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薛载熙的冤情真的让老天看不下去了，或者是他的诚意感动了老天，无论怎样，他的诅咒应验了。十年后，太上皇乾隆驾崩，权倾天下的和珅随后被嘉庆帝赐死。薛载熙悲喜一起涌上心头，禁不住泪流满面，他知道自己翻身的机会终于来了！薛载熙打点行装，凑齐了盘缠，动身到京城去申诉自己的冤屈。
薛载熙在京城一直等待见到嘉庆的机会。嘉庆六年(1801年)的一天，薛载熙得到消息，嘉庆帝出外巡视。薛载熙在皇帝的必经之路上苦苦等待，终于等到了嘉庆帝。他冒死拦驾含冤，哭诉冤情。嘉庆命薛载熙从实禀奏。薛载熙声泪俱下地把十几年前的会试中被和珅无辜除名，不能考取功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嘉庆说了出来。
嘉庆帝本来就知道和珅向来作恶多端，也曾经听说过这件事。于是当场下旨：“薛载熙会试中被无辜除名，并非皇考的本意，是和珅蒙蔽了皇考，出于私心办理的此事。朕对此事也知道你的冤情，可以考虑现场出题考试。”
于是，嘉庆现场出题，让薛载熙即兴作诗一首。薛载熙在家读书多年，又颇有文采，会试不中后更是专心习作，学问大有长进。现场作诗立就，嘉庆听了，评价说“诗句的水平比以前的还要好，加恩赏还举人身份”。薛载熙被和珅打压十多年后，终于被平反。
这只是有记载的影响较大的例子，那些未曾纪录的不知还有多少，可以说，和珅在当权期间到底抹杀了多少有才之士的功名，恐怕难以计算，给朝廷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为修宅院动士兵
和珅飞黄腾达之后，成了皇帝的专职跟班，日益获得皇帝的好感，权势也越来越大。这样一来，他做事也就少了许多顾虑，就越发胆大妄为。他在建造自己的相府新宅时，竟然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修建宅院，这样以来，他在劳力上不用花费一分一毫。就连他盖房子需要的木料、砖瓦等材料，大部分也都是地方官员贡献的。可以说，和珅没花多少银子就盖起了一座令王公大臣都惊叹不已的豪宅。
除了世人熟知的贪得无厌，和珅一生还豪奢无度，在修建宅第园林方面，也是不甘人后。乾隆帝对他恩宠有加，经常赐予他土地让他建筑宅院，有时候随便找个理由就会加封他，搞得其他官员很是嫉妒但也无可奈何——谁让皇帝喜欢呢？就这样，在乾隆的不断赏赐下，一座座别致、精美的园林相继成为和珅的家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和珅刚刚由御前侍卫兼都统擢升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正值春风得意，当然要重修家宅以示庆贺。他的第一所新居就是在这个时侯建造的。乾隆帝为了表示祝贺，专门在什刹海畔三座桥附近的“黄金地段”赐给他一块上等的地皮。和珅这是第一次建造自己的新宅院，所以他在建设时非常用心，他亲自监督整个工程，对每个细节都要个要求，力争超过其他王公大臣的府邸。
此处建得豪华奢侈，但在他倒台后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嘉庆四年，嘉庆帝曾发布上谕：“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及其多宝阁(隔断式样)，仿照宁寿宫制作，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再有，“据呼什图供和珅盖造楠木房屋时，曾令伊人宁寿宫照烫式样。查呼什图人禁内烫样，该总管太监并不阻止，辄行放人，应交总管内务大臣查议”等。“因奏准抄出到臣衙门臣等查得萧得禄等均系总管太监，当呼什图擅人宁寿宫烫洋时并不阻止，辄行放人殊不合，请将总管太监萧得禄，阎进喜各罚钱粮二年。首领太监董世玉、李进孝、高进喜、邓世忠罚钱粮一年。”
和珅建造此宅院时，竟然派呼什图潜入内宫“烫样”，并依照烫样建造，所以，其“锡晋斋”还依稀可看出宁寿宫的影子。宁寿宫是为太上皇乾隆建造的，和珅的这样做当然属于违禁。虽然当年御史曹锡宝弹劾他逾制建造宅院。不过，当时和珅正风光无限。乾隆不仅对和珅逾制之事不予追究，竟然还斥责曹锡宝诬陷和珅，反而使曹锡宝丢官弃职。
事实上，和珅当时刚刚抬入正黄旗，在什刹海的封地建造是符合祖制的，但是和珅打了一个擦边球，他本人借机极尽奢华之能事，逾制修建自己的宅院房屋，确有违规之嫌。不过当时在朝中和珅但是炙手可热，连皇帝都睁一眼闭一眼，谁还能拿他怎么样？
和珅宅第东至毡子房胡同，南至今前海西街南侧，西至李广桥，北至大翔凤胡同，后辗转达官贵人之手，并多次改建，至今仍有嘉乐堂、天香庭院、锡晋斋、寿椿楼等和珅所建的基本建筑。和珅的宅院规模当然和与亲王贝勒王府不能比，但从内部结构和装饰之精美上看，和府绝对是数一数二的，而且史料中有记载：其装饰物“皆亲王所不应有之物，而和珅有之，且铜路灯较大内所有尤为精致。今分设于景运、隆宗二门外”。
这两宅第的建造，耗费了许多人工和时间，单是动用的工人的报酬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和珅的精明就在这里了，据史家考证，和珅建造府第所支用的工匠不是招摹而来的平民，而是他控制的步军统领衙门的兵丁和巡捕五营的步甲等人。据考，最多的时候调来的兵可达一千多人。和珅动用职权，私自调用国家的军队来为他自己修建安乐窝，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他的贪得无厌。
和珅当时可谓富甲天下，却仍然为了省下工人的工资而不惜动用国家军队，真是精明过了头。
实为朝廷掌舵人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七月，负责工部事务的苏凌阿、瑞保出差在外，而新任尚书舒常也尚未到京，而工部的日常事务又多，所以一切工部日常事务暂时由和珅代为管理。一个月后，37岁的和珅补授大学士一职，并仍然负责户部事务。与此同时，因为补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福康安尚兼陕甘总督一职，无法回京，所以吏部尚书事务也由和珅负责。同年九月，因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务已有八年时间，况且已经升任大学士，不便再兼任这一职务，转而由其子、同时也是固伦和孝公主的额附丰绅殷德充任。
清代的大学士只是一种荣誉职位。雍正年间创设军机处后，就算是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不得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理，成为一个虚衔。会典上规定的大学士“大学士掌钧国政，赞诏命，厘宪典，议大礼、大政，裁酌可否入告”等决策职责等于废话，只有参与“修实录、史、志，充监修总裁官。经筵领讲官，会试充考试官，殿试充读卷官，春秋释奠摄行祭事”等闲散职能，根本没有实权。即便如此，不少官员要获得大学士一职也不容易，大多在即将退体的时候才能得到。而一旦获得大学士一职，即要解除负责的六部职务，最多可以兼管事务，但并非直接掌管实权。
和珅是个例外，他不仅37岁即获得大学士这一荣誉职位，而且不脱离实权，仍直接掌管六部中吏部、户部、工部等的实权。如所兼任工部事务是主持工程的最有油水的部门；吏部尚书是负责官吏的遴选和考核，是天官；户部则负责国家的财政大权……可以说，和珅几乎控制了大清国所有的要害部门。
在乾隆眼里，和珅的才能还没有完全发挥，他让和珅开始主持军机处的大权。军机处是清代直接秉承皇帝旨意经办重大政务的中枢。军机大臣的权势之显赫，那是朝野闻名。就连军机大臣下面的一些草拟文稿的助理人员，即军机章京，因接近国家机要，平时也狐假虎威，颇有权势，俗称“小军机”。
“小军机”在清代社会上名声很大。每当皇帝下谕旨，都要由军机大臣交给军机章京草拟稿，然后呈皇帝阅览批准后颁发执行。《檐曝杂记》中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军机大臣早晨入内面奉谕旨，等到退下来，已是辰牌时分了。回到军机处后，叫军机章京进来，告诉他今天有几道什么上谕。军机大臣一面说，军机章京一面用手折一一记下；然后回到自己办公的房子里，分派拟稿：某某拟哪一道，某某拟哪一道。一霎时笔如风雨。军机章京看过了，又斟酌几个字，然后给军机大臣看。军机大臣认可后，就由太监呈送皇上，皇上阅览批准后，这才颁行天下。”
军机章京官级不大，属于助理人员，但因其身处政权中枢，经手的都是上谕、奏折等国家机要文书，因此，官场中的人都认为他们是颇有权势的。许多官员都通过他们打探官场最新消息，以期获得他们的关照。尤其是一些想向上爬的地方官吏，虽然没办法接近军机大臣、各部尚书、侍郎等朝廷大员，但是经常以巨资珍宝买通官级稍微低一些的军机章京作为自己的内线，把握朝廷的动向。所以军机章京在官场上影响很大。
军机章京一般都是文思敏捷，“下笔干言，倚马可待”的饱学之士。但文采一般、庸俗不堪者，这样的人只好多干些粘贴文稿、折子的杂活儿。这种军机章京被世人讥为“面糊章京”。《负曝闲谈》中提到他们何以被称为“面糊章京”：达拉密章京对于那些无法执笔的章京了然于胸，于是有些事情就不去惊动他，到了忙的时候，把批好的折子，什么“知道了”“该部议奏”等，都一条一条的夹在折子里面，叫他用浆糊一条一条的粘上去，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所以叫“面糊军机”。
任何职务只要能跟皇帝沾上边儿，就有升迁的机会。军机章京拟的文稿如果经常受到皇帝赏识，拟稿者就会一时间声名鹊起，甚至破格升官。反之，如果拟的稿总是差强人意，没有亮点，就可能十天半月不被委派一事，只是按时上下班而已。前者被称为“红章京”，意为受到皇帝的重视，鸿运当头；后者被称为“黑章京”，意为被冷落、触了霉头。有人甚至为“红章京”作诗道：“流水是车龙是马，主人如虎仆如狐。昂然直到军机处，笑问中堂到也无。”其中的中堂指大学士，可见“红章京”当时的权势之盛。相反，“黑章京”就没有那么风光了：“篾篓作车驴作马，主人如鼠仆如猪。悄然溜到军机处，低问中堂到也无。”更有好事者将后二句改作“五更踱到军机处，不识今朝有事无。”将“黑章京”低三下四、无事可作的倒霉模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无论“红章京”还是“黑章京”，都是清朝黑暗官场的一面镜子，让人不胜唏嘘慨叹人生的际遇。
和珅刚入军机处时，并没有掌握实际大权，因为很多居功至伟的朝中老臣都排在他前面。乾隆四十九年闰三月，福隆安去世，和珅在军机处的排名升至第三位，加上首席军机大臣阿桂一直奔波于外，次席梁国治又是汉人，无法掌握实权。这样一来，军机处的实际决策权就落到和珅手中。关于这一点，早在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朝鲜使臣就有这样的记载：“兵部尚书福隆安、户部尚书和珅，贵幸用事。阁老阿桂之属充位而已。”
后来，乾隆五十年，朝鲜使臣在闻见别单中又说：“吏部尚书和珅，去年升为军机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孙，权势日隆。皇帝且遣内侍轮番其第，势焰熏天，摺绅趋附。惟阁老阿桂勋伐既盛，而清谨自持，为珅敬惮，朝野颇以倚赖云。”四月，朝鲜使臣在闻见别单中又说：“和珅宠遇愈隆，威势日加，今年又以军功进封一等男。”此时的和珅，可谓大权在握，如日中天，成了大清朝廷的实际控制者。
和珅之所以权势越来越大原因就是年老而又不肯放权的乾隆帝越来越“倦勤”，与先前那个年轻气盛、精力旺盛的乾隆不可同日而语。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朝鲜使臣就有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的记载：“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
正是乾隆的越发“倦勤”，给和珅提供了把持朝政、巩固自己权势和地位的机会。到了乾隆末年，和珅实际上已经成了大清国的掌舵人。嘉庆二年八月，阿桂去世，他真正成了朝廷的第一决策者，达到人生事业发展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