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间谍活动
为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汤姆·德莱伯格作为军情五处的特工人员打入英国共产党内部，但是最终安东尼·布伦特暴露了他的身份。德莱伯格是被马克斯韦尔·奈特招募进来的。奈特是军情五处的老资格官员，他当时在军情五处负责对共产党或法西斯组织的渗透工作。
葬礼闹剧
1976年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里，为汤姆·德莱伯格举行的葬礼前的守灵仪式，是一场场面壮观的闹剧。德莱伯格给他的送葬者留下一笔钱，供他们开怀畅饮——这是一个早已达成的协议。欢宴者中有坐过牢的，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有俄国使馆的代表，也有一些在他所感兴趣的“粗野行当”里接触过的年轻人。他们醉态百出，结果发生了殴斗。相比之下，在他的家乡，埃塞克斯郡的布拉德韦尔举行的葬礼就显得体面、克制些。套着紫色棺罩的灵柩上覆盖着特制的红旗。哀悼者显得更有身份些，其中包括迈克尔·富特、劳动党副主席和黛安娜·库珀夫人这样一些著名人士。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妻子没有到场。她是这一婚姻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结合是出于某种利益关系。
同性恋
1905年出生的汤姆·德莱伯格，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他还在萨塞克斯郡的兰辛学院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布莱顿支部。尽管在他个人信仰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以及后来在《每日快讯》报社里当记者时，他一直是一名党员。
德莱伯格的童年充满着孤独，受到种种限制，德莱伯格的父亲原是印度的一名警察局长，但在他14岁时去世了。他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姓氏不明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健康状况欠佳。德莱伯格非常爱他年迈的母亲。当他步入青春期时，孤独感愈益加重。母亲39岁时生下他，而他五岁时，两个哥哥早已20岁出头。德莱伯格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他承认自己在预备学校时就开始有同性恋倾向。他对这所学校深恶痛绝。当他还是个少年时，他就开始在公共厕所里制造“邂逅相识”的插曲了。他还特别喜欢去教堂。无论是圣公会的高教会派，还是罗马天主教，他都能从中发现一种宗教的美感，他喜欢弥撒仪式中的神秘色彩。
在兰辛学院，德莱伯格曾一度靠拢劳动党，受挫后加入了共产党布莱顿支部。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大概是在这段期间，他初识了所谓的魔术师阿莱斯特·克劳利，他是个黑人。他们在伦教的艾斯尔塔餐馆会面，并共进午餐。德莱伯格记得克劳利来时，穿着一条裁剪得体的绿色手织花呢灯笼裤，颇有学究气。他与他保持了许多年的友谊。
当他离开牛津大学时，德莱伯格感兴趣的“粗野行动”仍在发展。他常常带着性目的与他随处相遇的年轻工人接触。伦敦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圈子。这种生活圈子很自然地吸引了德莱伯格。他参加了伊迪丝·西特韦尔的茶会，在那儿他结识了艾略特和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在西特韦尔兄弟的帮助下，他在《每日快讯》报社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当记者。不久，他成了“伦敦漫谈”闲话栏作家。不言而喻，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了。当这一专栏被比弗布鲁克(1879-1964英国报业巨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英国内阁成员)扼杀后，他当了锋芒更加外露的“威廉·希基”专栏的记者。
充当“内奸”
德莱伯格是在当“威廉·希基”专栏记者时，引起马克思韦尔·奈特的注意的。奈特立即雇请他打入到比弗布鲁克称之为“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的圈内。喜欢参与密谋策划活动的德莱伯格，当然迫不及待地受命而去。但他作为渗透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他在与人接触交往中显得过于随便，根本没有特工人员那种谨慎的作风。正是看在奈特的面子上和他出色的采访才能，比弗布鲁克才容忍他继续呆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内，而且对他的不正经竟也熟视无睹。1938年5月19日，德莱伯格在《黄昏的烛台》的“伦敦人日记”专栏里，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但这篇文章不是完全出自德莱伯格之笔，比弗布鲁克本人从中插了一手)：
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产品之一。他们都是些绅士，通常是些中年人。当他们聚合在一些时髦的餐馆里品尝着只有这些餐馆供应的美味佳肴，畅饮法国和西班牙名酒时，他们宣布自己是左翼信仰的追随者。
著名的左翼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也是一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当他还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时，他就已同情他们的观点，并与共产党员约翰·斯特富奇一起，在1936年3月成立了“左派读书俱乐部”。奈特对这个俱乐部发生了兴趣，因为它明确表示，团结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党员是这个俱乐部的宗旨。虽然他们的主张遭到了与之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狂妄思想的攻击，但奈特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目的。第一年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世界政治1918——1936》，作者是帕姆·杜特。在以后的18个月里，这本书的预订数字竟达到了5万册!他们经常组织群众集会，直到战争爆发才告一段落。奈特急于监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的行动，因为他常在一些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样，德莱伯格成了最佳人选。
比弗布鲁克在“伦敦人的日记“这同一专栏里，发表挖苦人的议论——这个专栏可以不用真名，他钻了这个空子：
另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专栏作家汤姆·德莱伯格。由于他的观点与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德莱伯格先生受到了指责。但他反驳说，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得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弊病——营养不良的牺牲品；条理清楚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指出饮食不当这一点；既然他工作中最伤脑筋的是偶然得与阔老富豪、达官显贵们交往，那他在这种场合自然需要一种麻醉剂；而且他还不得不发现一种真正“美味”的西班牙酒。
奈特下一步是问德莱伯格，能否将他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发现的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传递给他。德莱伯格答应替他这么干。奈特并不要求他监视任何人，或为逮捕某个人制造些条件，只让他注意动向。党性不是很强的德莱伯格，并没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做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但他默许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德莱伯格需要奈特帮他隐瞒同性恋的丑事。当时这种丑事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即使比弗布鲁克出面加以粉饰，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奈特得知德莱伯格老爱光顾埃塞克斯郡的一家男妓院时，就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他在那儿遇到麻烦时能打电话叫人帮忙。奈特不仅欣赏德莱伯格一流的新闻业务水平，而且乐意有他作陪，因为他是一个情趣横溢，富有感染力的伙伴。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他是靠不住的。然而，他有他的用处，他不仅同哈里·波利特的关系十分友好，而且与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该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斯普林霍尔1943年被指控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而德莱伯格无意之中提醒了奈特，注意苏联对军情五处的愈益严重的渗透。
败露
安东尼·布伦特让德莱伯格在军情五处的工作突然中断。当时布伦特负责检查中立国家的外交邮袋。他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还代表军情五处，出席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每周例会。布伦特虽然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但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的某人办公室内，他看见过德莱伯格的一份报告的副本，他立即注意到，它涉及一架英国飞机秘密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当时他无法弄清楚谁是这份报告的作者，因为上面的落款只是个代号M8。随后布伦特向苏联的情报官汇报了这个报告的内容，苏联情报官要他查明M8是谁的代号。由于奈特的部门不受军情五处支配，所以，要破译这个代号不容易。六个月快要过去了，布伦特仍一无所获。只是以后当他读到另一份报告时，他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因为在这份报告上提及了德莱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英国共产党迅速做出严厉的反应。那天德莱伯格与他的一位非常可靠的老朋友，名叫哈里·肯尼迪的印刷工去出席一个支部大会。途经一家小酒馆，他们进去暍了杯酒。这时肯尼迪结结巴巴地说，他受命通知德莱伯格，他已被开除出党。德莱伯格大为震惊，怒气冲冲地要肯尼迪说出理由，但肯尼迪说，他只是个传口信的人，根本不知道个中原委。惊恐不已的德莱伯格便去拜访他所认识的在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罗宾、奥利夫、佩奇·阿诺特和道格拉斯·斯平霍尔。他挨个儿问他们为什么把他开除出党，而他们的回答都和肯尼迪一样。
惟一使他得到一些慰藉的是，1942年德莱伯格可以以左翼无党派人士的资格参加议员竞选，因为他能坦然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党派。然而布伦特怒不可遏，因为如此干脆地把德莱伯格开除出党会使他暴露的，任何受到牵连的人都非常清楚，告发者一定来自军情五处内部。
两只公文包
1981年3月，英国记者，爱刨根究底的查普曼·平彻，声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德莱伯格间谍生涯的证据，并在3月23日星期三的《每日邮报》上，以及在《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中加以披露。平彻认为德莱伯格是军情五处招募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他伪装得极其巧妙，谁也不曾怀疑一个将要成为劳动党主席的人，会受雇于安全机构。
平彻宣称，德莱伯格还在兰辛学院念书时，奈特就招募他了。是奈特要他参加共产党布莱顿支部的。他还说，尽管俄国人知道M8是谁，然而当德莱伯格在1942年6月当选为议员时，军情五处还是雇用了他。他向奈特汇报下议院左右两翼的活动。战后，克格勃试图收买德莱伯格，让他向奈特传递假情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格勃肯定命令哈里·波利特，重新吸收德莱伯格为秘密党员。波利特宽慰他说，下议院内好几位议员发挥着秘密党员的作用。然而，德莱伯格向奈特汇报了这一情况。奈特指示他，只要使这种同波利特的接触公开化就行了。
1956年德莱伯格去莫斯科拜访盖伊·伯吉斯，因为他正在写盖伊·伯吉斯传。后来以《盖伊·伯吉斯：一幅有背景的肖像》为书名出版了。回国后他向军情五处汇报说，俄国人要他定期向他们传递有关劳动党内部活动的情报，而当时德莱伯格所处的地位也确实使他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1949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一直担任到1974年他退出政界。由于劳动党那时已成为在野党，接触不到政府机密，所以，军情五处同意德莱伯格向苏联汇报他选定的任何情报。作为回报，德莱伯格保证站在军情五处的立场上与克格勃的联络员接触。
平彻说，克格勃给了德莱伯格两只完全相同的公文包。当他把一只装有情报的公文包递给在伦敦的俄国人时，俄国人也给他一只装有情报酬金的公文包。军情五处指示德莱伯格，将钞票随同他写的情报材料副本一起上交给他们。尽管他上交了数千英镑，但毫无疑问，他一定私藏了一部分。他说他给克格勃的报告，包括了与他共事的高级行政官员的私生活内容，那克格勃就能利用这些材料，为他们的招募工作服务，尤其是当这些情报涉及淫荡和犯罪的内容时，更便于他们打开缺口。据说德莱伯格把他在伦敦的公寓借给下议院的同僚们，供他们在午餐时间玩女人。这一切材料他都充分加以利用，写入送交克格勃的报告之中。
上钩
为了写好盖伊·伯吉斯的传记，德莱伯格前往莫斯科拜会伯吉斯。此行是得到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双方同意的。军情五处十分清楚，这本书的内容不会是真实的，无论是在成稿阶段，还是在校样阶段都受到克格勃的控制。军情五处也知道，德莱伯格会把校样送交他们审查的。这样，他们就和克格勃“共同承担”对这本书的监督责任了。在德莱伯格的书中，伯吉斯否认他为克格勃提供过情报。德莱伯格声称自己相信这一点。很明显，军情五处想获取不利于伯吉斯的有力证据，从而防止他动心回国。平彻相信，军情五处一定指令德莱伯格，诱使伯吉斯回忆他在“特别行动小组”的短暂工作期间，参与秘密活动的情况细节。他们还希望他提及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的姓名。伯吉斯傻乎乎地中了圈套。德莱伯格的出版商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没看出他们玩的花招，结果受到警告：除非他们在出版之前删去手稿中的某些部分，否则就有受到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指控危险。他们老老实实地照办了，而军情五处也就获得了不利于伯吉斯的许多情报，足以使他不再返回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一位局外人要求查普曼·平彻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一篇报导，说明由于伯吉斯向德莱伯格透露了一些事情，使得有关当局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一旦伯吉斯返回英国，就有可能逮捕他，并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他违反了公务保密条例，而且证据确凿。结果伯吉斯被吓住了，然而他从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从军情五处和克格勃那儿收到三份报酬。
“间谍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