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左宗棠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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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投笔从戎美名扬(5)

关于李世贤的下落,史料记载不一。陈坤的《粤东剿匪纪略》一书,根据被俘太平军士卒的供词,认为李世贤是战败自刎而死。清同治四年八月二十三日(1865年10月12日),左宗棠的奏报说:

臣等前据各军纷据逃出贼目禀报,李世贤自永定败溃后,夜半偷渡,随行溺毙数人,复凫水上岸,割去须发逃匿山中,以其能操漳州土音,遂诡称漳州难民,人无知者。于是夜行昼伏,至六月二十八日,只身逃至镇平县,请民人送信汪逆。汪逆率党郊迎,并马同入县城。因其旧党百余人泣诉汪逆猜狠之状,心不善之。汪逆前曾藉词不救侍逆,杀其党李元茂等,兹见李世贤至亦不自安,遂于七月初三夜,密遣从党四人乘李世贤酣卧时杀之,并杀其旧党伪王宗、伪天将、伪朝将等五人,传示各贼馆,扬言侍逆已降官军,兹入镇平,复结党图为内应也。臣等犹恐所闻不确未敢遽以入奏,兹镇平克复之后,询之降人难民,所言皆同,并见汪逆所贴伪示中,有侍王心怀险毒,不得已而行此法等语,则侍逆之辗转求生而卒遭汪逆毒手,实无可疑。

阅左宗棠这份奏报有根有据,其可信程度比起陈坤的记载更高一些。李世贤不仅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杰出将领,而且也是当时长江以南太平军的最高统帅。英国人维里塔斯在《漳州访问记》中,对李世贤作了如下描述:

侍王似乎是一位有巨大才干的人。就一个中国人来说,似乎很精通外国政治……他现年三十一岁,短小、强壮,身材相称,他的脸面被晒得很黑,……由他攻取漳州城的手段来看,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战略家,并且有显著的军事才能。

可见,漳州虽已失守,但是如果太平军将士能够同舟共济,一致对敌,还是有一线复兴希望的。只可惜,在此危急时刻,他们仍然重复自相残杀的悲剧,其结局自然是必败无疑了。李世贤被害后,来王陆顺德也在粤东长乐(今五华)被叛徒林正扬所执,送清营,不屈而死。七月十三日(9月20日),由赣至粤参战的鲍超所部霆军提督娄云庆在镇平、大柘,击败佑王李远继。汪海洋则集中两万兵力进高思,康国器埋伏精锐于山岭间,用抬枪轰击太平军,汪海洋左腕被抬枪击伤,全军大乱。

这时清军的形势是:在嘉应地区有来自闽、粤、赣三省的军队,急需统一指挥,协调作战。于是,清廷采纳了前护理江西巡抚沈长级的建议,于八月十三日(10月2日)命左宗棠入粤督师,节制广东、江西、福建三省各军。八月十四日,汪海洋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首先引高连升、康国器穷追至兴宁(嘉应州城西南)山中,然后伏军8000突起,击毙高连升部数千人,其大将关镇邦被斩首,康军也被击毙数百。九月初三日(10月22日),汪海洋攻占平和县(属惠州府)。九月二十一日(11月9日),汪海洋、李远继、谭体元一举攻克广东嘉应州(今梅县),这是太平军占领的最后一座州城,并屡败左宗棠所部清军,击毙了前来进攻的叛徒钱桂仁。可是,汪海洋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嘉应城外建土城、望楼,准备在此孤城死守,至此将自己置于被动挨打、坐以待毙的绝境。在太平军占领嘉应州并决定据城死守的情况下,康国器疾至左宗棠大营献策。他分析,嘉应已成困兽,诚以闽师逼其东,粤师逼其西,连营稍前,合成长围,然后作堑困之。另布罗遮师,阻其隳突。得三万兵、三月饷,可聚而歼也。

左宗棠采纳了康国器的合长围之策,调新任浙江提督鲍超率12000人入闽至武平、上杭,再由广东平远县径趋嘉应西北,是为北路;刘典率军8000人由赣入闽,由永定、大浦趋松口(嘉应州境)攻其东;左宗棠(时带新兵及总兵杨和贵、营驻福建平和县王官溪)亲率署浙江提督黄少春之军3000人、福建布政使王德榜之军2500人出饶平攻其东南;又商同两广总督衙署派广东布政使李福泰一军驻兴宁(嘉应州城西南),总兵方耀驻兴宁县东,扼嘉应西面;以高连升、康国器部攻汪海洋之西;再以粤军记名提督曾敏行、副将郑绍忠扼南路,江西巡抚刘坤一亦令臬司席宝田、总兵刘胜祥两军由平远、镇平前进。这样就形成了对嘉应城的包围圈,左宗棠决心要在这里全歼太平军余部。

十一月二十九日(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移大营于粤东大埔县(属潮州府)。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挥各路军队向嘉应州城发动总攻,“血战竟日”,以致“大战处血渍满蹊径,涧水尽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认“诸将士皆言逆贼是日分布之密,搏斗之苦,实为从征数年来所仅见”。汪海洋在佛子高、黄竹洋等地击败刘典和王德榜之军。但刘、王二人又与高连升、康国器合军复战,以抬枪集中向康王龙旗射击,汪海洋在激战中头部中弹负重伤,次日在嘉应州因伤势恶化而死。汪海洋系安徽全椒人,初隶石达开军,随入广西,后随李秀成入浙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骁将。清廷称他“忍耐善战,令酷而下必死,更进疾退,胜不速追,败不速走,陷名城,覆大军,屡矣”。汪海洋既死,李远继也在战斗中不知所终,由偕王谭体元带领其余部向群峰陡立的黄沙嶂撤退,嘉应州城失陷。

四更时,高连升、黄少春等攻入东门,高连升、王德榜、康国器各军均向黄沙嶂方向追击。二十三日夜,王德榜部在黄沙嶂左路围截招降太平军大部。二十四日(2月9日)黎明,高连升一军在大日追上太平军,招降万余人,何明亮等部太平军亦在北溪白河坝被鲍超军四面包围被迫投降。

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66年3月7日),谭体元在黄沙嶂督战,在与鲍超军厮杀中,因力竭坠崖伤重,呻吟路旁,被黄少春部俘获,遂至左宗棠松口行营,被杀害。谭体元,广西象州人,由桂林从征到天京,亦曾随石达开返广西,后返师随李世贤征战,他是长江以南太平军最后一个牺牲的王爵。在这次战役中,太平军余部阵亡万余人,投降5万余人。至此,长江以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遂告结束。左宗棠于正月下旬返回闽浙,总督衙署,被清廷赏戴双眼花翎,其长子左孝威亦被特赏主事。左宗棠志得意满,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毫不掩饰地自夸。

至此,江南太平军余部的斗争已经失败。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军将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杀。左宗棠完成了参与镇压太平天国的使命,挽救了清王朝垂危的统治,并且表现了高度的自觉和尽瘁精神。自统兵入浙以后,他身为一个主帅,每遇大战,“与僚佐皆帕首靴刀,分路杀贼”,白天指挥作战,夜晚处理公牍文书,都要“一手经理”。身为闽浙总督,三年内只有十二天入住总督衙署,其余时间均在军帐中度过,生活俭朴,“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

咸丰十一年夏(1861年),太平军攻占建德,绕攻景德镇,曾国藩呼令还救。左宗棠自兴安“冒雨驰奔七日,甫抵乐平”,即发队作战。后来他与捻军作战时,为了督军追击,他亲履行间,一连十天“昼夜驰驱,骑马奔走”。当时的清朝诸将帅中,像左宗棠这样“刚明耐苦”者确实少见。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一切反对清王朝及冲击封建秩序的“匪类”,是极其仇视的,可谓心狠手辣。同治三年(1864年),左部湘军会同李鸿章部淮军攻陷湖州。左宗棠“不居复城之功,而以追击为事”。在宁国、威坪、蜀口等地,太平军“大小头目被擒斩者以千计”。他对起义军强调不能轻易言“抚”,而必须重“剿”,而且还要杀到“稗无遗种”。在处理俘虏时,手段极其残忍。咸丰十一年三月(1861年4月),太平军与左宗棠部湘军大战于姑鱼山、金鱼桥、范家村等地,左宗棠说:“上饶范家村之战,毙贼三千有余,阵斩贼目多名,极为痛快。”凡遇太平军将领被俘,审讯后他即处以磔刑,并株连家属。

同治二年二月(1863年3月),左部湘军攻陷龙游,太平军将领陈廷香战死汤溪白龙桥。左宗棠得知陈廷香是湖南湘阴猪婆潭人(距左宗棠老家柳庄不过数里),即札饬湘阴知县,“拿其家属”。湘军攻陷汤溪,太平军守将李尚扬因叛徒出卖被俘,左宗棠亲加审讯,处以磔刑,并札饬湖南安仁知县查拿李尚扬家属。同治五年,太平军全军覆没,左宗棠在战事已结束的情况下,处理太平军大量被俘士卒时,命将“面貌狰狞者”亦从严惩办。他还督令各部“分途捕治潮、嘉、漳、泉、兴、化、永春各邻县莠民,诛斩数千”,这更超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范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左宗棠奉命出师,镇压太平军,固然出于效忠清朝皇帝的需要,但其残酷屠杀无辜良民却是天理难容的。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从广东回到福建的闽浙总督衙署。他从同治元年入浙,先后巡抚浙江和总督闽浙,镇压太平军是其主要功绩,而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复农业生产,进行盐务和茶务改革,整饬吏治,讲求“劾贪奖廉”与“修明政事”。对于这些举措,就连一向同左宗棠交恶的赵烈文也不得不认为,“在浙江,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船夜行,橹声相应也,杭城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之吏治实胜李(指李鸿章)十倍。”特别是左宗棠在参与镇压了农民起义后,把自造轮船以抵御外来侵略提上议事日程,创办了福州船政局,进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近代企业的开拓者更值得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