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想介绍一下国外的名记者的情况，他们是怎么干，怎么想。去年我访问德国，德国有个很出名的记者，也是一个作家，叫瓦尔拉夫。他今年60岁，是个职业记者，职业作家，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作品在87年出版发行。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在80年代完全隔绝他以前的记者和作家的社会生活，化妆成土耳其劳工，成为土耳其劳工的一分子进去生活了3年，写作了《最底层》。为了把西欧人眼睛的颜色改变，他做了带颜色的镜片，把黄头发（他是个秃顶）化妆成南欧人的黑头发。实际上在德国、欧洲国家包括美国，民族、种族问题，特别在德国是社会的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日耳曼人在20世纪初到中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最支撑基础就是种族。日耳曼人这个“优等民族”消灭除了日耳曼人以外的其他劣等民族。实际上德国人是相当排外的，种族歧视成了德国的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特别多，一直到今天，他们的社会生活处于最低层的状况，在社会里面受到歧视——在选择工作、劳动保护、社会生活甚至宗教生活中受到歧视。瓦尔拉夫在了解这个情况以后就化装成土耳其劳工——据我了解，在职业采访里面，这种融入式采访，不是作为课题融入而成为主体融入，不是说我作为记者这段时间去进行采访而是他完全变成了普通工人里面的一个部分去采访，采访当时德国社会震动的、令欧洲社会震动的最底层。这本书在89年出版过两个版本，翻译成几万册，在当时德国40天卖了350万册，翻译成20多种语言。他的这本书第一次让蓝领走进书店。他用赚的钱建了一个书店，又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基金会一直到今天都还存在：为劳工盖房子，后来用部分基金到出版社出版这方面的刊物和书籍，然后就是救助劳工。这是一个当时在德国社会有影响的也是震动欧洲的很著名的记者和报告作家。他通过别人读到我写的报道的——《大国寡民》，于是邀请我去德国。他和《民心周刊》联合邀请我去，我应邀了。因为我八几年就读过他的报道。他那个方法，据我所知是独创的——在此之前没有这么做的，集中精力调查的有，在里面生活一段很长时间也有，这叫参与式采访。将来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学一下采访的方式，一般来讲是参与式采访比如战争、比如某个群落、某个采访内容，然后作为客体进入他的生活、他的进程里。但瓦尔拉夫呢，是融入式的，进入变成他的一个角色，他走得比较极端。实际上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在德国防止新纳粹主义，防止种族歧视。而能够反映德国社会里面受到忽视的屈辱的生活者的就是土耳其劳工的生活。后来我了解到，他还藏过拉斯迪，拉斯迪当时被追杀的时候，瓦尔拉夫带他躲藏。拉斯迪是英国一个作家，是个独行侠，一直被伊斯兰原教主义追杀，好像前两年才解禁。我去的时候瓦尔拉夫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他每天跑马拉松，60岁了，很棒的身体，高高的个儿，典型的日耳曼人的劲，一副冷面孔，不苟言笑，说话的时候注视着你，面部没有表情，那个时候感觉像党卫军军官。瓦尔拉夫请我去他家，他住在汉堡，很有意思。他领我出去吃饭，我们从他家走出来到一家葡萄牙餐厅吃饭。我们在红灯蓝林道等车时，他就拿那个拐棍，登登登点一点，说：“卢，那是什么？”他脚底下有个铜牌——这个街道的名字。铜牌记载着这个街道曾经有8 000犹太人死于集中营。这个牌子在汉堡有好几百个，而他特别强调这些牌子是由民间组织设立的。他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他的社会名声到中学和社区演讲反纳粹。他的演讲跟摇滚乐队一块——年轻人不是喜欢听摇滚吗——当然就跟摇滚乐队一块，去讲纳粹主义对德国的危害和动员德国社会来抵抗纳粹主义。你们注意到他关心的问题，他选择的对象，他的方式是什么了吗？从底层到种族问题到历史反省，这就是他终生的事业。瓦尔拉夫今年60岁了，我想今年继续翻译他的作品，有机会把他请到国内来。他的作品读起来是很令人吃惊的。我到德国去以后他让我住他的房子——那房子很奇怪，二楼有一个大镜子，大镜子旁边有两间房子。他把大镜子打开，里面有个暗门，两层暗门，里面是个小阁楼，小阁楼上面还有小阁楼，而且阁楼里面有秘密电话，这个电话是不对外的，他让我体验一下他的生活，是很有风险的。这是他的职业行为，但受到了整个德国社会的尊敬。还有件事就是瓦尔拉夫化装成《图片报》报社的编辑——《图片报》是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揭露《图片报》愚弄公众，报假新闻——这在当时也是爆炸性的。后来他出了本书，那也是他关心的问题。
我在汉堡时，那里的《明星周刊》的一个名记者卡迪尔和她丈夫请我吃饭。《明星周刊》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性周刊，政治类的，以社会性为主。卡迪尔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整个90年代中期驻俄罗斯的首席记者，也是《明星周刊》的首牌记者。她的丈夫是《明镜周刊》的调查性记者，按照美国的说法叫扒粪记者，调查内幕新闻的。那个女的是极其精干的人，见了我面以后她向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卢，中国的农村问题怎么办？”因为此前我知道她的背景，她也知道我的背景，于是见了面以后也没有什么寒暄，一坐在那儿以后她就用那种西方记者机关枪式提问方式的“啪啪啪”地就跟了上来，提了第一个问题。我一下就吃惊了，我问“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她说“中国的农村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不了。”（那是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今天闹农村问题，什么“三农问题的”，查了1年多呢）后来我说“你这个问题是衡量中国好记者的问题之一，或者说我认为最重要的，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问题基本是都市化，或者叫城市化，消费群体也基本是都市化的，对决定中国命运的、可能给中国带来重大问题的社会现象是麻木不仁的。”这个群体是个什么概念？最近李昌平写过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他提到这个群体在现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农村从承包责任制起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目前为止严格来讲，我们所说的社会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经济增长跟这个群体无关。这个群体的人数占多少呢？现在占了64%，大概8亿多人。你们能不能想象在一个社会里面，七八亿人口的生活跟我们这个社会增长速度无关，不仅无关而且呈恶化趋势。这八九亿人中，劳动力是4亿人，而现在我们的耕地只能承受不到两亿人——也就说两亿多人，两个超级大国的人口处于失业——我们叫剩余劳动力，实际上就是失业。而这里我指的还是绝对失业，就是可以不要干农活了；还有半失业状态的：只有一部分时间是在劳动比如生产耕作，而更多时间是闲置，这是个很恐怖的数据。而且我们现在的粮食、农产品作物不仅不挣钱，而且是农民倒赔钱：就是他们一年耕种下来，交了皇粮交了税费，还要倒贴——你说他活得下去吗？我们不能够想象这件事情，但是这种情况是事实，而且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事实。1994年底我主持做过一个很大的策划就是所谓的春运危机。1989年春天之前，我写了“1989中国第一条震荡”——那是最早报道民工的。到了1994年我们就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调度了将近10个记者做了一个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调查。我的《乡村八记》就是那时我到鄱阳湖畔一个农民家里住了10天写作、编辑出的。我去的那个村庄叫湖下村——这都很有象征意味的——这个地方就是个传统农业区。我们的调查方法是“候鸟路线”——我设计的：就是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是有一个固定线路的，流出地就是他生活的农村社区，流入地一般都是朋友亲戚等，比如说到南方打工。然后就着这个机会，村里的人再往那边搬运，到那个春节的时候他又“飞”回村庄来，过了春节又飞回去。或者有离的比较近的地方就是秋收的时候回来，秋种的时候回来，然后又回去——他基本上也沿着一个比较固定的路线。我们当时应用的是社区调查方法，后来用了一个社会学方法，规模很大。我们要求我们每个记者必须选择一个村庄，住一个星期以上，然后沿着农民流入状况到流入地，比如广东、北京或者东北的某地，进行一个追踪式的候鸟调查。当时已经是90年代中期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而且恶化的（状况）在那时已经充分显现。那时候我们报道发的量极大，一个整版的篇幅发了15万字。那个报道在研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上是比较有用的，有一些基本数据、方法、个案在社会学研究里面是广泛应用的，包括国外研究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在报道的过程中，没用“打工仔”这个词，实际上这就反映了价值取向。当时我们很盛行的这种词，包括到现在还再用“盲流”等，我们在所用报道、评论里面是坚决不用那样的词的。后来的“流民”问题的含义还好办：它是状态，但这个“盲”是什么意思？盲目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感的，甚至没头苍蝇似的。从50年代开始，中国在早期的工业化工程中，它的原始积累的资金来自于“剪刀差”的方式，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取得原料，用很高的价格进入市场。这里顺便讲一句前苏联也是这样的，韩三年被邀请访问苏联，到苏联以后她被邀请去了很多地方。她那《友谊奔访速记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注释。苏联问为什么进步这么快，那样的一个资源情况和经济背景下，忽然这么快，他不理解钱从哪来的。他后来看到一个小报纸的报道才知道，就是在高加索的大麦产量，农产品的价格和那个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悬殊，他发现了苏联强制性的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盈利权。这是一个秘密。但现在可不一定，通过剥夺实现，而且这个剥夺代价特别严重。因为58年合作化以后，三面红旗里面包括人民公社、“大跃进”还有个什么忘了。我当年曾很详细地考证过它，全线失败，疫情复发。他当时大炼钢铁，同时把劳动力在秋收时候运到山上，去砸锅卖铁，结果地里的粮食没收，很多粮食烂掉了，烂到地里了，实际上59年出现了粮食紧张。59年春天一直延续到61年将近3年的时间，就是所谓的自然灾害。实际上那时候不是自然灾害，当时风调雨顺的，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将近100年人口自然增长与消亡的分析，那个时候的后果是什么呢？是至少非自然死亡2 700万人，至少。现在有4个以上的数据，数据表明最多有4 000万人，4 000万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8年抗战都没死那么多人，比我们历朝历代加起来的非自然死亡的人数还多。这时你会发现实际上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归纳是不会错的。当时，安徽、甘肃、山东、四川、河南这些重灾区，人都死光了，只要冒烟，一定是吃人肉，因为根本就没有可吃的东西了，就是人吃人啊。但是这段历史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各位读历史可否会读到它。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个常识？要用历史感进行采访和写作，实际上这过程中是有很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在的。他不是空穴来风，凭着我们主观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