颉独具慧眼，认为王羲之有奇才。此后王羲之才被人们所认识。
王羲之长大后，变得能言善辩，素性坦率，不拘礼节。当时太尉郡鉴，想与王氏大族联姻，派人到王家挑选女婿。王羲之的伯父、东晋宰相王导把王氏家族中少年子弟都集中到东厢房里，让来人任意挑选。王氏所有少年子弟，听说要来相女婿，个个都装出端庄严肃的样子。只有一人在东床上坦腹吃东西，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听到。这人就是王羲之。于是郑鉴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出生于东晋王氏家族，王氏家族为士家大族，当时人传说：“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却不愿做官，因而在仕途上断断续续，好多次推辞不受。后来，扬州刺史殷浩与他关系很好，写信劝他任职会稽内史。因为会稽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可以娱人性情，他就答应了。王羲之曾经与谢安、孙绰等著名文人四十多人，会集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游宴。这些文人在兰亭会上乘兴作诗，共得诗四十首，编成《兰亭集》。王羲之挥笔疾书，为诗集作序，写成《兰亭集序》。这篇作品，共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全文以“之”字最多，计有二十字，字字别开生面，无一雷同，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历代书法家都推崇《兰亭集序》，认为是行书的绝代佳作。
据说，山阴地方有个道士很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想请王羲之给写一本《道德经》，王羲之不答应。他听说王羲之最喜欢白鹅，常常摹仿鹅掌划水的动作，来锻炼自己的手腕，使手腕运起笔来更加强劲而灵活。道士有两只白鹅是鹅中精品，王羲之见之爱不释手，道士见他喜欢此鹅就提出以鹅换书。王羲之欣然同意，当场写好了一本《道德经》，交给了道士，带走了这群鹅。这就是后人传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还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见一老妇人，拿六角竹扇出卖，好长时间没有人买。王羲之提笔在扇子上书写了几个字。老妇人很不高兴，埋怨说：“你怎么在我的扇子上随便写字呢？这样，谁还再买呢？”王羲之对老妇人说：“你只要说王右军写的，一把可以卖百钱。”老妇人不信，就照王羲之的话说了，果然有很多人都争着来买，竹扇很快卖光了。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吸取了汉魏以来许多书法家的特点和精华，又摆脱了汉魏笔风，开辟了一种新的意境。他写的字体都有独到的功夫，笔势开放俊朗，结构又十分严谨，自成一家，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来自陶渊明。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是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少年时候，就有高尚的志趣。他曾经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不知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住宅旁边种有五棵柳树，故称作五柳先生。他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可是由于家贫，不能常常买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了，时常请他喝酒。他一去，总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回到破旧的屋里，读书作文，生活过得安乐自在。写五柳先生，就是写他自己，是他本人生活的实录。
陶渊明曾担任江州祭酒、彭泽令等小官职。彭泽（今江西彭泽）令，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到了年底，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就解去官职，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
其实，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实思想，不仅于此，在《归田园居》诗里，就讲得十分明白。他说，他13年中，几度出仕，深受羁缚；这次坚决脱离官场，归隐田园，就像笼中鸟飞回大自然一样，感到无比自由和愉快。家乡的草屋、田地、树木、炊烟，乃至鸡鸣、犬吠，都是那么亲切可爱，作者的这种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官场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陶渊明有《饮酒》诗20首，都是酒后所作。关于陶渊明喝酒的传说很多，如说他每逢酒熟时，就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酒，过滤完毕，仍把葛巾戴在头上。又如渊明所居的栗里（在庐山南麓、温泉北侧的虎爪崖下），有块大石，陶渊明喝醉了，就躺在石上，故名醉石。
●范缜撰写《神灭论》
南北朝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是对佛教最虔诚的皇帝了。在梁武帝的保护下，寺院里养着很多僧侣，他们不仅同大小地主一样剥削贫苦的民众，而且还享有不纳税的特权。
当人们对佛教执迷不悟时，还是有些清醒的人明白迷信佛教是荒谬的，范缜就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一位。
范缜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沁阳）人。他出身寒微，少年时就特立独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齐朝的时候，竟陵王萧子良也笃信佛教，他在宴会上问范缜：“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那请问，世界上为什么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却受苦呢？”
范缜起身走到门前，指着庭前开着花的树，说：“人生境遇好比这棵树上的花，有些花被风吹到厅堂，落在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掉进粪坑里。这全都是偶然现象，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这个生动的比喻，令在座的人都哑口无言。
梁武帝即位后，在光华殿大宴群臣，照例说了些皇帝应尊重臣子、虚心纳柬的话，不料范填却当场对他提出了批评。于是，萧衍就借故把范缜贬到广州去了
两年后，范缜忽然被召回京师，做中书郎。等他一回到建业，萧衍就组织朝迳显贵、群臣、僧侣一齐上阵，攻击范缜的思想。范填为了与那些信佛的权贵辩论，在公元507年，撰写了千古不朽的《神灭论》。范缜把“形”与“神”的关系比喻为刀和刀锋的关系。他认为，形是本质，神是作用；离开了刀，就没有锋利的特性，离开了肉体，也就没有了精神。《神灭论》的发表，震动了朝野。
萧衍动员佛教信徒七十余人围攻范缜。东宫舍人曹思文先后写了两篇文章驳难范缜的《神灭论》，范续一一作了回答。善于诡辩的曹思文也只好说自己才思浅陋，驳斥不倒《神灭论》。于是，萧衍下诏书，给范缜扣了“背经”“乖理”“灭圣”下项罪名，这场辩论就算结束了。不久，范缜被调任国子博士，两年后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