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我家的经济状况，陷入了比自然灾害时期还困难的境地。中央文革为了从经济上打垮走资派，下文控制他们的人均标准生活费不得高于15元。而且各级造反派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平均10元左右。我有同学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介绍弟妹们到河里挖砂子，修铁路抬土方……，弟妹们在我结婚时，大家集在一起，送了我100元。这都是他们在冰冷的河水中筛砂，修铁路时冒着在土方塌方中被掩埋的危险……挣来的。那时的生活艰苦还能忍受，心痛比身痛要严重得多，由于父亲受审查的背景影响，弟妹们一次又一次的入学录取被否定，那个年代对他们的损失就是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除了我大学读了三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外，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他们后来适应人生的技能，都是自学来的。从现在的回顾来看，物质的艰苦生活以及心灵的磨难是我们后来人生的一种成熟的宝贵财富。
“文革”对国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们是一次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我虽然也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但我始终不是红卫兵，这也是一个奇观。因为父亲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我参加红卫兵。后来我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得到了翻身解放。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我无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我已习惯了我不应得奖的平静生活，这也是我今天不争荣誉的心理素质培养。粉碎“四人帮”以后，生活翻了个个儿，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我又分给了大家。
1978年3月我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我33 岁。我也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非党人士。在兵种党委的直接关怀下，部队未等我父亲平反，就直接去为查清我父亲的历史进行外调，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我父亲所在的地方组织。我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父亲把我与党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做了一个大大的镜框，挂在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我父亲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校长。“文革”前他是一个专科学校的校长。他不计较升降，不计较得失，只认为有了一种工作机会，全身心地投进去了，很快就把教学质量抓起来了，升学率达到了90%多，成为远近闻名的学校。他直到1984年75岁才退休。他说，他总算赶上了一个尾巴，干了一点事。他希望我们珍惜时光，好好干。至此，我们就各忙各的，互相关心不了了。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行自豪，他们从牛棚中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
我有幸在罗瑞卿同志逝世前三个月，有机会聆听了他为全国科学大会军队代表的讲话，说未来十几年是一个难得的和平时期，我们要抓紧全力投入经济建设。我那时年轻，缺少政治头脑，并不明白其含意。过了两、三年大裁军，我们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我才理解了什么叫预见性的领导。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华为的前几年是在十分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起步的。这时父母、侄子与我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他们处处为我担心，生活也十分节省。攒一些钱说是为了将来救我。（听妹妹说，母亲去世前两个月，还与妹妹说，她存有几万元，以后留着救哥哥，他总不会永远都好。母亲在被车撞时，她身上只装了几十元钱，又未带任何证件，是作为无名氏被110抢救的。中午吃饭时，妹妹、妹夫才发现她未回来，四处寻找，才知道遇车祸。可怜天下父母心，一个母亲的心有多纯。）当时在广东卖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我也无暇顾及他们的生活，以致母亲糖尿病严重我还不知道，是邻居告诉我的。华为有了规模发展后，管理转换的压力十分巨大，我不仅照顾不了父母，而且连自己也照顾不了，我的身体也是那一段时间累垮的。我父母这时才转去昆明我妹妹处定居。我也因此理解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
▲邓中翰：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创新论坛演讲
邓中翰：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1968年出生于南京，中国科技大学毕业；
1990年、1991年分别在国际应用核物理学杂志及中国科学通报上发表3篇相关文章。曾荣获共青团中央及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
1992年邓中翰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读书；
1997年，邓中翰加入IBM公司，做高级研究员；
1999年10月，在中关村注册成立了“中星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担任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
【演讲背景】2005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典礼于12月28日19：00在北京饭店举行，本届评选标准为：“创新、责任、影响力和推动力”。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真是非常有幸。我觉得不光是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挑战的机会，能够在清华大学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交流，我感到更加让我激动的是，我今天见到了已经十几年没有见过的这样的一个奖杯，而这样的奖杯给我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十几年之后再想到挑战杯，和联系到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创新、责任、影响力和推动力，我突然发现，我想请主持人允许我可能要改变一下我准备好的发言，可能是以“挑战”两个字向各位交流一下我的感觉，挑战正是我们创新的动力，而挑战正是我们这些影响力和推动力来改变我们小到每一个同学、每一个人的决策，大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勇于迎接挑战，勇于面对挑战，正是我们有责任感和有使命感的一种具体体现。所以，可能我要改换一下我的发言，我想从挑战”这两个字来阐述一下我们的青年一代，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在我们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在我们终于能够达到我们人生的目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整个社会、国家都在往前发展，取得巨大的成绩。
先跟各位同学讲一讲我当时获挑战杯的情形，当时在中国科技大学，跟各位同学一样，在宿舍、教室、操场三点一线进行着每天的生活和学习。我当时有一个想法，把我多余的时间，当时不像今天大家可以做家教等年轻人的工作，但是中国科大在合肥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我就找了一个导师，跟他说，我希望能够做一些科研的工作。他并没有笑话我，我当时刚刚上三年级，我的老师认为一个学生，虽然他从来没有带过本科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也许是他觉得很荒唐，他也没有评价，但是他就说，“那好吧，如果你真有兴趣，就把这样一些资料读完，读完再找我商量商量”。那时正好也接近冬天寒假的时候，三年级的第一学期，因为老师也没有多少时间跟我讲，拿过一堆没有介绍的英文文件。冬天我开始读这些文章，越读越觉得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真是不知道，而且可能不能啃下来。半个寒假过去，那年冬天特别冷，我不想回我的故乡，我想冬天干脆就留在我的校园里读这些书，最起码能够把英文学得更好一点，我就从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开始。
经过大概一个冬天之后，我读文件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想法。第二个学期，夏天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老师认为非常前端性的科研工作，刚刚学了量子力学、能级运算的方式，对宇宙射线在晶核里产生的缺陷进行计算分析。之后三年级的夏天我就投了第一篇文章，投在《中国科学通报》，也是国内非常好的科技杂志，像英国的《Nature》和美国的《Science》的杂志。当时出生牛犊不怕虎，据说在那样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能从副教授晋升为教授，没想到夏天过完之后我就得到《中国科学通报》录取这篇文章的通知书，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吃惊，而对我的教授来说他觉得不可思议，短短的大概7、8个月的时间，从给我材料到把这些成果做出来，并且在中国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杂志能够发表文章，他觉得是一个奇迹。而之后获得挑战杯奖，这是从团中央的角度，肯定了我们这些年轻人在业余时间之内能够自己找到挑战而去面临挑战，并且去克服困难的这样一种勇气，对于我的表彰，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我想我当时跟大家都一样，并不知道未来是什么，也不知道毕业以后未来要做什么。更何况我的这些科研，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都是非常抽象的。所以，得了这个奖之后我开始想，也许我毕业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科学家，也许我成为一个对社会更有用的人，也许我不是像今天这样每天、每个月等着我父母给我钱在学校里学习，而我可能会自己创造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那时我就奠定了一种人生的理想，也奠定了一种人生的方法，做任何事情要敢于面对这些挑战，要敢于把自己投入进去。
刚才看到这个奖，这正是我今天想要讲到的国家的创新，每个人的责任感和整个社会都需要一种推动力和影响力，来带动我们国家发展的根源，那就是挑战。
我毕业之后，像在座的大家一样都准备托福、GRE，联系出国。在一毕业的时候我就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物理系，当时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我自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从中国来的留学生，我觉得我是一个拿到国家挑战杯的一个留学人员，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可不能替中国学生涂八抹黑，要替他们争光。每一次考试和学习的过程中，我特别紧张，特别有责任感。我的很多同学刚到美国就买车、旅游，还有很多人要联系新的学校，换学校等等。我当时心非常沉重，非常希望能够在学习方面做得更好。可是伯克利拥有了18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物理系有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每天从走道进去就看到7个诺贝尔获得者的照片，挂在走道上，看着你微笑。那时可能心也是提得特别高，每天自学那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正在做的科研等等，非常希望将来读物理学的博士，能够在他们的领导下做一些科研，心里想着是不是将来也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能够为物理学做出巨大的贡献。从那个时候开始，和我以前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和在中学的时候，一种家长为了能够高考，能够顺利毕业自然的学习过程，突然转变成一个非常主动的去寻求挑战，而肩负一种责任感。但是有的同学笑话我，“你可能把挑战杯跟团中央给你的表彰看得太重了，有这么多留学人员，在那里做得非常有成绩，你没必要给自己增加那么多压力”。可是每次考试，我在班里总是希望能够考到第一。我记得在物理学12个小时的笔试和两个小时的考试，作为一个中国的留学人员，我在40几个博士生当中考了第一。我当时非常兴奋，我觉得没有愧对这个挑战杯。
刚刚看到挑战杯时，真是如果没有它，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不知道给自己的每一个目标定什么样的度。刚刚我看到这个挑战杯才觉得，其实我不管是在念书的时候还是在未来这些工作中，都是有很多双眼睛看着我，总觉得自己要做得更好。但是可能这种压力对很多人来说是多余的，我当时作为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有这样的压力，对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指明了方向，因为它给你找到了一种做事的准则，你一定要做出最好的工作。这种责任感和这种面临挑战的创新精神，它带着我一年又一年在美国度过了很多留学的生涯。在伯克利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像摩尔定律英特尔的创始人高顿.摩尔，也是我们系毕业的。每次去他捐献的会议室里开会的时候，老是听半导体界的一些报道的时候，就想着半导体集成电路、硅谷的名字来源，我非常感兴趣。虽然我本科学的这些知识都是在物理这个领域，而我觉得在硅谷，我要感受到硅谷在信息技术前沿的冲击，也许我应该转型。那时我就找到我的一个老师，现在也是中星微电子的董事，他在伯克利教了很多年书，没有接纳过物理系来的学生，跟我交流之后，发现我对电子学的工作一点都不了解，对我非常担忧。“你能不能够在转系的过程中做知识结构的调整？”我当时可能英文也不太好，说起来也比较直，我跟他讲，我获得了挑战杯，让他感觉我在大学时代就能够做一些跟我学习很超前的工作，并且能够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之后我就在他拟定的测试中，用一个学期考验，看我能不能行。那时我的导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不能辜负他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之后我就在学科上花了很多时间，我老师记得我每天八点钟到了办公室，我们办公室的职工都没有到，我自己先冲上一杯咖啡，然后开始学习，还像我在上大学一样。很多同学嘲笑我是半书呆子的人士，不爱运动，学习花非常多的时间。后来我顺利的在第一学期把电子工程系的几门课都考了A，我的导师一下子完全接受我，我很快就顺利地从物理系转到电子工程系来攻读博士，同时把物理系的一些课学完获得了物理系的硕士。整个学习下来压力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