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蕃爱憎分明，对待真正的高洁之士礼敬有加，对欺世盗名之辈则严厉惩处。同郡人徐稚品德高尚，素有名声，历任郡守招请他去，他都一一拒绝，而时任郡守的陈蕃则一请便到。陈蕃极为敬重徐稚，特意为他设了一个床榻，徐稚离开之后，就把床榻悬挂起来，以示只有他才配用此床。郡内还有一个叫赵瑄的人，父母死后他为之厚葬，也不封闭墓道，还搬了进去，一住就是二十多年，乡邑之人到处称赞。州郡长官也几次备礼隆重地请赵瑄出来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这样一来他更为世人所敬重，名声也越来越大。而赵瑄被推举给陈蕃时，陈蕃却没有轻信，亲自到墓中查看，发现赵瑄在墓道里不但娶了妻子，还有5个儿子。陈蕃大怒，立刻治了赵瑄的罪。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出身望族。李膺不善应酬，交游也不广泛，但素有威廉之名。李膺任司隶校尉时，就曾大力打击权宦势力，最为著名的便是处死张朔一案。张朔是权宦张让之弟，贪残无道，甚至杀害孕妇。听说执法严峻的李膺成为自己的上司后，如丧家之犬般逃回了哥哥家。李膺得知后，带人闯进张让家抓人，审讯完毕后马上处死。张让向桓帝诉冤，桓帝召见李膺，指责他不请示便杀人的过失。李膺没有认罪，反而说得皇帝哑口无言。自此后，大小权宦都处处小心，连沐浴日都躲在宫内，不敢出来。桓帝见后非常奇怪，问他们为何不敢出门，这些人边叩头边流泪说：“我们害怕李校尉啊!”
除了用实际行动打击浊流派外，清流派还通过舆论手段来影响政治，即在太学进行“清议”，并举行游行示威。
“清议”是士大夫们针对朝政的好坏，并对官吏人品的高低及吏治的清浊进行评论，然后广为传播，成为乡谣。清议虽对改善吏治起不到根本作用，却对宦官、佞臣构成了压力，迫使他们不敢过分猖狂。
游行示威是太学生们营救入狱士人的行动，营救朱穆与皇甫规便是其中二例。
朱穆在担任冀州刺史时，权宦赵忠丧父，违反朝廷定规，偷偷地制办了金缕玉衣等陪葬品。朱穆听说后马上下令查处，掘开坟墓，搜齐证据后，捕其家属下狱。这下捅了马蜂窝，桓帝在左右宦官的唆使下，将朱穆撤职。此事在太学生中引起强烈不满，刘陶联合几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为朱穆鸣不平，迫使恒帝赦免了朱穆。皇甫规因为拒绝中常侍徐璜等人的索贿，被陷害下狱。太学生张凤等联络三百余人至皇宫门前请愿，终使皇甫规出狱。
利用清议、游行示威等手段，太学生们有力支持了士大夫反权宦的斗争，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清流势力。这也让权宦集团恨之入骨，积蓄实力准备猛烈反扑，最终酿成了著名的“党锢之祸”。
三、党锢之祸
公元162年，杨秉任太尉，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从各级官位上驱逐下去。得到桓帝支持后，捕杀或免官达50多人，天下人莫不肃然。在地方上，清流与浊流之间同样展开了争夺。南阳豪强张汜依附权宦，胡作非为，郡太守成缙查明其罪后，不顾朝廷的赦免之命诛杀了他，令宦官们愤恨不已。不久，山阳太守翟超没收了中常侍侯览的财产；东海相黄浮诛杀了权宦徐璜之侄徐宣一门。但翟超、黄浮等人也遭到了报复。
公元166年，有一名叫张成的方士，以方术曾经结交了不少宦官，连汉桓帝也很相信他的占卜。一次占卜之后，张成当众推断不久皇上要大赦天下。张成怕人不信，居然叫自己的儿子去杀人，以便日后验证。张成算得倒挺准，只是没算准会撞到李膺手中。李膺拘捕了张成的儿子之后，果然有宦官求下了皇帝的大赦令。李膺更加愤怒，按律杀了张成的儿子。谁也没能料到，就是由于这么一件事，引发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结交太学生，共成一党，诽谤朝廷。汉桓帝自从依靠宦官力量剪灭了梁冀之后，日益荒淫，便下令逮捕李膺，然后清剿党人势力。李膺、杜密等三百多人被捕。对于逃亡的各地党人，权宦四处搜捕，悬赏捉拿，朝野上下顿时阴云密布。
捉拿党人的诏书到了各郡，各郡的官员不管真的假的，都上报党人名单，多的有几百个。只有青州平原相史弼一个没报。青州于是派了一个官员到平原去查问，责问史弼为什么不报党人的名单。史弼说：“我们这里没有党人，叫我报什么？”那官员脸一沉，说：“青州下面有六个郡，五个郡都有党人，怎么平原偏偏会没有？”史弼回答说：“各地的水土风俗不一样。别的地方有是别的地方，为什么平原就一定也有党人呢？”那官员拿史弼没有办法，就胡乱把平原的官员收在监狱里，回报朝廷。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宦官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折磨。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挨一个地拷打。由于当时被捕的都是有名望的人士，很多人以不在党人名单为耻。一些儒生纷纷上书，称自己也是附党，应该连坐。这下桓帝感到难办了，只好置之不理。
李膺等人入狱，并没能钳着朝野之口。因为宦官专权，实在不得人心。城门校尉窦武是窦皇后的父亲，与太学生有些交情。太学生贾彪劝说窦武出面营救，窦武也对宦官擅权不满，便与尚书霍胥联合上书。汉桓帝释放了李膺等“党人”，遣送他们各自回到老家，禁锢终生，不准回到京师，更不准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四、二次党锢
第一次党锢之祸使清流派受到沉重打击，但没有被彻底击垮，被禁锢的党人还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声望空前提高。
公元167年，汉桓帝驾崩，灵帝即位，外戚窦武辅政。窦武为了打击权宦，起用了陈蕃为太傅，士人胡广为司徒。为了壮大势力，他们重新起用了李膺、杜密、尹勋等人。一时间，士人们对铲除权宦势力，无不翘首以待。但宦官势力盘根错节，尤其是中常侍曹节、王甫，他们与灵帝的乳母赵娆勾结，组成了宦官集团的核心。
灵帝继位这年的夏天发生了日食，陈蕃、窦武趁机利用这个“灾异征兆”上奏太后，控诉宦官越轨不法，培植亲信，扰乱朝政，触犯天颜，应当全部诛杀。但太后却道：“宦官自古有之，即使其中一些人有罪，亦不能全部杀掉。”不过，太后还是任由二人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宦官，并允许窦武的一个侄子统率一个常备军。
不久，太白金星又越出轨道，熟知星象的天官刘瑜向陈蕃指出，这种现象不利于大臣。陈蕃、窦武为了扩展势力，任命了一大批士人掌管京师要职，继而上奏了一批准备捉拿的宦官的名单。
因为太后还是比较相信宦官的，奏章被搁在一边没加理睬。这一来打草惊了蛇。曹节、王甫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们从太后那里抢了玉玺和印绶，把太后和汉灵帝软禁起来，然后以汉灵帝的名义宣布窦武、陈蕃谋反，把他们杀了。
宦官再次掌权，李膺、杜密等被撤职回到家乡。一些名士、太学生们由此更加痛恨宦官。宦官也把他们看作死对头，找机会再次陷害。
有个名士张俭，曾经告发过宦官侯览，侯览一心报复。正好张俭家赶走了一个仆人。侯览利用那个仆人，诬告张俭跟同乡24个人结成一党，诽谤朝廷，企图造反，要求汉灵帝再一次下令逮捕党人。汉灵帝才14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党人，自然照办。
逮捕令一下，各州各郡又骚动起来。有人得到消息，忙去报告李膺。李膺坦然说：“我一逃，反而害了别人。再说，我已经60岁了，死活由他去，还逃什么!”就自己进了监狱，不久被拷打而死。杜密知道免不了一死，也自杀了。
汝南郡的督邮奉命到征羌(今河南郾城)捉拿士人范滂。到了征羌的驿舍里，他关上门，抱着诏书伏在床上痛哭。消息传到范滂那里，范滂说：“我知道督邮一定是为了不愿意抓我才哭的。”马上跑到县里去投案。县令郭揖吓了一大跳，说：“天下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您到这儿来干什么？不如我不做官了，跟您一起逃跑。”
范滂感激郭揖，说：“不用了。我死了，朝廷也许能把抓党人的事停下来。我怎么能连累您。再说，我母亲已经老了，我一逃，不是还连累她吗？”县令没有法子，只好把范滂收在监狱里，并且派人通知范滂的老母亲和他的儿子跟范滂来见面。范母来到监狱，对范滂说：“你能和李膺、杜密两位一样留下好名声，我已经够满意了。你也用不着难过。”范滂跪着听母亲说完，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儿子说：“我要叫你做坏事吧，可是坏事毕竟是不该做的；我要叫你做好事吧，可是我一生没有做坏事，却落得这步田地。”旁边的人听了，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像李膺、范滂这样被杀的一共有一百多人，还有六七百个人在全国有声望的，或者跟宦官有一点怨仇的，都被宦官诬指为党人，遭到逮捕，不是被杀，就是充军，至少也是禁锢终身。经过这两次“党锢之祸”，朝廷里的比较耿直的官员都遭到打击，大小官职差不多都由宦官和他们的门徒包下了。
追根溯源，“党锢之祸”起因于官僚士大夫、儒生等清流派与以宦官为首的浊流派的斗争。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坛纷争虽以党人的失败告终，但正直的党人为挽救社会危机，不畏强暴，冒死直谏，怒斥奸邪，“杀身以求仁”的气节永远激励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