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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汉灵帝在位时,张仲景被举为南阳郡的孝廉,并因此出任长沙太守。公元195年以后,大规模的伤寒病又开始在全国各地蔓延流行,不到10年时间,仅张仲景自己家族200多口人就病死了134人,单因害伤寒而死的就有90多人。在家乡疬疫暴行的情况下,张仲景毅然辞去太守之职,返回故里,呕心沥血,钻研医学。

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张仲景的药名叫“祛寒娇耳汤”,就是把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后来,人们便称这种食物为“饺耳”或“饺子”,在冬至和大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恩情。

返回故里后,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他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流行病和各种内科杂症的病因、病理以及治疗原则和治疗方法,并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

●华佗妙手医疾病

华伦是东汉末年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他从小就刻苦钻研学问,精通各种经书,尤其喜爱研究医学和养生的方法。后来他去徐州游学,拜名医为师,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华佗样样精通,外科医术尤其高明,因而后世尊称他为外科的祖师。

华佗诊病极其准确。一次,有两个官员闹头疼发热,先后找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情,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个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药却不一样。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两人回去服药后,果然是药到病除。

有一次,华佗在路上遇见一位患咽喉阻塞的病人,吃不下东西,正乘车去医治。病人呻吟着十分痛苦。华佗走上前去仔细诊视了病人,然后对他说:“你向路旁卖饼人家要三两萍齑,加半碗酸醋,调好后吃下去,病自然会好。”病人按他的话,吃了萍齑和醋,立即吐出一条长长的寄生虫,而且病马上就好了。

还有一次,一个太守生了病,他日不思饮食,夜不能成寐,请了许多医生诊治都没治好。华佗给太守诊过脉以后,认为是胸中淤血所致,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才能治好。于是,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给他开方抓药,过了几天,竟不告而别,还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的用意,暗暗叮嘱家人不要去抓华佗。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呕,顿觉神清气爽,不一会儿便向家人索要酒食,有滋有味地吃喝起来。

华佗不仅能治一些疑难杂症,还善于做开刀手术。他配制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有个病人患肚痛病,痛得厉害,经过十多天,胡须眉毛全脱落下来。华佗诊断后说:“这是脾脏溃烂了,得赶快开腹治疗。”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四五天,创口愈合,一个月内便康复了。

●曹植七步做成诗

曹植是曹操的第四个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弟弟,自小敏而好学,文才出众,十多岁就能吟诗作赋,因此曹丕心中暗暗妒忌,继位称帝后就借机打击曹植。

有一次,曹丕对曹植说:“听说你才思敏捷,我却从没有当面试过,现在限你在七步之内,要成诗一首,如果不能,我就要治你欺世盗名之罪!”曹植无奈,只得一面走,一面做诗,还没走满七步,便做成了一首:煮豆燃豆萁(豆秆),漉(过滤)鼓(豆豉)以为汁。其在釜(锅)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全诗用同根生的萁、豆比喻同父母的兄弟,用萁豆相煎来比喻兄弟不睦,自相残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曹植对曹不沉痛而严肃的责问,是批评,也是规劝。曹丕当时听了这首诗,受到感动,就不再陷害曹植了。

●裴秀与制图六体

裴秀,字秀彦,河东闻喜(在今山西)人,出身于官僚世家,曾担任过司空等职,掌管土地、制图等工作,在制作地图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裴秀的最大成就是制成“制图六体”,即制图所应遵循的方法和规律,共有六条。它们是:一、“分率”,即比例尺;二、“准望”,即方位;三、“道里”,即距离;四、“高下”;五、“方邪”;六、“迂直”。其中后三条说明各地间由于地势起伏、倾斜缓急、山川走向而产生的问题。裴秀认为以上六条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如果地图上没有比例尺的标记,则不能确定距离的远近。如果只有比例尺的标记,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向虽然从某一方向看是对的,但从其他方向看就不对了。如果只有方位的确定,而无道路的实际路线和距离的表示,那么在有山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该怎样通行了。如果只有路线和距离的标记,而无地面高低起伏和路线曲直的形状,则道路的远近必定与其距离不符,方向也弄不清。所以六条准则必然综合运用,相互印证,才能确定一个地方的位置、距离和地势情况。因此可以说,现代地图学所需要的主要因素,除经纬线和投影以外,裴秀都已谈及了。我国绘制地图的方法基本上都依据裴秀所规定的“六体”。

此外,裴秀编绘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重新勘察、绘制了当时的地图。裴秀又将原有粗重的用八十正缣制作的《天下大图》加以改造,以“一分为十里,一寸为百里”的比例进行缩制,使之成为容易省览的小而明确的《方丈图》。这种缩小了的《方丈图》就是现在所说的小比例尺(1:1800000)地图。南北朝时,文学家谢庄制造出一个方丈大的木质地形模特,后来北宋沈括、南宋黄裳与朱熹,都用木材、面糊、木屑、胶泥及蜡等制造地形模型。这些都是裴秀方丈图的继续演进,说明裴秀对后代地图学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三绝画圣顾恺之

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今江苏无锡)人,东晋时期杰出的人物画家。他家祖辈都是晋朝官吏、书香人家。顾恺之很小就博览群书,崭露才华。他能诗善赋,擅长书法,尤其精于绘画,是少年成名的天才艺术家。后人称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才绝”是说顾恺之聪颖,多才多艺;“画绝”是说顾恺之擅长绘画;“痴绝”就是顾恺之对艺术研究专心致志的精神。

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提出的“六法”,为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顾恺之的突出成就在于他的人物画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生动传神,形神兼备。他的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打破了以前那种以宗教题材为主的风气,成为伟大祖国艺术宝库里最宝贵的遗产。他的作品大都散失,现在保存下来的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摹本,一直被视如珍品。

●干宝撰写《搜神记》

东晋政权建立以后,有一段时间生产有所发展,文化事业也比较繁荣,文学艺术方面出了一些人才。有个名叫干宝的历史学家,奉晋元帝司马睿之命,写了一部叫《晋纪》的历史书;同时,他自己又根据听到的故事和书上看到的材料,编写了一部《搜神记》。《晋纪》这部历史书后来失传了,《搜神记》这部小说一直流传下来。

《搜神记》的内容大部分写神怪故事,宣扬迷信,是应当批判的,但是其中也写了一部分很有意义的故事和传说。《搜神记》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著名小说,干宝也不失为中国最早的一位小说家。

●书法巨匠王羲之

王羲之是琅琊(今山东临沂)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人称“书圣”。

王羲之从小酷爱书法,他七岁时就非常喜爱写字。传说他在走路、休息的时候,也不放过练习写字的机会。仔细揣摹字体的结构、架势和笔法,心里想着,手指也就不知不觉地在自己身上一横一竖、一笔一划地比划着。日子久了,衣服都被他划破了。他每天写完了字,总是要到自己门前的池塘里去洗刷毛笔和砚台。夭长日久,池塘里的水都变成墨色的了。

王羲之小时候并不显得特别聪明,反而说话迟钝,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才能,只有当时吏部尚书周颉对他另眼看待。王羲之十三岁时,去拜见他,适逢周颉大宴宾客。当时宴席上有一种十分珍贵的菜叫牛心炙,按照习惯,这种菜应该给最尊贵的客人吃的。周颉因为非常喜欢他,竞不顾所有在座的贵客,先割了一块牛心炙给王羲之吃,众人大为惊奇。周颉独具慧眼,认为王羲之有奇才。此后王羲之才被人们所认识。

王羲之长大后,变得能言善辩,素性坦率,不拘礼节。当时太尉郡鉴,想与王氏大族联姻,派人到王家挑选女婿。王羲之的伯父、东晋宰相王导把王氏家族中少年子弟都集中到东厢房里,让来人任意挑选。王氏所有少年子弟,听说要来相女婿,个个都装出端庄严肃的样子。只有一人在东床上坦腹吃东西,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听到。这人就是王羲之。于是郑鉴就把女儿嫁给他。

王羲之出生于东晋王氏家族,王氏家族为士家大族,当时人传说:“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却不愿做官,因而在仕途上断断续续,好多次推辞不受。后来,扬州刺史殷浩与他关系很好,写信劝他任职会稽内史。因为会稽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可以娱人性情,他就答应了。王羲之曾经与谢安、孙绰等著名文人四十多人,会集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游宴。这些文人在兰亭会上乘兴作诗,共得诗四十首,编成《兰亭集》。王羲之挥笔疾书,为诗集作序,写成《兰亭集序》。这篇作品,共有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笔飞墨舞,气象万千,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全文以“之”字最多,计有二十字,字字别开生面,无一雷同,是王羲之最得意的作品。历代书法家都推崇《兰亭集序》,认为是行书的绝代佳作。

据说,山阴地方有个道士很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想请王羲之给写一本《道德经》,王羲之不答应。他听说王羲之最喜欢白鹅,常常摹仿鹅掌划水的动作,来锻炼自己的手腕,使手腕运起笔来更加强劲而灵活。道士有两只白鹅是鹅中精品,王羲之见之爱不释手,道士见他喜欢此鹅就提出以鹅换书。王羲之欣然同意,当场写好了一本《道德经》,交给了道士,带走了这群鹅。这就是后人传颂的“书成换白鹅”的故事。

还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见一老妇人,拿六角竹扇出卖,好长时间没有人买。王羲之提笔在扇子上书写了几个字。老妇人很不高兴,埋怨说:“你怎么在我的扇子上随便写字呢?这样,谁还再买呢?”王羲之对老妇人说:“你只要说王右军写的,一把可以卖百钱。”老妇人不信,就照王羲之的话说了,果然有很多人都争着来买,竹扇很快卖光了。

王羲之的书法艺术,吸取了汉魏以来许多书法家的特点和精华,又摆脱了汉魏笔风,开辟了一种新的意境。他写的字体都有独到的功夫,笔势开放俊朗,结构又十分严谨,自成一家,对我国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不为五斗米折腰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故来自陶渊明。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是东晋时代的大诗人。他少年时候,就有高尚的志趣。他曾经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位先生不知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住宅旁边种有五棵柳树,故称作五柳先生。他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可是由于家贫,不能常常买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了,时常请他喝酒。他一去,总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回到破旧的屋里,读书作文,生活过得安乐自在。写五柳先生,就是写他自己,是他本人生活的实录。

陶渊明曾担任江州祭酒、彭泽令等小官职。彭泽(今江西彭泽)令,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到了年底,郡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就解去官职,写了一篇《归去来兮辞》。

其实,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实思想,不仅于此,在《归田园居》诗里,就讲得十分明白。他说,他13年中,几度出仕,深受羁缚;这次坚决脱离官场,归隐田园,就像笼中鸟飞回大自然一样,感到无比自由和愉快。家乡的草屋、田地、树木、炊烟,乃至鸡鸣、犬吠,都是那么亲切可爱,作者的这种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官场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陶渊明有《饮酒》诗20首,都是酒后所作。关于陶渊明喝酒的传说很多,如说他每逢酒熟时,就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酒,过滤完毕,仍把葛巾戴在头上。又如渊明所居的栗里(在庐山南麓、温泉北侧的虎爪崖下),有块大石,陶渊明喝醉了,就躺在石上,故名醉石。

●范缜撰写《神灭论》

南北朝的时候,佛教在中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朝的梁武帝萧衍是对佛教最虔诚的皇帝了。在梁武帝的保护下,寺院里养着很多僧侣,他们不仅同大小地主一样剥削贫苦的民众,而且还享有不纳税的特权。

当人们对佛教执迷不悟时,还是有些清醒的人明白迷信佛教是荒谬的,范缜就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一位。

范缜字子真,南阳舞阴(今河南沁阳)人。他出身寒微,少年时就特立独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齐朝的时候,竟陵王萧子良也笃信佛教,他在宴会上问范缜:“你不信鬼神,不信因果报应。那请问,世界上为什么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有的人享福,有的人却受苦呢?”

范缜起身走到门前,指着庭前开着花的树,说:“人生境遇好比这棵树上的花,有些花被风吹到厅堂,落在席上、坐垫上;有些吹进厕所,掉进粪坑里。这全都是偶然现象,哪里有什么因果报应?”这个生动的比喻,令在座的人都哑口无言。

梁武帝即位后,在光华殿大宴群臣,照例说了些皇帝应尊重臣子、虚心纳柬的话,不料范填却当场对他提出了批评。于是,萧衍就借故把范缜贬到广州去了

两年后,范缜忽然被召回京师,做中书郎。等他一回到建业,萧衍就组织朝迳显贵、群臣、僧侣一齐上阵,攻击范缜的思想。范填为了与那些信佛的权贵辩论,在公元507年,撰写了千古不朽的《神灭论》。范缜把“形”与“神”的关系比喻为刀和刀锋的关系。他认为,形是本质,神是作用;离开了刀,就没有锋利的特性,离开了肉体,也就没有了精神。《神灭论》的发表,震动了朝野。

萧衍动员佛教信徒七十余人围攻范缜。东宫舍人曹思文先后写了两篇文章驳难范缜的《神灭论》,范续一一作了回答。善于诡辩的曹思文也只好说自己才思浅陋,驳斥不倒《神灭论》。于是,萧衍下诏书,给范缜扣了“背经”“乖理”“灭圣”下项罪名,这场辩论就算结束了。不久,范缜被调任国子博士,两年后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