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历代王朝，宋朝独具一格。宋朝改变了从秦汉以来以武治文的政治局面，转而以文治武。这里的以文治武，主要表现在对武将权力的制约上。所以，在整个北宋乃至南宋都很少发生禁军兵变这类事情。宋太祖赵匡胤在武将权力过渡上所做出的成就，历代皇帝都不能望其项背。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深知兵权对国家的重要性。就像宰相赵普所说：“唐末以来，兵战不息，国家不安，其原因不是别的，而是武将兵权太重，君弱而臣强。治理办法也只有夺其权力，收其精兵，控其财政。”为了从那些与自己同甘共苦、出生入死的兄弟兼臣子手中和平地拿回兵权，宋太祖想到一个妙招——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961年），赵匡胤邀请石守信等人入宫喝酒。酒酣之时，赵匡胤突然叹息着说：“朕的江山是靠你们打来的，可是这做天子也太艰难了，倒不如当节度使来得快活。”大臣们听了，急问为什么。赵匡胤又说：“哎！这个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呢？”石守信等人听了，也明白了：皇帝是担心他们夺权篡位，暗示他们交出兵权。于是，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说：“臣等愚昧，请陛下给一条明路吧！”赵匡胤从容不迫地给他们指出一条明路：“人生好比白驹过隙，所好者也无非就是富贵，遗福子孙。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出外当个地方官，再多买些良田美宅，以终天年。朕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君臣相安，两无猜忌。”第二天，石守信等人纷纷请求离职，赵匡胤也就批准了他们的要求。
宋太祖赵匡胤就是这样用酒宴、金钱和婚姻和平地解除了高级将领们的兵权。千百年来，“杯酒释兵权”也作为典故被人们熟知。然而，有学者指出，“杯酒释兵权”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出自后人的杜撰和演绎。其中，以20世纪90年代顾吉辰先生的论证最为著名。
首先，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时间记载，北宋史书毫无说明，直到南宋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才记载，此事发生于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但是，这年六月，宋皇宫发生了一件大事，杜太后病逝。按照习俗，六月至七月应该是国丧期间，禁止饮酒作乐。那么，作为孝子的宋太祖又怎会在皇宫中宴请大臣呢？显然不可能。
此外，赵普在整个事件中充当了幕僚的角色。根据《涑水纪闻》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此事发生在赵普任宰相期间。但是，赵普第一次出任宰相是在乾德二年（964年），而961年的赵普并未当上宰相。这也自相矛盾。
有人也对此提出反驳。据《宋史礼志》记载，皇太后死后，皇帝以日易月服丧，共25日。也就是国丧期从六月初二开始，至多至六月二十七结束。到了七月，服丧期早已结束，皇帝宴请臣下也无可厚非。
顾吉辰先生还提出一个疑点，即宋代有关此事的记载，是由北宋到南宋由略至详逐渐发展的。“杯酒释兵权”最早的记载是宋真宗年间宰相丁谓的《谈录》。其内容相当简单，提到释兵权的问题，但对于酒宴只字未提。宋仁宗时，宰相王曾《笔录》也有所记载，虽然提到酒宴的事情，但情节简略，并没有那么戏剧性。宋神宗时，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就出现了现在所看到的详细生动、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但依然没有时间记载。直到南宋李熹《续资治通鉴长编》才有了详细的时间记载。这样由略到详的发展，极有可能是经过后人不断演绎加工而形成的故事。
此外，这样一件国家大事，北宋官方文书却没有记载。后来，人们关于此事的记载都来源于《谈录》、《笔录》、《涑水纪闻》。
对此，反驳者认为《谈录》的历史价值并不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谈录》其实是由丁谓的外甥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而刚正不阿的王曾所著的《笔录》更接近历史事实。
“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无酒宴、无时间记载到有酒宴、有时间记载。这其中有可能经过后人的夸张和渲染，但释兵权本身确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