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发生了轰动朝野的三大案，其分别为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些案子都是与皇帝的后宫有关。万历帝在10岁的时候就即位，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去世，共在位49年，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在位的时候，“梃击之案”首先发生，挺击的目标直指太子朱常洛。
明朝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有一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枣木棍即木梃，不由分说地闯入太子朱常洛所居住的慈庆宫，逢人就打，击伤了守门官员多人，他一直打到了殿前的房檐下。那些被打中的人的呼喝声、号救声连成一片。多亏宫中小臣朝本用反应比较灵敏，眼疾手快地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得以平静下来。而这时的东宫警备不严，内廷的太监们往往托病离去，侍卫人员也仅仅只有几个，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悲剧。
后来张差被捆缚到东华门守卫处收禁起来。次日，皇太子据实上报给神宗，神宗命法司提审问罪。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按律当场审讯。可是，张差没说上几句话，就开始颇三倒四，像一个疯子一样。御史再三诱供，张差却总是胡言乱语，吃斋、讨封乱答一气，问答数小时，也没有将实情供出，惹得审判官不耐烦，只好退堂，把他交给了刑部定论。交到刑部后，由郎中胡士相等人重新提审，也是同前审一样，毫无结果。刑部主事王之认为其中一定有隐情，说张差肯定不疯不狂，而是有心计有胆量。最后张差扛不住了，供认自己是红封教的成员，说自己是受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的指使而打人慈庆宫的，事成之后，他们答应给张差30亩地。参与此事的还有张差的姐夫孔道。消息传开后，朝野内外开始议论纷纷，都怀疑郑贵妃想要谋杀太子，以便扶立福王。
事情发生后，太子和郑贵妃先后赶来见明神宗。太子常洛气愤地说：“张差做的事，一定有人主使！”郑贵妃光着脚走来，对天发誓，然后撒起泼来，嘴里唠叨着说：“奴家若做此事，全家甘受千刀万剐！”神宗看到双方如此对立，拍案而起，指着贵妃说：“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脱，你自去求太子吧！”朱常洛看到父亲生气，又听出话中有音，只得将态度缓和，并说：“这件事只要张差一人承担便可结案，请速令法律部门办理，不能再株连其他人。”神宗听后，顿时眉开眼笑，频频点头，说道：“还是太子说的对”。于是，一场家务案就这样在明神宗的导演下降下了帷幕。
后人再重新研究此案时，都认为是郑贵妃主使了此事。近来却有人提出了异议，认为在郑贵妃与太子双方已经明确对立的情况下，郑贵妃不可能鲁莽地做出这种事来，这样会让大家明显地把矛头指向自己。如果郑贵妃真想谋害太子的话，也不会仅仅派一人持棍去闯防备森严的太子宫殿，因而得出的结论是：太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编自演了一出“苦肉计”，以便让人们将怀疑的视线投向郑贵妃，彻底将其铲除。只是因为皇帝的干预，太子才没有得逞。当然，这种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也无确凿的证据。
不管怎样，张差一死，一切就唤做“死无对证”，活着的人自然想怎么说都可以，而挺击案也因为疑点重重而一直被后世猜侧。
●明“红丸案”幕后主使是谁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古代宫廷中特制的一种春药。其制法很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装在金或银的器皿内，还须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以乌梅等药物，连煮七次，浓缩为浆。然后加上乳香、没药、辰砂、松脂、尿粉等拌匀，以火提炼，最后拣蜜为丸，药成。据《明实录》记载，嘉靖年间，宫廷为了配制“红丸”，前后一共选少女一千零八十人。嘉靖二十六年的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约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者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就是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都成为嘉靖皇帝制药用后的“药渣”了。嘉靖皇帝这样无情地摧残女子，简直是毫无人性，由此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宫女暴动。
万历末年，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已经稳定。阴险毒辣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朱常洛，投其所好，送了八个美女供他享用。朱常洛身体本来就不强健，又经常与这些女人厮混在一起，逐渐体力不支。登基仅十几天，就因为酒色过度卧床不起了。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节制自己，照样与这些人混在一起。一天晚上，朱常洛为了寻求刺激，就服了一粒“红丸”，结果狂躁不已，精神极度的亢奋。次日早上，侍寝的太监吴赞连忙请来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竟不知皇帝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下了一副泄火通便的猛药。结果，朱常洛一宿腹泻三十余次，危在旦夕。这样一来，崔文升就闯了大祸，朝廷上唇枪舌剑，吵声骂声不绝于耳。重臣杨涟上书，指责崔文升给皇帝误用泻药。崔文升反驳道并非误用，而是皇帝服用了“红丸”造成病重。东林党人马上强调，崔文升不但用药不当，还拿“红丸”之事败坏皇帝的名声。就在三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危在旦夕的朱常洛还念念不忘“红丸”，想要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当即进了颗红色丸药，朱常洛服后，没有动静。到了晚上，朱常洛又要求再服一丸，李可灼又进了一颖红色药丸。结果，过了不大一会儿，皇上就手捂着心口，瞪着两眼，挣扎了几下，一命呜呼了。当时朱常洛即位才三十天，就连年号都还没来得及制定。
两颗“红丸”，一条人命，震惊朝野，酿成大案。红色药丸究竟是不是“红丸”？而它到底又是什么药？为什么在皇帝病重之时，还要进这种丸药？崔文升和李可灼怎么会这么大胆？崔和李到底有没有幕后指使者？这一系列的疑问在人们脑海中盘旋。
明末宫廷内党派之间斗争激烈，“红丸”一案激起了党派的更加尖锐的矛盾。有的人认为，李可灼进的“红色丸药”其实就是“红丸”，红铅丸是很普通的春药。春药属于热药，皇帝阴寒大泄，以火制水，是对症下药。而李可灼把春药当补药进上，是想步陶仲文的后尘而已，只是他时运不济罢了；也有人认为，那颗红色丸药是道家所炼金丹。用救命金丹来挽救垂危病人，一旦治活了则名利双收，要是死了算是病重难救。李可灼就可能是这样想这样做的；还有的认为，拿春药给危重病人吃，是有悖常理的。李可灼明明知道自己不是御医，而病人又是皇帝，一旦治出了问题，脑袋都保不住的，可他为什么还这样大胆进药？况且，朱常洛是纵欲伤身，急需静养，怎么还要用这虎狼之药？由此推断，李可灼一定是受人指使，有意谋杀皇上。再经追查，崔文升曾是郑贵妃属下之人。崔该杀！崔的幕后指使者也该追查！
除此之外，李可灼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来的，也要追查方从哲。而方从哲想逃脱罪责，慌忙上书请求退休。可退休之后，声讨他、要求严办他的文书还特别多。方从哲一面竭力为自己辩护，一面自请削职为民，远离中原。许多大臣为他开脱，也难了断。
最后，一位刚入阁的、与双方都无牵连的大臣韩上书平复了众议。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贬放南京，“红丸”案才算是有了了结。
●为何说元明易代是文明倒退的悲剧
后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远大的一个朝代。因为没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阶层可以像元代一样正确地看待引进国外的先进思想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愿意万里迢迢地来到这里，不是因为这个朝代有无尽的财富，而是喜欢这里的繁荣经济和百姓高质量的生活，甚至有许多外国人都会产生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大家彼此之间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人们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所有向朝廷要求食物的人，都会得到满足。每天都有官吏分发二万桶米、粟和稷。人民因为大汗对于贫民有这样可敬和惊人的仁政，都十分爱戴他。”“真可以说是具有炼金士的神秘手段……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就连无欲无求的传道士也十分羡慕当时中国的社会风气：“一种难以想象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表现特点。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或者流血的场景，在这里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在烂醉如泥中也是一样的。忠厚这种品质到处可见。人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元朝也许是继唐代之后出现的另一个太平盛世。时代像车轮一样，滚滚向前，按理说，按照这种状态发展到明代，中国应该是空前的繁荣昌盛，但为什么元明易代却是文明倒退的大悲剧呢？
首先，从财政管理方面来看，从国内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明都没有办法与元相比。中央政府缺乏管理能力，财政制度也比不上前朝，国内民族隔阂加大，民族冲突加剧，明代没有继承到元代的丁点优势，甚至连效仿都出了错。
元亡明兴以后，对外的态度转变了。朱明王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连元代一度传播的天主教也被严令禁止。传教士慑于明代的政策也纷纷离去，从此两百年间中国与欧洲基本无任何交流可言，直到万历年间政策才稍有松动。但是其间两百年的与世隔绝，已经使中国成了一个愚昧无知的国度，不是一时半会的交流能够改变的，这就使得中国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一直追赶不上西方的发展脚步。
另外，朱明王朝的海洋政策与元朝相比丝毫没有进展。制定一条禁海迁界政策，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谓是始作俑者。洪武二十年七月，这一王朝制定新的政策：“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各省孤屿，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拼、宅舍与居。于是，福建、广东暨澎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此项政策令沿海百姓祖祖辈辈耕作的土地变得荒芜，世代积累起来的家业毁于一旦，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也因此遭受了灭顶之灾。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明朝政府却对此不闻不问，继续声势浩大的维持海禁政策。甚至敌视海外拓殖事业，更进一步地阻碍了国人的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使得中国多次与向海洋发展的机会失之交臂。
中国如果没有朱元璋的闭关锁国，很可能又会开创一个历史的巅峰，一个样和的太平盛世。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朱元璋的错误策略使得中国的历史发展整个倒退一大步，所以后人才说，元明易代真的是一个文明倒退的悲剧。
●康熙没有“微服私访”
这些年与康熙微服私访有关的电视剧层出不穷，电视中的皇上穿着类似老百姓一样，甚至比老百姓还普通，说是这样才能融入民间，体察民情。但是史书记载的康熙皇帝真的像电视上一样微服私访过民间吗？
据史书《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的确是历史上到地方上巡察次数最多的皇帝之一。抛开京城之内的巡视不说，他的巡查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山东、陕西、江浙，甚至塞外，这些地方都有过他巡查的足迹。其中当然有一些名胜古迹、风景秀丽的地方，但康熙主要是出于政务的考虑，而不是游玩。可不管出于什么目的，每次巡查真的都是微服吗？按照史书记载的情况，康熙皇帝作为专制君主，是不可能深入民间接近群众的，所以出行巡查是真，但微服私访只是后世戏说而已。
虽然微服私访只是后人戏说，但是康熙在巡行时的确十分注意，尽量避免骚扰到百姓。他要求巡行所用之物要一切从简，更是不许当地官吏从民间收取，都要按照市面上的价格采购。同行的官员也不准接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的馈赠，一经发现，处以重罚。甚至还四处张贴告示以安民心，让大家知道只要发现收受贿赂的官员，定会重罚。要求所有经过的地方，百姓还要像平常一样地生活，不要因为避讳而搬走，因为这样反而会打扰了大家。从这一系列大张旗鼓的行为不难看出，康熙并没有微服私访，相反，每次巡行唯恐有人不知晓。但是康熙一心为民的思想还是值得肯定的。
其实，康熙巡行并非不见百姓。他到了扬州一带，男女老少都抢着出门见皇帝，有的甚至被挤掉到水里。不得已康熙才提出要求，如果想见皇上，就要“止于夹道跪迎，毋得紊乱追趋，致有诸患。”所以他巡视时所经之处人们便扶老携幼，夹道欢迎，康熙常会询问道路旁百姓的收成情况，人们都说“连岁顺成，民生稍得安业”。总的来说，康熙的每次巡行，男女老少都是很欢迎的，康熙也会对百姓们嘘寒问暖，其间气氛是轻松愉快的。有的时候大家甚至笑声连连，遇到露宿街头或是流离失所之人，康熙也会表示关切，甚至立刻施以帮助。
康熙通过巡行知道了很多民间的情况，有利于行政决策的制定。例如，各省督抚上奏编审人丁数目，其实并未将增加的数全部上报。于是说他只要巡行到的地方，问到的人家如果有五、六个人，那么只要一人交纳钱粮，如有九、十个人，那么就二三人交纳钱粮就可以了，其他人则不收取。在西南平定以后，人口越来越多，为掌握人丁的实数，决定从康熙五十一年起，新增加的人口不会再增加赋税。
康熙在巡视中的行为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形象，认为他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也为以后的帝王树立了榜样。所以后世关于康熙皇帝微服私访的很多故事，都是百姓出于对他的爱戴而自己添加的，而大家口口相传，一直流传至今。
●康熙初见12岁乾隆：到底喜欢这个孙子什么
乾隆是12岁那年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爷爷康熙帝，那时年幼的他还全然不知这一次见面将会彻底地改变自己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