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里完全被乔治·巴恩威尔充斥着，所以刚开始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肯定有人猜疑我跟偷袭我姐姐的案件有关联，换句话说，由于我毕竟是她至亲至近的亲人，每个人都清楚她对我有恩，因此跟别人相比，或许我更应该被看做一个情理之中的犯罪嫌疑人。可是，在第二天晴朗的阳光下，我重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再加上我又听到了许多来自身边人议论的声音，这使我改变了之前的想法，总结出了更加合乎逻辑的结论。
昨天夜里，乔从晚上八点一直到九点四十五分一直都在三个快乐的船夫酒家抽烟。乔没在家的时候，我姐姐正站在厨房门口。一位农夫从我家门口经过的时候，我姐姐还曾经热情地跟他互相说过晚安。这个农夫确定他看到我姐姐的时候肯定没到九点钟，但是让他说出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却非常困难了（他确实也想把时间说得精确一点，但是他越回忆思维反倒越混乱了）。九点五十五分，当乔赶回家时，立刻就看到我姐姐被人打倒在地上，他马上冲出去寻求帮助。那一刻炉子里的火还是跟以前一样旺盛，蜡烛的烛花看上去也是刚剪过没多久的，但是蜡烛早已被吹灭了。
仔细察看后发现，屋子里并没有丢失任何东西。在我姐姐和厨房的门之间正是那张摆放着被吹灭的蜡烛的桌子，我姐姐应该站在蜡烛前面，正对着火炉，而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将她打倒在地。厨房里没有留下任何凌乱的印记，即便找到了也是我姐姐在被打倒之前自己留下的，地上残留着一些血迹。然而，在凶案现场还是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我姐姐是被某种很沉的钝器打倒的，钝器正好打在她的头部和脊骨上。我姐姐被嫌疑人面朝地打倒之后，嫌疑人又将一个很沉的东西重重地砸在了她身上。乔回到家后抱起我姐姐的时候，在她身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副被锉子锉开的脚镣，那应该是一副犯人的脚镣。
乔当即对那副脚镣进行了一番研究。作为一个打了半辈子铁的铁匠，他一眼就看出那副脚镣已经被锉开有些时日了。关于这副脚镣，一直打听到监狱船上，监狱船派人到我姐姐家来察看，他们也认为乔的分析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无法断定这副脚镣到底是什么时候离开监狱船跑到这里的，但这东西毫无疑问就是监狱船上的。他们还断定昨天晚上出逃的两名逃犯所戴的肯定不是这副镣铐。另外，两名逃犯中的一个已经成功落网了，他身上的镣铐是完好无损的。
搞清楚以上这些情况之后，我便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觉得这副镣铐肯定不是我以前相识的那个逃犯的，还记得当时在沼泽地上，我亲眼目睹、亲自听见他在那里锉脚镣。自然，我认为这次用镣铐伤人不是他做的。我觉得有两个人跟这镣铐脱不了干系，镣铐落入他们其中一人手中，这次就成了他行凶的工具。而这两个人正是我的同事奥立克以及那天在酒店里对我拨弄锉子的生人。
那么奥立克呢，他的的确确去过镇上，跟那天在关口上碰到他的时候他亲自告诉我们的一致，因为有人在镇上看到过他，晚上的所有时间都在镇上四处游荡。他去过几个酒馆，在那里跟形形色色的人一块儿喝酒，并且他是跟我和沃甫赛先生一块儿返家的。除了当天上午的那场争执，没有任何缘由让我怀疑奥立克就是疑犯。而实际上，我姐姐跟所有人都吵架，就是跟奥立克吵架的次数也已经不计其数了。对于那位在酒店里对我拨弄锉刀的陌生人，他也只是想拿回自己的那两张一英镑的钱币，但是这并不会引发一场争执，因为我姐姐早就想把钱还给他了。另外，压根没有发生过争吵，凶手是悄然进入的，并且是突然进攻，在我姐姐尚且没有回头看一眼的时候，就已经被打倒在地了。
居然是我亲手为凶手提供了这件作案工具，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是一想到这还是会感觉不寒而栗；假如我不往这方面想又不合情理。我强忍着这说不出的痛苦，思前想后，到底要不要把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积压在我心头的诅咒全都驱散，把自己所有的遭遇都告诉乔。接下来好几个月，为了这个问题，我每天都备受煎熬，结果得出否定的答案，一定不要说。可是，第二天清晨，我又会开始新一轮思考，内心中展开激烈的斗争。心理斗争进行到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秘密已经在我心里埋藏了很久了，而且越陷越深，已经跟我的身体合二为一，成了我身体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还是把它藏在心里，不把它硬从身上剥离开来了。因为它已经招来了这样大的灾难，因此我的担心是经常的。第一，假如乔知道了，他就一定会确信它，自然就会因此疏远我，因为就眼下的情况而言已经是今非昔比了；第二，更让我担心的是，他也许会不相信它，把它同普普通通的小狗和小牛肉片等同起来，说这完全是荒唐的杜撰。末了，我还是选择了纵容的方式，不说为上策。当人犯下错误之后，往往就会在对错之间彷徨，我也是一样。当然，假如以后有机会的话，能够帮助将这件凶案查个真相大白，我肯定会将全部情况讲清楚。
一些当地的警察跟伦敦功街派来的警察一道在我家周围进行了将近两个星期的调查工作。那时候伦敦的警察还都穿着现在已经看不到的红背心，从穿着上便能判断出他们是从伦敦来的。我曾听过，也曾在书中看过，政府当局经办这样的案子一向如此，干得挺用心。他们先后抓捕了几个人，可是明显都抓错了，因为他们的思路明显有错误。他们固执地让现实情况与他们的思维方法相符，却不愿从现实情况中总结出准确的思维。三个快乐的船夫酒店门口也被他们布下了岗哨，脸上的神情表明他们非常机灵和严谨，让这一带的所有人都对他们赞不绝口。喝酒的时候，他们表现得深不可测，跟他们抓捕犯人的手段一样高超。可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有抓到凶手。
政府派来的警察撤离很久之后，我姐姐依旧躺在床上。她的眼睛出现了问题，在她眼中，一件东西往往会变成好几件；显然那里并没有茶杯和酒杯，可她处在幻觉中总是会感觉有，并且会伸出手去拿。她的听力和记性也都遭受到了强烈的损坏，说出的话总是特别让人难以理解。后来，在别人的搀扶下她可以在地上转个圈，甚至可以到楼下走走，但我的那块石板她却要每时每刻都带在身上。她不能说话，只能用写字来代替。她的字写得非常难看，并且拼写十分随意，而乔读得也特别随意，在他们之间就必然出现了一些很难搞清楚的事情，这时就会把我叫过去替他们解决。我也会经常搞错，例如，她要药（medicine），我却误以为她要的是羊肉（muffon）；她让乔过来，我却去给她倒茶水；她写的腊肉（bacon），我却误以为是面包师父（baker）。实际上，这些还仅仅是我的一些小错误而已。
这时，我姐姐的脾气已经有所好转，并且开始有耐心了。行动的时候，她的手脚总是忽忽悠悠的，这很快就成了她身上坚不可摧的坏习惯。之后，每过两三个月，她就会用两只手抱住自己的脑袋，接着表现出抑郁反常的状态，这种状态总是要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有所好转。我们不知道应该让谁来护理她更好，后来，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下把这个难题给解决了。沃甫赛先生的姑婆彻底地摒弃了自己的那套执拗的老习惯，因此毕蒂就来到我们家开始照顾我姐姐。
我姐姐重又回到楼下的厨房大概休息一个月之后，毕蒂来了，随身携带着她的百宝箱。百宝箱上锈迹斑斑，里面是她所有的家产。她是我们家的恩人，特别是乔的恩人，因为我这个心爱的朋友，乔一看见我那不成样子的姐姐，心里就会非常难过，真是肝肠寸断。每当晚上在我姐姐身边伺候她的时候，他常常会面对着我，睁着一双泪如泉涌的蓝眼睛，说：“皮普，从前她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女子啊！”一到这时候，毕蒂就会马上承担起照看我姐姐的任务。她手脚麻利，似乎她本来就十分了解我姐姐似的。从那以后，乔就拥有了比以前宁静的日子，时不时地到三个快乐的船夫酒店，调整一下身体和心情。但是警察的思维跟常人不太一样，他们对乔还是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猜疑，虽然乔自己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这些警察必须承认在他们遇见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像乔这样高深莫测。
毕蒂刚一上任，第一项成果就是处理了一个我无论如何都处理不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曾经竭尽全力，但是最终却一点成效都没有。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姐姐反反复复地在石板上画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看上去很像一个变了形的“丫”。她十分急切地希望我们帮她找来这个东西。我把可能的每一件东西都想了个遍，比方说柏油（tar），土司（toast）还有桶（tub），但是都不对。后来，我心血来潮，觉得这个形状跟锤子有点像，于是就兴奋地在我姐姐的耳边说出了锤子这个词，她也开始用力地捶桌子，那意思好像是很同意我的说法。于是我就把家里的所有锤子一个个拿给她，可是最终依旧是徒劳无益。后来我又经过认真思考，可能是一根手杖，因为这个形状跟手杖特别像，就去村子里借了一根，满怀信心地交到我姐姐手中。可她一看见拐杖就连连摇头，这让我们特别不放心，她的身体这样羸弱，这样用力地摇头，也许会酿成颈骨错位的恶果，把头晃下来。
自从我姐姐意识到毕蒂非常机灵，也许能理解她的意愿之后，就又在石板上画上了那个神秘莫测的形状。毕蒂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形状思索着，听着我的讲解，一边思考着什么一边看看我姐姐，接着又一边思考着一边看了看乔（在石板上乔总是被用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代替，写作“J”），接着，她就向铁匠铺跑去，我和乔也跟着她跑了过去。
“我一定明白了！”毕蒂面露喜色地叫道，“你们快看，叫的就是他！”
奥立克，毋庸置疑，叫的就是奥立克！我姐姐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只好用他的锤子做他的代号。我们对奥立克说，要请他到厨房去一趟。他先是慢吞吞地放下了手里的锤子，用手臂擦拭了一下脑门儿，接着又用自己的围裙擦了擦脸，才慢悠悠地从铁匠铺里走出来，脸上带着流浪汉一样的奇怪神情，弓着两个膝盖，清晰地表现出了他的特色。
我本以为我姐姐会责怪他，可是事情跟我想得完全不一样，这很让我沮丧。我姐姐的表情表现得特别想跟他重新和好，他一进来，她就非常开心，用手势示意他喝点什么。她端详着他的脸色，好像非常渴望他对到厨房来感到愉悦。她竭尽全力表现出希望和他冰释前嫌，从她谦卑的神情里能够看出她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面对严厉的老师一样。从那以后，她几乎每天都会在石板上画上一个铁锤，因此奥立克也只好每天慢慢腾腾地走到我姐姐那儿，怪模怪样地站在她面前，似乎跟我一样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