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观察到，鸳鸯只是在繁殖期建立固定的配偶关系，的确，从表面上是亲密相处、形影不离，而实际上，产卵、孵化、育雏都是雌鸟单独承担。雄鸟自“交配”以后，恰似“花花公子”一样，逍遥自在，各处游玩，把繁育后代的事情一股脑儿地都推给了雌鸟。另外，一旦有一方死去，另一方也不会“守节”，而会再行婚配。
而且，一只身强力壮、繁殖力强的雄鸳鸯，往往同时占有几只雌鸳鸯，而体弱的雄鸳鸯常常被排斥赶走，因得不到配偶而被淘汰。
原来，自然界中的鸳鸯并非想象中那样美好。
●“千金”不是女子
“千金”一直是对宝贝女儿的爱称，如果某人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我们便要恭喜他们“喜得千金”。一个美丽乖巧的女儿，在父母的眼里，是掌上明珠，无异于价值千金。
在中国古代“金”不是指金子，而是黄铜，当时黄铜十分稀有，“物以稀为贵”，同时“金”又作为当时重要的货币单位，所以“千金”实为“铜千金”，这并非实指，只是极言其珍贵。
只不过，令我们没想到的是，“千金”最初是用来称呼男子的。
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之子因杀人而犯死罪。范说：“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思是说富贵人家的子弟，不能让他在闹市受戮，因而以重金为之赎命。可以看出，在春秋时期，“千金”是作为富家子弟之称的。
发展到南北朝时，“千金”也仍指男子，并未发生改变，如《南史·谢朏传》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
南朝梁司徒谢朏幼时聪慧，十岁就能赋诗，特受父亲谢庄喜爱，常把他带在身边。他也非常争气，人们都称呼他为“神童”。有一次随父亲游山，受命作游记，提笔便成，文不加点。宰相王景文对谢庄夸他：“贤子足称神童，复为后来特达。”谢庄也手扶儿子的背说：“吾家有千金。”
这一“千金”的用法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元代才发生了改变。在元代曲作家张国宾的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里这样一句话：“你乃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请自便。”后来在明清时期的一些拟话本和小说中，称女孩儿为“千金”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如《红楼梦》第57回，薛姨妈笑说史湘云：“真是个侯门千金。”渐渐地，人们都用“千金”来称呼女孩了，“千金”体现了父母对女儿的爱，也彰显出女孩的高洁与尊贵。
●“无毒不丈夫”实为“无度不丈夫”
在看影视剧时，有这样一个镜头会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个阴险恶毒的男子在说完“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后，就“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去做坏事了。你可能挺纳闷：大丈夫就必须心狠手辣吗？难道“敢笑黄巢不丈夫”这句话，是在笑话黄巢还不够“毒”吗？
其实，这句话是被以讹传讹，事实并非如此。
原来，这句话的原形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是儒家很重视的思想，讲究掌握做事的分寸，在过和不及之间，要求君子善于审时度势。不能做到“审时度势”的人不能称为“丈夫”，这里的“丈夫”，是有远见卓识、胸怀宽广的“大丈夫”之意。“无度不丈夫”中的“度”和“量小非君子”中的“量”合起来恰成“度量”一词，其本意有如“宰相肚里可撑船”一词的意思。
这本是一句寓意深刻，旨在培养人们度量、容量的好格言，怎么会转变那么大呢？
这要从古时候文人的习性说起。在这副对联式的谚语里，“度”为仄声字，犯了孤平，念着别扭，很容易读为平声字“毒”。在格律至上的年代，“出”律是不能容忍的，便把这句改为“无毒不丈夫”了。于是这句话，终于成了典型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例句，成了迁腐文人笔下的又一个牺牲品。“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原话里一个君子对一个丈夫，一个度对另一个量，本来是很完美的，可经过上千年的以讹传讹，竟成了“无毒不丈夫”这句现在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对子很工整了，意思却已大变，文人们削足适履的做法，让人们误会了它千百年。
●“王八乌龟”怎么得罪了中国人
“戊戌变法”时期，志士王照就汉语拼音化问题与当时有名的快嘴先生吴敬恒发生争执。王照虽然并不口拙，但与吴敬恒的嬉笑怒骂尖酸刻薄比起来，只有挨说的份儿，于是心中一着急，就骂了句“王八蛋”。谁知吴敬恒眉开眼笑，眼珠一转，笑嘻嘻地道：“鄙人不姓王！”一句话就叫王照哑口无言，自己给自己亏吃。从此以后，“王八蛋”的骂语就传遍了大江南北。
其实，用“王八”作为骂语古已有之。最早用“王八”骂人的，当是五代十国的前蜀国开始。相传前蜀国有一人名为王建，年轻时乃是个无赖之徒，专门从事偷驴、宰牛、贩卖私盐的勾当。由于王建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所以同乡人都叫他“贼王八”。后来人们就以王八来骂人。
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八应作“亡八”或“忘八”。“八”指代“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忘此八者，无耻之徒，谐音也就是“王八”了。
不管“王八”一词的来源出自哪里，可以见得的是此语不是好话，乃用来折损别人颜面的词汇，但与乌龟这种动物并没有关系，不过“王八蛋”作为骂人的话，却是与乌龟有关，与“王八”无关了。
究竟乌龟哪里得罪了中国人？这要从乌龟为什么被称为“王八”开始说起。古人在画龟时，由于乌龟壳的纹比较复杂，不易勾勒，所以采用画横竖来表示，这些线条刚好形成一个“王”字。加之画者描绘龟脚呈“八”字形状，于是人们便以“王八”作为乌龟的别称。
在中国传统图腾当中，四方北图腾为玄武，乃乌龟与蛇的结合体，因而乌龟与蛇生下的蛋便被称为“王八蛋”。俚俗认为，男女双方是为夫妻，女方如果偷情有孕，就像乌龟不与乌龟生蛋，而与蛇结合一样，女子生下来的孩子就被叫做“小王八蛋”，戴绿帽子的男子就被戏谑地成为“王八”。
其实图腾为图腾、王八是王八、乌龟叫乌龟，与俚俗的骂语本来无关，只是人们牵强附会，才硬是将三者拉到一块儿，把乌龟连累一番，不得不作为骂人的动物存在下去。
●皇帝的女儿不全叫“格格”
自琼瑶的《还珠格格》搬上荧幕后，令“格格”一词再度深入人心。人们深刻地确认，满人的公主、郡主均已“格格”为称呼，实则这却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是许许多多关于清朝的电影电视剧误导了人们对“格格”一词的认知。在实际的历史当中，清皇帝的女儿并不叫格格。
“格格”原为满语的译音，译成汉语就是小姐、姐姐之意。清朝的前身——后金初年，大汗（当时的皇帝还叫大汗）的女儿、贝勒的女儿或者是一些未出嫁的女子被呼为“格格”。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女称“东果格格”，次女称“嫩哲格格”。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于崇德元年（1636年），开始仿效明朝制度，皇帝女儿开始称为“公主”，并规定皇后（即中宫）所生之女称“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之女及皇后的养女称“和硕公主”。
《清史稿》中有明确的规定：“公主之等二：曰固伦公主，曰和硕公主。”满语“固伦”为天下的意思，皇帝为九五之尊，所生的女儿自然得配“固伦”二字，也并非所有的公主都能有“固伦”的名号，只有皇后所生的女儿才能受封为固伦公主，其余的嫔妃们所生的女儿自然应该列入第二等，受封为和硕公主。固伦公主和和硕公主分别代表地位的高低。
而《还珠格格》电视剧里提到的小燕子和紫薇，前者与皇帝没有血亲关系，因为有功于国家，所以被视作养女；后者是皇帝在民间的私生女，而紫薇的母亲夏雨荷也没有正式嫔妃的封号，可视为庶出。二女可得的是“和硕公主”的封号，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不应降级为格格。
事实上，“格格”是专门用来称呼王公贵胄的女儿。顺治十七年（1660年），始把“格格”分为五等：
（1）亲王之女，称为“和硕格格”，汉名为“郡主”；
（2）世子及郡王之女，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县主”；
（3）多罗贝勒之女，亦称为“多罗格格”，汉名为“郡君”；
（4）贝子之女，称为“固山格格”，汉名“县君”；
（5）镇国公、辅国公之女，称“格格”，汉名“乡君”；
（6）镇国公、辅国公以下的女儿，都称之为宗女。
“格格”之称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之际，才渐渐终止。由此可见，现在影视剧中把皇帝之女称为“格格”是不准确的。
●自称“奴才”地位高
细心的观众在看《铁齿铜牙纪晓岚》时可能会发现，和珅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而纪晓岚却自称“臣”，为什么会有不同呢？会不会是编导按剧情的需要故意丑化和珅呢？
按现代人的眼光，“奴才”的地位肯定要比“臣”的地位低，但是，和珅是满族人，纪晓岚是汉族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汉人应比满族人地位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编导弄错了？
很久以前，“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当时中原并没有这种说法。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就是说，汉人称自己为“奴才”是不够资格的。
在乾隆三十八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作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主奴之间等级森严。这个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原来，在满人的眼里，“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的一段话，也印证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理解了两者之间的差别，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那段历史。幸好，“奴才”之类的词，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坐怀不乱”：千年的美丽谎言
古人以“坐怀不乱”一词，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方面作风正派。所谓的“坐怀不乱”者，指的便是春秋时期鲁孝公之子公子展的后裔柳下惠。事实上，“柳下”是他的食邑，“惠”则是他的溢号，所以后人称他“柳下惠”。
柳下惠曾被孟子尊称为“和圣”，因其道德学问深厚，名满天下，在当时受到很多名门贵族的推崇。有一段时间，柳下惠任鲁国大夫，后来遭人排挤，仕途蹭蹬，遂隐遁成为“逸民”。有许多贵族招揽他，但都被他拒绝。《孟子》曾记载过他不再出仕的理由：“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言下之意是说，自己在鲁国之所以屡被黜免，是因为坚持了做人的原则，如果不改原则，到了哪里都会遭到黜免。倘若真的可以委曲求全，何必舍近求远，在鲁国就能够得到荣华富贵。
柳下惠如此德行，自然深受诸子推祟，也正因为其品德谦厚，对礼学深有研究，于是在《诗经·小雅·巷伯》的西汉毛亨传本里，记载了这样一段与柳下惠有关的故事：
鲁国有男子名为颜叔子，独居一室，邻居独居一寡妇。一天夜里，暴风雨大作，寡妇的房子被摧毁，遂来到颜叔子这里请求庇护。颜叔子不让妇人进门，妇人问何故？颜叔子说：“我听说男女不到六十岁不能同居一室。如今我年纪轻轻，你亦如此，我怎可放你进来。”妇人说：“你为何不像柳下惠那样，用身体温暖来不及入门避寒的女子，而别人也不认为他有非礼行为。”男子说：“柳下惠可以开门，我不能开门。所以我要以‘不开门’来效仿柳下惠的‘开门’”。
看罢该则典故，人们应当发现，柳下惠“坐怀不乱”是从西汉学者毛亨传《诗经》的本子中提及的，且“坐怀不乱”典故出于颜叔子之口，而真正的春秋时期并没有关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实际记载。直到元时的胡炳文（1250－1333年）在《纯正蒙求》卷上才记录道：“鲁柳下惠，姓展名禽，远行夜宿都门外。时大寒，忽有女子来托宿，下惠恐其冻死，乃坐之于怀，以衣覆之，至晓不为乱。”
从春秋到元代，时隔一千五六百年的时光，纵观整个春秋史，根本没有柳下惠“坐怀不乱”之说，及至西汉始有提及，元代方才形成真正的故事。原来人们对柳下惠在男女关系上正派的想法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那么，究竟是谁杜撰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呢？有人认为，元人应当是受了宋代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为了彰显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世人洁身自好，所以借古人作话题。而柳下惠因为是古代著名的道德学者，素有“以礼治邦”“执法以平”“治国以德”的美名，再加上西汉毛亨传《诗经》本中提到了柳下惠的有关内容，自然就被元人拿来大大地夸张一番。不过，西汉的毛亨作为著名的训诂学者，为何也会讲柳下惠“坐怀不乱”呢？
或许，是柳夫子高贵品行给了世人过多美好的想象，才造成了后世诸多的误解，不过这个误解尚算理想，也算是评价男子品性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