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间谍是指这样的一类间谍，他们背叛了原来为之工作的情报机构转而效力于其他情报机构，同时又使原来的情报机构相信自己的忠诚。双面间谍的形成可能是出于信仰的动摇，可能是出于利益的诱惑，可能是出于情色的勾引，也可能是被捕之后为了活命等。
双面间谍对情报工作来说是个巨大的威胁，因为他们被新的情报机构指使向原来的情报机构传送假情报。
“狼穴”中的双面巨谍波波夫
南斯拉夫人达斯科·波波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双面间谍之一，他委身纳粹的“狼穴”，为盟军的胜利甘冒各种危险，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波夫的谍报生活堪与伊恩·费莱明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相媲美，而且其间谍生涯的紧张性和危险性更加激动人心，充满着罪恶与仁智的殊死搏斗。波波夫被西方谍报界誉为最勇敢、最快乐的谍报天才，具有巨大魅力和个性上的吸引力，连英国情报机关当时的头子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也对他赞叹不绝，说他“太诡计多端”。
波波夫于1912年出生于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富商家庭，1936年在贝尔格莱德读完法律后，考入德国的弗赖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39年，他受雇于南斯拉夫驻里斯本的代理机构。由于葡萄牙当时的中立地位，里斯本成为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地带。波波夫出生世家，懂多门外语，身居要害部门，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有大量的商务往来，这使得他成为间谍机构的拉拢对象。1940年，波波夫在德国读书时认识的朋友游说他当德国间谍。不知是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憎恨，还是出于对平凡生活的厌倦，波波夫一方面同意为德国情报机构效力，一方面则直接联系了英国的情报机构。英国情报机构对波波夫进行一系列调查后，认为他适合担当间谍，并指示他充当双面间谍。自此以后，波波夫便成为英国双十委员会控制下的一名双重间谍，开始了他传奇、放荡而又功勋卓著的一生。
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大力配合下，波波夫很圆满地完成了德国人交给的任务，深得阿勃韦尔（德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厚爱和重视。带着阿勃韦尔的“厚望”，双面间谍波波夫搭乘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英国首都伦敦。一下班机，英国军情六处的乔克·堆斯福尔就把他接到萨瓦饭店。正当波波夫填写住客登记表时，一个精神抖擞的英国军官走了上来：“嗨，你好，波波夫！我是军情六处的罗伯逊，负责编造对付敌人假情报的鉴别工作。我的工作名称叫‘塔尔’，希望能对你的情报搜集任务有所帮助。”波波夫与罗伯逊寒暄了几句之后，在他的带领下踏进了他真正的服务机构——军情六处的大门。
这套舒适的公寓式建筑是情报机关租用的。在这里，大约有10多位官员对他轮翻进行了4天严厉的审问，就差对他拷打了。在一切都表明真实可信后，波波夫又被带到一间摆设考究的办公室里，被引荐给一位五十来岁、身材瘦弱的权威人士。经人介绍，波波夫才知道眼前这位军人就是赫赫有名的英国军情六处的负责人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
稍事休息后，波波夫便在军情六处人员的协助下，进行了大量的“情报搜集工作”，比如：拍摄了一个伪造飞机场的照片，记录了一些飞机和军舰的数目与型号，描绘了重要地区的地形图……并利用德国上司卡斯索夫给的莱卡照相机，拍了许多海军方面的“情报”。就这样，波波夫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大量的“情报”。后来德国人对此赞赏不已，认为这种情报实在非常宝贵。
在此期间，经斯图尔特·孟席斯少将夫人介绍，波波夫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姑娘——嘉黛·沙利文，她是奥地利一个纳粹头子的女儿，但却从未服从过父亲的信仰，于是便出逃英国。嘉黛似乎对波波夫很有兴趣，她那双迷人的大眼充满了柔情蜜意。看着这个女子，波波夫也是感到有一股难以名状的暗流冲击着心房，真希望和这个姑娘多呆一会。不久嘉黛成为了波波夫在工作和生活上的伴侣。嘉黛花枝招展，色情放浪，她带着波波夫参加一个接一个的宴会，把他介绍给所有值得拉拢关系的名流，并且帮助他配制密写剂，编写密码信，起草给转信人的明文信。
在英国军情六处的配合下、嘉黛的帮助下，波波夫用密写的方式为卡斯索夫提供了大量的伪情报，并谎称由于情报太多、体积太大、份量太重，不宜邮寄，必须回里斯本当面转交。实际上，这是为尽快地回到德国情报机关，刺探其内部组织而设置的一条妙计。
波波夫回到德国后，遵照事先制定的联络办法，很快便和上司接上了头。卡斯索夫在一所别墅里对他进行了一番细致并且持久的审讯。他对情报的每个细微未节都要追根寻底，从各个不同角度来盘问，以便发现新的动向。最后，卡斯索夫又向波波夫泄漏了一个绝密的情报：“很快，我们就不需要你再去操心外交邮袋和其他传递材料的途径了。我们将通过一个小玩意儿来传递情报。柏林方面正在发明一种方法，把一整页的材料缩小到只有句号那么大小的一个微型胶片上，只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清楚，我们把它称为‘显微点’。”
此后不久，嘉黛和英国情报人员狄克被发展为“双重间谍”。这两个“双重间谍”与阿勃韦尔经营的其他双重间谍不同，他们是英国军事情报处和波波夫自己挑选的，而不是“逆用的”。他们的代号分别为“胶水”和“气球”。鉴于嘉黛的父亲是个纳粹党党员，所以塑造成出于爱国的动机才为德国充当间谍。嘉黛专门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去搜集政治情报和机密，以及有关新的军事司令员和其他新的任命等情报。狄克则打扮成出于贪财的动机，向德国谍报部门频频输送准确的情报。从此，波波夫手下有了两名新成员，于是组成了一个小组，英国情报局为其取了一个新的代号——“三驾马车”。随着两名情报员征募成功，波波夫在阿勃韦尔的圈子里也更加光彩夺目，这使得他的工作更加顺利。
为了获取德国方面的信任，“三驾马车”制订了一个叫“迈斯德计划”的洗钱方案。按照惯例，阿勃韦尔对“逆用”间谍的情报费都是用外汇支付。英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凡进入英国的外国人，其所带外汇都得换成英镑，且在换钱的时候，每张英镑上的顺序号都要记录在案。一旦情报小组中的某一人被捕，那么通过他腰包里的钞票号码就可以将其他的人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被发现”的危险，“三驾马车”几经努力找到了一个有钱的戏院老板，并与之交易，戏院老板同意由他出面兑现英镑，然后用其账户取钱来支付给“三驾马车”，此计划的实施赢得了阿勃韦尔的肯定和赞赏。
不久之后，德国准备对英国进行毒气战。为了阻止德国毒气战，波波夫通过“气球”送给德国情报机构一个情报，情报上说明英国已对毒气战作好了一切准备，从而使德军完全打消了发动毒气战的念头。与此同时，“三驾马车”还给德国方面送去了大量的政治情报，当然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三驾马车”在阿勃韦尔内部的威望。
波波夫领导的谍报网逐渐壮大，大量的、源源不断的情报使德国人混淆视听，加重战争失败的心理压力，同时使德国军队在西线一直保持最大的数量，从而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在“斯塔基行动”中，波波夫向德国情报机关提供了大量情报，使德国相信在加来港地区正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这就诱使德国空军进行侦察，并把轰炸机群引诱到英国皇家空军的后院，使之处于易受攻击的境地。
英国海军一直不想让德国人从东海岸进攻，希望通过波波夫使德国人对东海岸的水雷区产生一个错觉。“三驾马车”接受了这一任务，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虚构的布雷图送给德国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三驾马车”设计了一场戏：有一个英国海军参谋总部人员是犹太人，名字叫伊文·蒙太古。他认为德国人会打赢战争，怕得要死，因为伊文·蒙太古听了许多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可怕故事，如把人放进烤箱里烤死等，因此他一直希望从德国人那里得到某种人生保险。波波夫乘机和伊文·蒙太古结识，并成为了好友，于是请求伊文·蒙太古把那些绝密的海防图设法送给德国人。于是，有关英国海军的水雷布置图就这样到了“三驾马车”手里，而德国情报部门对此一直深信不疑，并把它作为绝密情报呈送给元首，使希特勒打消了从东海岸进攻英国的想法。
在与德国上司卡斯索夫的一次交谈中，敏锐的波波夫根据卡斯索夫无意中透露的一宗德国谍报活动的案件，帮助盟军抓获了一名隐藏很深、危害极大的纳粹间谍，为诺曼底登陆计划的顺利实施扫清了情报方面的障碍。
有一天下午，波波夫向卡斯索夫索要活动经费，并抱怨说给自己的钱太少了。卡斯索夫见状连忙解释道：“请相信我，我们已尽了全力。为什么我们没有给你们更多的钱呢？原因是我们把一大笔钱给了我们的一个情报员，这个人出身清贫、地位低微，但他向阿勃韦尔提供了难以相信的重要情报。”波波夫心头一动，随即问是什么情报这么值钱。卡斯索夫告诉他是有关军事、政治的，甚至有德黑兰会议记录和盟军将要进行的一次大型两栖登陆的消息。听到这，波波夫故意说自己不相信，因为一个地位低下的人不可能得到这些，他只能是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卡斯索夫见波波夫不信，就说：“我告诉你吧，事实上他是你的同乡，离杜布罗夫尼克不远。”
波波夫立即将这一消息汇报给军情六处。于是，英国特工展开全面调查。经过各方面的推测得知，此人很可能是阿尔巴尼亚人，因为杜布罗夫尼克离阿尔巴尼亚边境最近。军情六处立即开始对所有能接触德黑兰会议记录的人员进行了排队摸底。很快，范围就缩小到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一个阿尔巴尼亚籍的随从身上，此人的化名叫“西塞罗”，最终挖出了这个非常危险的间谍。被称为双面巨谍的波波夫的成功案例还远不及此，诸如“太上皇计划”等。
间谍工作的特殊性要求间谍们保证不出现一个漏洞。然而，有时人们却经常出些容易被忽略了的细节性的错误，加之德国间谍也缜密地实行反间工作，使波波夫领导的间谍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波波夫手下的欧洲谍报人员几乎都没能逃脱纳粹的魔爪，就连他本人，也险些被纳粹抓获。
但是很快，纳粹的血腥与统治在大炮声中土崩瓦解了，作为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波波夫的工作也彻底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波夫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1974年，波波夫出版了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书中有句名言：“要使自己在风险丛生的环境中幸存下来，最好还是不要对生活太认真。” 在整个大战期间，波波夫巧妙周旋，既得到希特勒的信任，又受到丘吉尔的重用，出色地完成了各个秘密使命。
英国大盗企图谋炸希特勒
英国最新解密的“二战”档案表明，“二战”期间有个双重间谍计划安放炸弹与希特勒同归于尽，却始终没有得到上级允许。这位策划自杀袭击希特勒的间谍名叫埃迪·查普曼，是“二战”时期最成功的双重间谍之一。埃迪·查普曼出身黑道，却取得英德两个情报机构的信任，并于1943年获得一枚铁十字勋章，成为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英国人，演绎了“二战”谍报史上的一段经典传奇。
1914年埃迪·查普曼出生在英格兰。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英国陆军服役，后来开了小差，与伦敦西区的盗贼混在一起。埃迪·查普曼有个绝活就是开保险箱，并因此多次入狱。埃迪·查普曼还擅长勾引女人，与上流社会的多名女子有染。令人不齿的是，埃迪·查普曼经常在与这些贵妇们亲热时请同伙偷偷拍下照片，事后向她们敲诈钱财。20世纪30年代末，埃迪·查普曼在海峡群岛中的泽西岛盗窃时，失手被捕，并获刑15年。
1940年6月纳粹攻占英国海峡群岛，埃迪·查普曼随其他犯人被转送到一所法国监狱。埃迪·查普曼利用自己会配钥匙的绝活儿自由出入牢门，一到晚上就溜到女牢房中寻欢作乐。德国军事情报局看中了埃迪·查普曼这一“鸡鸣狗盗”的本领，随即将他招募为间谍。经过训练之后，埃迪·查普曼于1941年12月被德方空投到英国境内，任务是伺机破坏哈维兰飞机制造厂。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埃迪·查普曼着陆后立刻向英国军情五处投了诚。军情五处的人经过分析、调查后，认为埃迪·查普曼有利用价值，于是将其发展为双重间谍，代号“锯齿”。
在埃迪·查普曼成为双面间谍不久后，27岁的他就主动提出愿意回到德国，然后混进一个纳粹集会，趁机炸死希特勒。因为埃迪·查普曼的德国上司格鲁曼博士曾向他许诺：如果埃迪·查普曼顺利完成在英国的任务，就带埃迪·查普曼参加一个纳粹集会，并让埃迪·查普曼坐到前两排座位上，那里与希特勒的讲台很近。格鲁曼博士还说，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让查普曼穿上德国高级军官的制服。“我相信格鲁曼博士会遵守诺言的，凭借我对爆炸物的掌握，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炸死希特勒！” 埃迪·查普曼坚定地说。
听到埃迪·查普曼的这一自杀式计划，他的英国上司罗尼·雷德提醒他，“不管你是否成功，都难逃一死。” 埃迪·查普曼却轻松地回答：“那是一种多么光荣的死法呀！” 罗尼·雷德认为埃迪·查普曼提出的建议是认真的，于是向上一级进行了汇报。罗尼·雷德认为埃迪·查普曼除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以外，还想借此名垂青史，洗掉过去因犯罪而留下的污名。
埃迪·查普曼刺杀希特勒的请命引起丘吉尔的注意。他对埃迪·查普曼的请命很感兴趣，指示军情五处将有关此事的所有进展都报告给他，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英国政府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对于英国没有实施刺杀希特勒这一计划，英国的“二战”史学家认为，多种因素导致军情五处没有实施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其一是英国政府一直反对行刺外国政府首脑；其二是政府对臭名昭著的保险箱大盗不够信任；其三是一旦刺杀了希特勒，他最可能的继任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会展开疯狂报复；其四也许更为重要，那就是希特勒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因为当时希特勒在战略上经常犯错误，给了盟军很多机会。
虽然军情五处没有答应埃迪·查普曼的刺杀行动，但并没有放弃“锯齿”这个有重要价值的双重间谍。军情五处的官员伪造了哈维兰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的场面，并拍了一些照片让埃迪·查普曼拿给德国人交差。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每日快报》上发了一篇关于哈维兰飞机制造厂遭到袭击、损失严重的报道。
1943年埃迪·查普曼返回巴黎复命，德国军事情报局认为查普曼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授予他一枚铁十字勋章。埃迪·查普曼也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英国人。除此以外，德国人还奖给他11万德国马克和一艘游艇。埃迪·查普曼于1944年再次被派回英国，此次的任务是报告德国V-1和V-2导弹的准确程度。到达英国后，埃迪·查普曼不断向德国人报告，导弹的射程太近，没有击中伦敦中央地区的目标。于是德国方面调整弹道，导弹都打到了伦敦北部，使实际损失减少了许多。
“二战”结束前，埃迪·查普曼拿着巨额奖金光荣退休。另外，埃迪·查普曼还得到英国政府的赦免，不再追究他战前所犯的种种罪行。英国军情五处的一份报告称“查普曼生活在伦敦的时尚区，总有美女陪伴”。1997年12月20日，这位大盗出身的双面间谍在英国去世，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间谍史上的奇葩——五重间谍袁殊
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在世界间谍史上是常见的，但是五重间谍就十分罕见了。一位叫袁殊的间谍，除了是中共特科成员之外，还在中统、军统中工作，同时为青洪帮和侵华日军“做事”，具五重身份，是一名极为罕见的五重间谍，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做五重间谍多年，居然也能平安无事。
袁殊，原名袁学易（袁学艺），又名军光，化名曾达斋。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1929年留学日本，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1931年10月，年仅20岁的袁殊经潘汉年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参加中共情报系统的工作。1932年春，通过表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目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成为了双重间谍。
1933年中统头子吴醒亚成立了CC系（国民党中以陈果夫和陈立夫为首的派系）秘密小派别“干社”，而1932年军统头子戴笠则以黄埔学生为班底成立了复兴社特务处，这两个情报组织都是以拥蒋反共为宗旨几乎同时出现在上海的政治舞台上。袁殊被任命为“干社”情报股股长，李士群是行动股股长。李士群在20世纪20年代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被捕后公开叛变。共产党组织方面的联络人王子春指示袁殊对李士群的行动进行严密监视。
在袁殊成为中统情报人员后，他最初的情报完全由王子春提供，而且都是些没有什么重大价值的情报，诸如西南派系联合反蒋内幕之类的消息。为了提高袁殊的声望，在王子春指示和策划下，袁殊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搞到一个重大情报，得到了吴醒亚的赏识。王子春指示袁殊趁机向吴醒亚讨个新闻记者的差事，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于是，袁殊由吴醒亚介绍到新声通讯社当了一名记者。
新声通讯社虽然是个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民间通讯社，但记者这个身份适合开展工作，能自由出入任何地方，而且能够自由采访。袁殊因为记者的身份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从而深入了解一些国民党政府的内幕消息；同时，他也有机会出席日本驻沪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不断参加记者招待会期间，袁殊结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适时，中日之间正在对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进行谈判，袁殊有岩井的渠道，消息又快又准，很快成了中统的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一段时间以后，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一来，袁殊又摇身一变成为了日本的“情报人员”。当然，成为日本“情报人员”一事事先得到了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至此袁殊成为了特科、中统和日本情报机构的三重间谍。
就这样，在共产党组织的精心培养下，袁殊迅速而准确地展开了秘密工作，不仅成功地在中统站稳脚跟，还成功打入了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为日后潘汉年在日伪时期领导对日情报斗争获取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案”入狱。经过多方大力营救，当局对他从轻发落。不久，在岩井的安排下袁殊到日本学习。1937年春，袁殊返回上海。回国后，袁殊为了在时局动荡中加强对自身的保护，开拓情报来源，于1937年4月加入了青洪帮，从而成为了具有四重身份的间谍。
怪西人案：1935年5月，上海发生离奇的“怪西人案”。国民党特务经中共叛徒指认在上海法租界逮捕了一名从事情报工作的外国人，经过多次审讯后，始终不知其国籍、姓名、职业和工作目的。由于从他口中得不到信息，从身上找不到任何证件，只知道他是一名外国人，所以当时的报纸只好称此事为“怪西人案”。
从1937年6月到1946年，袁殊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潘汉年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情报战。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开始向大后方撤退。戴笠正在布置潜伏任务，一时间找不到熟悉日本，又有日本关系的人。此时，杜月笙提醒戴笠，曾被军统逮捕过的袁殊是留日学生，又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闻听十分高兴，亲自登门。一进门，戴笠就问袁殊：“你现在靠什么生活？” 袁殊立刻按照潘汉年的指示回答：“靠老婆。”“那你就给我做事。”戴笠说道。袁殊立刻问：“不知戴先生要我做什么事呢？”戴笠说：“你一个留日学生不做抗日工作做什么？”随后，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不管时局怎样变化，要坚持留在上海。袁殊被戴笠委任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如此一来，袁殊成功打入军统，此时的他已经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谍报史上也是少见的。
袁殊定期与潘汉年在善钟路拉斐德路口一家高级咖啡馆见面，并汇报军统内部情况，“日本特别调查班”的反侦情况等情报。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袁殊奉命留在上海。潘汉年撤离到香港，临行前向袁殊交代：以后通过刘少文与组织保持联系，有关情报方面的情况只与他单线联系。不久，日军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消息传来，潜伏者们个个义愤填膺。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其中最为大快人心的是行动小组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8年夏，袁殊发现在虹口本田纱厂后院有一个日本海军军火仓库，随后袁殊派人侦察得知只有一个当伙夫的外乡人可以自由出入。于是袁殊派王铁民化装成黄包车夫，以帮助买菜为名与那个伙夫搭讪，很快，两人混熟了。一天，袁殊将事先准备好的定时炸药交给王铁民，并让他将炸药藏在送给伙夫的菜筐内，由伙夫带进库房，并约伙夫“晚上务必出来去相亲”。深夜，日海军仓库被引爆，火光冲天。此次行动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上海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年末，秘密行动小组又组织人员伏击伪江苏省省长陈则民和伪大民会会长冯心如的秘密行动。
1939年5月戴笠电召袁殊到香港，嘉奖秘密行动小组抗日有功。会后，戴笠单独召见袁殊并给予奖励，又向他布置了暗杀汪伪特工总部头子李士群的任务。李士群投靠日本人后，杀了很多军统的人，戴笠对李士群恨之入骨，下定决心除掉他。回上海后，袁殊开始着手策划爆炸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事宜。为此，袁殊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特工总部后面的菜地挖地道。计划实施之际，暗中投靠李士群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将袁殊出卖。李士群将袁殊扣押在76号，拿出袁殊亲手绘制的76号地形图、爆破计划书，恶狠狠地对他说：“凡以武力反抗皇军占领者，一律就地处决。要么与我们合作，要么就地处决。”袁殊从容地说：“成王败寇，落到你手里，听凭处置！”李士群见袁殊这样说，立即换了一副面孔，随后拿来一堆钱放在袁殊面前，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并强调：“日本人一般是不收回死刑成命的。”袁殊正色道：“你为日本人办事，难道我就没有日本的关系吗？”
听袁殊这么说，李士群怔住了，一时摸不着头脑，无奈之下派自己老婆按袁殊的要求去袁家通知马景星（袁殊的夫人）送换洗衣裳。马景星得到袁殊的暗示便去见潘汉年，告诉潘汉年“小袁出事了”。潘汉年听后并不慌张，随后给马景星写了一个电话号码：“打个电话通知岩井救人。”果然，岩井以“袁殊是外务省的人”为由，疏通渠道将他保了出来。袁殊再一次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人民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继续实现吞并中国的野心，实行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手段，宣传“中日一体化”，加紧扶植汉奸政权，走“共存共荣的和平道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政治阴谋和蚕食政策，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确立了加强敌后情报工作，打入日伪获取情报的方针，坚持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政策。作为隐蔽战线负责人的潘汉年，抓住“岩井救袁殊”这一契机，顺势策划了一场对日情报战。潘汉年指示袁殊将计就计，以“军统”的身份答应与岩井“合作”，并于1939年11月，在宝山路938号挂上了“岩井公馆”，成立了“亲日”的“兴亚建国运动”组织，暗中为我开展情报工作所用。
同时，潘汉年考虑到，袁殊对军统方面必须有一个合乎情理的说辞，不能割断联系。于是，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上说明由于王天木的出卖，爆炸76号一事败露，自己被捕后被判死刑。因岩井出面营救，不得已之下才与日本人“合作”，虽身为李陵但不忘汉室……戴笠收到袁殊的信件后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袁殊利用“岩井公馆”的幌子，不断地向潘汉年提供有关敌伪等多方面的情报，并通过隐藏的电台，将大量情报发往延安，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返回了共产党的怀抱，并在共产党的安排下，转移到解放区，结束了10多年的潜伏生涯。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1987年11月26日，袁殊逝世，享年76岁。至此，这位五重间谍的人生大幕缓缓落下，他传奇而富有色彩的一生留给后人细细品味。
亿万富豪的双重间谍之路
埃及亿万富豪艾希拉夫·马旺被国际情报界公认为中东现史上最有名、最神秘的间谍，但也有很多资深特工认为马旺是个游走于埃及和以色列情报界的双重间谍。
1969年，马旺的间谍生涯开始。这一年的春天，马旺借口肚子疼，到伦敦哈利街去看内科医生，这位医生的诊所曾经是约旦国王胡辛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主任秘密会晤的场所。到了诊所，马旺把自己胃部的X光片和一包塞满了埃及国家机密的文件交给医生，并叮嘱医生把文件送到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
以色列驻伦敦大使馆拿到这些文件后，立即转交给摩萨德。该局经过慎重的调查和判断，最后确定这批文件是货真价实的。摩萨德立即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怎样处理马旺这个主动上门的间谍。有些特工认为马旺是一个双重间谍，向以色列提供假情报，但效忠埃及。如果马旺是双重间谍，那么以色列方面将很难控制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摩萨德还是不愿放弃这条大鱼，决定冒险与马旺合作。
不久之后，摩萨德特工发现马旺的妻子是埃及总统纳瑟的女儿，也是纳瑟与埃及情报部门的联络人。得到这一消息，摩萨德惊奇不已。在马旺离开诊所后几天，摩萨德特工在伦敦最有名的百货公司哈罗斯与马旺接触，正式吸纳马旺进入摩萨德。马旺刚刚进入摩萨德后，表现十分积极，经常提供大量埃及最高机密。一名摩萨德特工这样评价马旺的工作：“就好像有我们的人睡在纳瑟的床上。”由此可见，马旺提供的情报是何等机密。
摩萨德根据马旺提供的机密文件中得知，埃及在尚未拥有飞弹和长程轰炸机之前，并且如果阿拉伯国家不能诚信合作，那么埃及将不会攻击以色列。因为马旺提供的情报既准确又机密，所以摩萨德在伦敦多切斯特旅馆附近买了一个多套间的公寓，作为与马旺秘密会面的安全屋。摩萨德特工在安全屋内装设了各种各样的录音和录影设备，十分细致地记录了马旺的谈话与行动，并由一个专门的小组把马旺的谈话做成记录，每次接触后都提供给以色列总理、陆军参谋长和少数高级官员阅览。
在马旺与摩萨德合作期间，摩萨德为马旺取了“天使”“巴比伦”“姻亲”等代号。一般情况下，与马旺接头的都是摩萨德的头目，而且每次见面之后以方都会给马旺5万英镑。在马旺为摩萨德服务的头4年，以色列方面为马旺及相关行动共花费2000万美元，但是摩萨德认为这些钱花得值，因为以色列能够掌握埃及最高当局的决策。
1973年4月的一天，摩萨德接到马旺的一封急电，并用了“萝卜”这个字眼，按照事先约定，“萝卜”的含义是表示埃及即将向以色列开战。摩萨德头子查米尔接到急电后立即赶赴伦敦与马旺见面，马旺将埃及和叙利亚将于5月15日突袭以色列这一消息告诉查米尔。以色列军方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部署重兵，并动员了大批的后备军人，但是以色列军队备战了3个月，消耗3500万美元，也没见埃及和叙利亚开火的迹象。马旺因此穿帮了，但是摩萨德还是信任马旺。
到了1973年10月5日，马旺再次向摩萨德发出急电，仍用“萝卜”这个敏感的字眼。查米尔在凌晨2点多接到马旺的电讯，天亮后赶到伦敦与马旺会面。此时的叙利亚已经在以叙边境部署坦克和飞弹，埃及则在苏伊士运河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苏联方面开始撤出驻埃及的外交人员及其家属。然而，当天下午，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泽拉在情报会议中断然表示，埃及和叙利亚联手攻打以色列的可能性很低。
查米尔在伦敦安全屋与马旺进行了长达一小时的会面和交谈后，马旺离开了安全屋。10月6日，凌晨3点40分，查米尔给助理打电话说，埃及和叙利亚将在下午6点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攻打以色列。当天正是犹太人最神圣的赎罪日。以色列内阁总理在上午的会议上表示马旺的情报不可靠，上次说埃及和叙利亚会攻打以色列，结果没有打，还让以色列白白浪费3500万美元。绰号为“独眼龙”的以色列国防部长戴阳也对马旺的情报表示不满，还教训陆军参谋长：“绝不能用查米尔的情报来动员整个军队。”经过一系列讨论，以色列内阁决定在下午4点把装甲部队开往苏伊士运河的沿岸，在4点前只有3辆坦克驻防在苏伊士运河沿岸。
10月6日下午2点，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开始发动对以色列的攻击。以色列军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节节败退，国防部长戴阳公开忧虑以色列将被毁灭。面对战争局面，总理梅厄夫人竟拿了一瓶毒药，并声称宁可自杀也不愿意目睹以色列败亡。
但是，骁勇善战的以色列军队很快扭转了劣势，同时美国总统尼克松紧急下令军援以色列。10月底，以色列军队反败为胜。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是“赎罪日战争”被视为以色列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情报失误，数十年来摩萨德和军方情报界一直互相指责，而军事情报局局长泽拉因不信马旺、误判情报而遭到撤职处分。
2006年6月27日，伦敦圣杰姆士高级住宅区人行道上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根据警方的推断，死者是从4楼的公寓摔下来的。当天下午，伦敦警察厅公开宣布，死者是62岁的埃及亿万富翁马旺。马旺的遗体被送回埃及开罗，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儿子和埃及情报部门头子等人参加了葬礼，棺木上覆盖了国旗，穆巴拉克称马旺是个爱国者。埃及官方通讯社报道称马旺生前执行爱国行动，这些行动目前还不能透露。
至今，英国警方还在追查这位埃及前总统女婿、亿万富翁马旺的真正死因，也许这将是一个永久的谜。
附：本章内容主要参考：
1．孙建民主编，《世界大间谍》，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王军校、钱源主编，《国际超级间谍档案》，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年版。
3．阿文编著，《生死谍战：世界著名间谍案纪实》，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