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管理，杜绝“揩油”现象
管理背景之三十一：公私不分，能揩就揩
中国人很难有“私”这个概念：好的东西一般都与“公”联系起来。好的原则是“公道”，好的态度是“公正”，人有睿智是“公明”，孔子赞赏的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一直到孙中山还经常手书“天下为公”与人共勉，到了“大跃进”时，就成了拼命追求“一大二公”，要搞“公社”，“一切财产都要归公家”。
相反，“私”在中国则变成了一个不光彩的字眼，人们都不喜欢“自私自利”的人，都要摒弃“私心杂念”，如果谁要“私”立公堂，“私”藏军火，那他一准要吃官司。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大商人做到多大的产业也不敢说有“私产”，皇帝一声令下就可以将他的家产抄没充“公”。
但在中国，公私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反，存在严重的公私不分的情形：
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自然是“公”的，谁也不能拥有它，但对皇帝来说就是他的私产。一个官位是谁的？理论上说应该是公的，但一个官员占据此位之后，就可以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挖地三尺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岂不是又成了他自己发财致富的私人物品？
中国的部分企业更是公私不分。人人把它当作一个仓库，想敲就敲，想拿就拿。
中国一位大型轻工集团的总经理靠国家三个亿的贷款“搞活”了所在的企业，顿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把整个集团变成了一个他自己说了算的独立王国，把集团所有的权力统统攥在手中，连工会的文体科要买几副羽毛球拍都要他批准。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出国一趟，没有业务活动也要去，一趟下来就花掉国家十几万美元。他想学车，就拿着厂里最高级的奔驰600作教练车，车管处长提醒他别用这么高级的车，他竟破口大骂：“老子要用怎么了，连整个厂子都是老子的。”
这种企业头头公私不分，“以厂为家”的现象并不鲜见。领导树立了榜样，职工自然要效仿，于是大家纷纷想办法“化公为私”，对公物能拿就拿，能揩就揩。
你要买肥皂，在日化厂的旁边肯定有低于成本的正品待售，因为职工们从厂里拿来的不要一分钱，卖掉变成钱进了自己的腰包，得几个钱是几个钱。
其余如在电器厂外卖开关，热水瓶厂外卖瓶胆，印刷厂外卖纸，肯定都是最低价，一般也不会缺货。
“化公为私”除了拿产品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上班时间办私事。利用公司、机关的电脑打打自己的文章，用公家的复印机印自己的材料，用公家的电话挂个长途……，总之，反正是公家的，“不拿白不拿”，你拿我也拿，拿到了手中就是自己的了。
公车私用，公款吃喝也是“化公为私”，揩公家油的一大方法。
每逢迎亲、送葬、郊游等活动，车队中总会发现一些公车，烧国家的油，用国家的司机，为自己抖威风，谋便利，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有些地方也出动人马调查、摄像，但总是刹不住这股风。
公款吃喝更是“壮观”，花的是公家的钱，饱的是自己的肚，增进的是私人感情，这是何等的美事！
私产不私，公产不公，公私不分，只会导致大多数人想揩公家的油，想化公为私。
秦代的著名政治家李斯在年轻的时候，曾在一处粮库当小吏。有一次他去上厕所，厕所里的老鼠发现了他便十分惊慌，避之唯恐不及，它们不过想取一点粪便充饥，可看见人却害怕得要死。但在公仓之中，斗大的老鼠横行无忌，不但大嚼公家的粮食，而且在仓库中嬉戏打闹，毫无顾忌。而守仓库的人也只管自己休息、玩乐，懒得去理会这些老鼠。
于是李斯心中十分感慨：老鼠们同样的是为了自己吃饱，但处于不同位置的它们的境遇竞大不相同！
从此李斯发誓要为官，要成为一只官仓老鼠，吃国家的，用国家的，利用公共的财富为自己谋福利。
如果一个组织的制度不健全，那必然人人都想从中捞一把。即使当初你不捞，看到别人都揩公家的油，心理也会不平衡，于是大家就比着拿。这一来公家的集体财富都漏到私人手中去了。
洞悉管理情境自古以来，中国都有人公私不分，把公共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私产，能揩就揩，能捞就捞，谁捞得多谁得实惠，谁不会捞，谁就会被他们斥为“无能”或“假正经”！‘相应管理对策：分清界线，精细化管理许多人有公私不分，揩公家油的习惯，作为领导必须利用规章制度来堵塞漏洞，防止个人揩公家油的事情发生，让公司能够健康成长。
当然，我们的企业现在这方面的规章制度就十分严格，尽量减少员工揩油的可能，而且国家的监督机制也日益健全，即使有企业领导或员工有“化公为私”的现象发生，公司也能及时地发现，并通过调整规章来予以制止。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某大型企业由于与外方合资的需要，重金聘请了外国一个会计师事务所来对企业进行财务清查。中方进行类似的清查时，一般都要发动大批的人马，耗费大量的时间。
但是外方只来了两个会计师，中方人员心中不免有不满：花了这么多钱，你们就过来了两个人，这账目怎么查得清？
两名外方会计师也不顾中方人员疑惑的神情，一头扎进账目之中开始清查，一个星期之后，人家拿出了一个达20多本的账目统计表，表上每一笔资金的流向都统计得清清楚楚，连哪个办公室买了几沓信纸都查得清清楚楚。而哪些人在生产时“耗费”大大超过了常规标准，在账目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只要把这个账目一理，谁揩了公司多少油就一目了然了。
可见，现在的管理方法是完全可以堵住“化公为私”的堵洞的，关键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采用这些先进的方法。
对于领导来说，要管好人首先要管好事，要订好制度，通过制度进行管理要比单纯的个人统驭严密得多。
一个公司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没有细致的管理条例，那公司就会出现漏洞，员工就会把公司当作一个储存室，大家都可以从里面各取所需，这一来公司就会成了一个“漏瓢”，最终不免走向破产！
锦囊妙计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领导不能让公司变成为一个“漏瓢”，否则自己难逃垮台的命运。要管好部下，防止他们揩公司的油，就要分清公私界线，细化管理规章，堵塞管理漏洞，让公司健康发展。
经典管理实例
朱元璋严刑峻法惩贪污
当掌权者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牟私利，揩公家的油时，最愤怒的当属百姓大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旦民怨沸腾，恐怕当政者就会地位不保。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打击腐败的浪潮从未停止过。当政者把清除腐败看成是自己任内的重要任务来抓，坚决制止官员获取不义之财。
朱元璋是封建时代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内政的措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还严厉整顿吏治，惩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官吏，使明初吏治较为清明。
朱元璋吸收了元末官场腐败的教训，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开始把打击腐败落到实处。首先，他从订立法律法规人手，健全法制，加强制度建设，从体制上清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并在法律中规定了各级官吏的职权范围及官吏违法犯科的行为处罚方法。
这其中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惩处条例繁多，且处罚极重。如《明律》规定，官吏贪赃枉法，一律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受贿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处以剥皮实草之刑。为此还特地设置了专门剥皮的刑场，即皮场庙，一般设定其位置为各府县衙门为首的土地庙。在这里剥皮大概有两种含义，一是解除百姓心中怨气，二是证明贪赃官员为天地之不容，不将其绳之以法，无以服天下，无以伸正气。
因贪赃腐败而被治罪的官员被押往皮场庙，砍下首级，悬竿示众；然后由衙役剥下其皮，塞上稻草，放到衙门公座两旁，以此警示继任的官员，切莫收取贿赂，重蹈覆辙。
这剥皮一招，虽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然而效果颇佳，众官员为之震慑，不敢轻越雷池一步。当然，每个朝代每个地方都有胆大的人，尽管朱元璋严令出台，并不断进行大的清洗打腐活动，仍不能完全杜绝腐败现象，因此，朱元璋又选取典型，予以个个击破。
洪武十八年，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同舞弊，私自克扣税粮，不料东窗事发。朱元璋对此事极为重视，准备以此杀一儆百，警示后人。他下令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全部斩首，追缴赃粮七百万石，此事涉及的其他官员全部治罪，毫不留情；涉及的地主乡绅，也没收其财产并处以刑罚。
经过如此整顿，朱元璋统治时期出现了“吏治焕然丕变矣”的景象，腐败现象出现了扭转，官员们把精力投放于治理地方、管理政务上，国家的政治风气日益好转，百姓则拍手称快，对朱元璋的重罚称赞不已，明朝的统治愈加巩固了。
朱元璋整顿吏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严”，为治腐败采取酷刑，以警戒为官者，虽然酷刑在今天看来有些不人道，但其打击腐败的决心给后人带来了无穷启示。
高招解析
分清界限，精细化管理要注意
管理细节之三十一f誊人用^珏》
精细化管理，杜绝“揩油”现象f智慧方法建立严密的企业管理制度是划清公私界限，避免化公为私的现象出现的最好办法，制度上的保障要强于人的自律。因为制度更有客观性、长期性和普适性，如朱元璋在整治大明吏治时，采用建立严密的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办法，这确是他高人一筹之处。
李嘉诚明辨公私李嘉诚号称“华人首富”，在他名下的财富估计已达200亿美元。他控制的公司的股票总值占香港股市的15%。
即使这样，李嘉诚对公司的财产和个人的钱这两者之间的界限还是分得很清楚的。他不像许多私营企业的老总一样把公司做成一本糊涂账，自己想拿就拿，想用就用。
他日常生活的开销从来不乱用公司的钱。
李嘉诚在集团中不领薪金，每年只拿640美元的董事费，没有其他的福利津贴。他所有的豪华汽车、游艇都是私人的，甚至连午餐也从来不开公账，一律划到个人开支之下。
当“长江实业”集团在1979年秋季站稳脚跟之前，李嘉诚为了表示对公司的信心，同时也为了节约公司的开支，连续七年自掏腰包支付各位董事的薪金。
有一次香港有几位财经记者想举办一个研究班，但缺少一些经费，于是向李嘉诚求助，想要他以公司的名义赞助一点。李嘉诚随印说：“若以公司的名义捐款，要经董事局讨论，不如我自己掏腰包吧。”说完就开了一张2000港元的支票付给了记者。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李嘉诚陆续为祖国捐款达28亿。但他的捐款也尽量以个人方式支出，不向公司要钱。
1991年中国内地遭受火灾，李嘉诚捐款5000万港币，带动了整个香港为火灾捐款的热潮。
1998年中国又遭遇特大洪水，李嘉诚再次决定捐款5000万港币。但此时香港正遭遇金融风暴的影响，长江实业的核心部分地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李嘉诚担心他的捐款会给股民造成“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不断捐款”的印象，他名下的四家上市公司的几十万股民对董事长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在意，一着不慎在这特殊时期就会对股民心理造成冲击。于是他决定大部分钱由自己个人捐出，剩余部分由集团公司支持，李嘉诚谨慎的行动使他获得了其他董事的支持。
李嘉诚不但对自己花公司的钱很谨慎，对于他的子女在公司的开支他也要求很严。
李嘉诚的长子李泽钜最初从外国回来加入“长江”工作，李嘉诚希望他由低做起，因此李泽钜的薪金比他在外国时要少得多，于是他开玩笑地对李嘉诚说，他是全公司待遇最低的职员。于是李嘉诚纠正说：“不对，我才是最少的，长江实业市值上千亿港币，可我每个月才领5000元的薪金。”
李嘉诚不但把自己与公司的财产界限划得很清，不容许自己揩公司的油，他对自己的捐款的去向也监督得很严，不容许某些人从中揩油捞私利。
他捐款之后对每个项目的建设，每笔资金的流向都要花费精力去做周密盘算。他认为一分一毫都来之不易，所以对每个项目的效益都极为注重，不容许有浪费。
李嘉诚正是以自己的身体力行为全公司树立了典范。“欲正人，先正己。”正己之后才可以正人。李嘉诚与他领导的四家大型上市公家在财务上都清清白白，所以他也就有资格去要求别人也这样去做。
如果有人胆敢钻公司的漏洞，乱花公司的钱，那李嘉诚就严厉惩罚他，被惩罚的人也会服气。
同时，榜样的为量是无穷的，李嘉诚率先垂范，全体员工才会上行下效，公司上下才会协同一心，力求多为公司创造利润，这样一来可以为自己谋福利，而不会去揩公司的油，利用损公来达到肥私的目的。
所以李嘉诚领导的公司才会蒸蒸日上，他本人也才会成为中国的首富。
高招解析
划清界限，细化管理还要注意：
正人先正己，只有企业领导以身作则，自觉做到划清私产与公司财产的界限，下属才会学习效仿，遵从规定。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纵有规章制度也是枉然。
李嘉诚正是明白了这一道理，所以时刻注意，以身作则，明确划分公私界线，这样带动全体员工为公司的利益而打拼。
名人谈中国人性格：鲁迅谈中国人揩油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的封建家庭，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革命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地加一个创伤。
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
“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设法向妇女调笑几句，或乘机摸一下，也谓之“谐油”，这虽然不及对于金钱的名正言顺，但无大损于被揩者则一也。
——摘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