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年，长江中游地区连年灾荒，饥民们在王匡、王凤兄弟领导下发动起义。因为这支起义军最初驻扎在绿林山，故称绿林军。分散的绿林军到处攻打地主武装，发展很快。他们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王莽在南方的统治。公元18年，青州、徐州一带发生大灾荒，琅琊人樊崇率百余人于莒县起义。起义军人人皆以赤色涂眉，因而被称为“赤眉军”。公元22年，起义军与新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展开激战，新军大败。起义军乘胜追击，攻至无盐，杀敌万余。这次战役后，赤眉军势力大增，人数发展到十几万人。他们转战于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瓦解了王莽在东部的统治。
绿林、赤眉大起义的爆发，使王莽的新朝统治摇摇欲坠了。
##第十二辑东汉复兴
●战昆阳刘秀扬威
更始帝刘玄做了皇帝之后，就派大将四处攻伐城池。眼看汉军长驭直入，王莽慌了手脚，派司空王邑、司徒王寻率军四十余万，气势汹汹地向昆阳扑来，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当时昆阳城内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敌我力量悬殊，汉军众将认为，如果敌军长期围困，昆阳必被攻陷。于是，刘秀和李轶率领11名骑兵，冒死从城南突破重围去别处搬求救兵。
刘秀刚离开昆阳，王邑、王寻就命令士兵挖地道，并用冲车撞城门，箭像雨一样落在昆阳城里。汉军顽强应战，一次次击退了王莽军的进攻。这时，刘秀等人已赶到郾城和定陵，带着援军赶赴昆阳，向数倍于己的王莽军冲去。为了鼓舞城里守军的士气，刘秀修书一封，谎称另一支汉军主力已攻破宛城，派使者给城里守军送去。这封信后来被王莽军截获，使王莽军阵脚大乱。刘秀一看机会来了，立即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向王莽军冲去。
王邑和王寻见刘秀的援军人数不多，不当一回事。他们两人亲自带着一万余人前来迎战，同时命令各营军队不得出击。刘秀的突击队冲入敌阵后，奋战拼杀。王邑军阵大乱，因军令限制，其他将领也不敢互相救援。刘秀率军左冲右杀，很快冲到王寻面前，将王寻杀死。城内守军见状，趁机杀出城来，内外夹攻，杀声震天动地。王莽军大乱，四处溃逃，互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恰巧此时风雷大作，雨下如注，昆阳城北的洼水陡涨。王莽军不少人落进洼水中淹死，尸体把河道都堵塞了。
汉军取得了昆阳大战的胜利，王莽的40万大军顷刻间化为鸟有。官军败逃后，留下的粮草、兵器不计其数，汉军搬了一个多月还没搬完。昆阳大战是刘秀戎马生涯中的－个光辉战例，从此，刘秀扬名天下。
●登帝位“光武中兴”
刘秀登上帝位之后，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陆续消灭各地的农民起义军和大大小小的地方割据势力，基本上重建了统一局面，历史上称刘秀重建汉室是“光武中兴”。
刘秀即位之初，就废止了王莽订立的所有制度和政策，基本恢复了西汉时期的制度和政策。公元30年，他下令各郡国减低田租，恢复“三十税一”的旧制。其次是选用良吏，减轻刑罚。刘秀还下令提倡节俭，精兵简政等。这些政策与措施对于东汉农业生产的恢复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具有积极意义。
刘秀建立了一个比西汉还要专制的封建政权。他给功臣们以爵位和封地，但不给他们政治权力。他把原来在内廷处理文书的尚书台提高为决策和发号施令的机构，由皇帝直接指挥。他还进一步削弱了丞相的权力，代之以司徒、司空和太尉，也称“三公”。三公表面上权力很大，实际上只能处理一些例行的公事，而尚书台才是实际行政事务的最高管辖机关。光武帝还加强了监察制度，在中央设立御史台、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举报朝廷百官犯法者和各郡事务。光武帝还裁撤了400多个县，大量裁减官员，提高地方行政效率。东汉时期，刺史的监督权被扩大了，地方上一切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也渐渐落到刺史手中。
为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公元39年，刘秀下诏“度田”，对全国的户口和土地进行清理、核实。但是豪族地主势力仍千方百计地把负担的赋税摇役转嫁到农民头上，同时以武装抗拒度田，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后来，刘秀采取镇压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办法，平息了度田引起的骚乱，有利于赋税、徭役的征调。刘秀连续6次下令解放部分奴婢，并改善奴婢的法律地位。解放奴蟀是为了增加由政府直接控制的劳动力。
●马援与马革裹尸
马援，东汉陕西扶风茂陵人。先祖是赵国名将赵奢，因被封为“马服君”，遂以马为姓。
公元32年，马援投奔刘秀，并协助他西平隗嚣。在破羌安陇的战斗中，他身先士卒，腿肚子被箭射穿，流血不止，仍坚持直到获胜，刘秀赐他只千只羊、三百头牛，他将这些搞品分发部下，因而深得将士的敬重和拥戴。
后来，马援被授予“伏波将军”称号，大家都来向他祝贺，其中有个名叫孟翼的官员。马援对孟翼说：“为什么先生不说些指教我的话，而味夸奖我呢？”孟翼不知如何应对。马援说：“汉武帝时的伏波将军路博德，开拓了七个郡的土地，他的封地只有数百户。我的功劳比路将军小得多了，封地多达三千户。赏大于功，先生为什么不在这方面指教指教我呢？如今，匈奴和乌桓还在北方不断侵扰，我打算向朝廷请求当个先锋，做一个有志的男儿。男儿应该战死在边疆荒野的战场上，用马的皮革裹着尸体就行了（马革裹尸），怎么能躺在床上，死在儿女的身边呢？”孟翼听了由衷佩服。
公元47年冬天，湖南地方暴动，朝廷多次派官兵镇压不能取胜，刘秀十分担忧那里的战局。这时，马援年已62岁，饱经风霜，有病在身，闻讯从床上一跃而起，披挂上马，请缨出战。刘秀怜他年老体衰。马援说：“老当益壮，我还能披甲上马！”他飞身上马，率军奔驰在疆场上，屡战屡胜。由于南方气候炎热，好多士兵中暑死去，马援自己也病倒了，不久病死在军中，实现了他“马革裹尸”的壮志。
马援死后，刘秀亲自题写“马革裹尸”的金匾，派人送到他的家中，还命人把“马革裹尸”谱成曲子，作为军歌，规定汉军出征前必须高唱三遍，以鼓舞士气。
●班超与投笔从戎
班超是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的小儿子，《汉书》的编撰者班固的弟弟。班超从小胸怀大志，虽然不注意修饰外表，不拘细节，但很孝顺长辈，常常在家干粗活、累活。班超擅长辩论，并且阅读过各种图书和典籍。
公元62年，30岁的班固被召到京城洛阳做官，母亲随同前往。由于家境贫寒，班超经常替官府抄写书籍，以取得一些收入。
时间久了，班超对整天抄抄写写非常厌烦，觉得长期干这种事没有出息，生活枯燥无味，一天，他正在埋头抄书，突然心有所感，把笔一扔，感叹地说：“大丈夫应该有雄才大略，应当像傅介子、张骞那样，到西域去建功立业，取得高官厚禄，怎么能老是这样埋头在笔砚之间抄书呢！”同班超一起抄书的人听他说这话都不以为然，讥笑他是异想天开。班超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这些庸碌无为的小人，怎么能理解壮士的志向呢？”
不久，班超就参加了军队，后来成了东汉的名将
●班超再度通西域
班超“投笔从戎”后，在公元73年奉命出使西域。二百年的历史证明，在汉匈关系这架天平上，西域是个决定性的砝码。汉家联合西域，匈奴则势孤；汉家与西域绝交，匈奴则势强。欲制匈奴，必先联西域，去其右臂。这就是班超出使西域所肩负的战略使命。
班超一行来到都善（原名楼兰，在今新疆若羌县治卡克里克，地处西域南道），都善王对汉使起初殷勤而又热情，后忽变得疏远而怠慢了。班超意料到其中有故，可能匈奴也派来使者，都善王何去何从狐疑不定。这个判断从都善的使者口中得到证实。班超立即与同行的36个伙伴密商，当机立断，先发制人，夜袭匈奴使者，否则汉使必为其所害。班超遂率吏士，乘夜半风起，出袭匈奴使者。班超亲手格杀3人，伙伴们斩首三十余级，其余一百多人全被烧死。第二天，班超把鄯善王请来，都善王看到匈奴使者的人头，也为汉家使者的英勇果敢所震惊，遂打消狐疑，决意摆脱匈奴的统治，与汉家复通和好。
接着，班超一行经于闻（今新疆和田一带），争取了于阗王。于闻人主动杀死了匈奴派去奴役他们的“监护使者”。
班超继续西行，来到疏勒（今新疆喀什一带），得知疏勒王兜题并不是疏勒人。龟兹王依仗匈奴势力杀死前疏勒王后，派兜题来做疏勒王，以此来统治疏勒。疏勒人恨他，可又不敢惹龟兹和匈奴。班超和几个伙伴来见兜题，出其不意，突然动手把他抓了起来，宣布他的罪状。疏勒人举国欢动，推出自己人当国王。班超让疏勒人把兜题放回龟兹，让他去警告龟兹王，不准依仗大国势力欺压小国。
公元75年，班超出使的第三年，西域南道已经打通，北道仍在匈奴控制之下。这时，东汉朝廷命令班超从西域撤回。疏勒人知道后，举国忧恐，挽留不让离去。一位都尉不忍汉使离去，竟拔刀自杀了。班超路过于阗，从国王到百姓，都哭号不止，紧紧抱住班超的马腿不放。班超见此情此景，也不忍功半而去，上书朝廷，愿继续留在西域。
班超在西域，联合弱小民族，团结抗暴，先后打败莎车（今新疆莎车一带）、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带）等国，匈奴北单于在西域北道上的势力也被驱逐出去，西域五十多国又同东汉王朝建立起友好的关系。
班超在西域经营整整30年。公元102年，他以71岁高龄扶杖回到长安，一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
班超的名字将永远地同“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
●王景治理母亲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她所带来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
王景（约生于公元20年），字仲通，琅琊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自幼“广窥众书”，学识渊博，掌握多种技艺，尤其热心于水利工程建设。有年，浚仪（今河南开封）附近的浚仪渠（汴渠的一段）被黄河水冲毁，影响人们的生活安定和农业生产，朝廷下诏修复。根据司空（官名）的推荐，朝廷即派王景帮助王吴共修浚仪渠。王景建议王吴采用“堰流法”，很快修好了浚仪渠，以后一直没有再遭灾，受到百姓的赞扬。“堰流法”是王景的一大创造。所谓“堰流法”，就是在堤岸一侧设置侧向溢流堰，专门用来分泄洪水。这次治渠成功，使王景以“能理水”而闻名。
东汉初年，河南郡境的黄河发生剧烈变化，由于河道大幅度向南摆动，造成黄河、济水、汴渠各支派乱流的局面，航道淤塞，漕运中止，田园庐舍皆被吞没。其中兖州（今河南北部、山东西部、河北东南部）、豫州（今河南东部、南部，安徽西北部）受害尤重。后来，黄河以南淹没的范围竟达数十县之多。刘庄即位之后，情况更加恶化。
公元69年的一天，刘庄偶然听说王景在水利方面很有研究，随即派人把王景召来。王景察奏说：“河为汴害之源，汴为河害之表，河、汴分流，则运道无忠，河、汴兼治，则得益无穷。”刘庄很赞赏王景的治河见解，于是命他主持治水事宜。当年四月，王景和王吴等人率领数十万兵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水工程。据史料记载，这次治水工程的主要内容是：“筑堤，理渠，绝水，立水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王景这次主持的“筑堤、理渠”及其相应的工程设施，工程量是浩大的。黄河千余里，汴渠七八百里，合计约二千里的筑堤、疏浚工程，投资“百亿”钱。而施工期于次年四月结束，总共一年时间。数十年的黄水灾害得到平息，定陶（今山东定陶北）以北大面积土地涸出耕种，农业生产开始恢复起来。
公元70年夏天，刘庄决定亲自乘船沿河巡视，并叫王景陪同前往。刘庄看着两岸整齐坚固的堤防，水上往来如梭的舟楫，对王景等人的功绩赞不绝口，随即给王景属下治河官吏每人加官一级，特别给王景连升三级，封为侍御史、河堤谒者（东汉主持河防工程的官员）。
●班固班昭写（汉书》
公元64年，刘庄诏令班固撰写汉代国史。班固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固出身于有良好家学渊源的史学世家，自幼博学群籍，九流百家著作多有涉猎，学无常师，9岁即能作文。其父班彪死后，他继承父志，开始编写《汉书》，有人向刘庄告他“私作国史”。刘庄看了他所撰书稿后，十分重视他的才华，同意他编撰《汉书》。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于公元92年死于狱中，《汉书》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其妹班昭与同乡马续受和帝之命续之，终于完成了这部中国史学的第一部断代史著作。
《汉书》纪事起于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讫于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历12世、230年。包括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100篇。内容恢宏，结构严谨，其纪、表、志、传四部分的编排体例与《史记》相差无几。“纪”和“表”用来叙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志”述典章制度，“传”写各类人物及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将《史记》中“世家”一体废除。而改“书”为“志”，有意突出了“帝纪”对全书的统率地位，增强了“纪”的纲领性，同时“传”更加充实，“志”也更加明晰。
《汉书》第一次创立了《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汉书》的志更是被后人所重视。有些志虽由《史记》八书演变而来，但内容与《史记》大多不同。《汉书》首创了《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因为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所以有条件看到足够的资料。由于编撰本书有《史记》及《后传》的基本依据，因而从保存西汉历史资料这个角度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为完备。
●王充著《论衡》破佛
王充自幼就很聪明，6岁开始读书识字，8岁到书馆学习，品学兼优。因此，被保送到京师太学深造，跟大学者班彪学习，后来游学洛阳16年。王充继承前辈唯物主义思想家的优良传统，吸收汉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写成了《论衡》一书，以元气自然论批判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他认为元气是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物资基础，天是物质的、自然的天，没有情感，没有意义，从而动摇了天人感应的基础。王充性格耿直刚烈，不卖弄聪明去追求俸禄，不为个人利害去巴结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