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样的争论仍然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丝毫看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而完全是一些能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的赏识。按照这个节奏，在令狐楚的引荐下，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镇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任李商隐多次找令狐楚解释自己并无心与牛党为敌，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或许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的心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也同样拥有君子之心，所以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畸形可笑，它不过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只会使一个国家越来越贫弱，而不是通过激烈的碰撞，擦出新的火花，更没有正义与邪恶可言。所以说，处在此类夹缝环境的李商隐，尽管有再大的才华，于倍显无知的斗争中也一样要成为牺牲品。
●宋太宗为何不禁反推广《推背图》
《推背图》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预言书，据传是唐朝太宗皇帝时期天相家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本来是用以推算大唐国运的书籍。相传李淳风某日日观天象，得知武后将夺权之事，于是一时兴起开始推算起来是否属实，竟推算到唐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命运脉络。袁天罡见状推了李淳风的背一下，神秘地说道：“天机不可泄露。”于是李淳风再没有敢继续推下去。但《推背图》却因袁天罡这一推而得名。
《推背图》一经问世，最初并没有得到重视，但经过几百年的见证，上面所写口诀竟与真实历史有八分切合，使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胆战心惊，一直将其列为禁书。不过，有一个统治者却一改常态，大肆发行《推背图》，这个皇帝便是宋太宗赵光义。
赵光义以赵匡胤的弟弟身份接替皇位，在历史上一直都有争议。而他登基称皇的手段，民间也有种种猜测，传说他弑兄夺位者不在少数，而赵光义也知道自己的名誉有问题。但他本人除了有很强烈的野心之外，也的确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大力推进全国的统一，而且施行多种政策稳定民心，使宋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然而就在此时，民间有传言说《推背图》预示了大宋王朝会在宋太宗这一朝灭亡。其实从宋王朝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正如日中天，很显然民间的谣言是非常荒诞的。但百姓容易受到愚弄，因此逐渐显露了惶惶之态，特别是京城开封，更是人心浮动。开封府尹见状不好，立刻将情况如实上奏给宋太宗。宋太宗暗道：必定是有人借《推背图》危言耸听，制造危害宋室的言论，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引起内乱。于是立刻下令查禁，《推背图》，将之列为国家禁书，如有人家私藏此书，不但查抄，还要遭受严惩；凡是发现有四处造谣者，即入狱接受严刑。
宋太宗的这种做法是大多数统治者辟谣的常用手段，不过谣言越是禁止，就越会被人传来传去；《推背图》越是被禁，就越有人敢于犯上，在民间私下发行。一时间不但没有把《推背图》的事情压下去，反而更激起民间的舆论热潮。于是便有大臣向太宗皇帝进言，查禁不宜，应当另行寻找对策。宋太宗向来心思缜密，略一思考，忽然大笑起来，对臣子道：“大禹治水，不禁而疏，效果极佳。查禁一事可以效仿，不必再禁《推背图》，索性大肆发行，让百姓随意购买，自然能止谣言。”
大臣依太宗之言照做，开始大量出版《推背图》，最后无论京城内外，家家有一本《推背图》。因为发行量过大，百姓对《推背图》的神秘性开始质疑，逐渐也就忘记了《推背图》预言这码事，很快关于宋王朝即将灭亡的谣言便消失无踪。
太宗一步以退为进的棋法，令谣言不攻自破，实在是高明之极。
●李煜责令画《韩熙载夜宴图》的目的为何
中国历史上的画作闻名遐迩者不在少数，《韩熙载夜宴图》正是其中一卷。此画卷分多幅，如同一幅连环画，绘制了南唐著名官员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包括琵琶独奏、六幺独舞、宴间小憩、管乐合奏、夜宴结束五幅画卷。画中无论人物、事物，皆笔法细腻，活灵活现。整幅长卷线条准确流畅，工细灵动，充满表现力，设色端丽雅致，层次分明，神韵独特，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样一幅绝世画作，在得到千年盛誉的同时，于当代却有人提出，其实如此名画是一份“谋报”。该评价顿时在文化界掀起一阵讨论热潮，为什么名画竟成了谍报图呢？这要从画作的由来谈起。
《韩熙载夜宴图》所画的既然是南唐名臣韩熙载，图画的背景当然就是南唐。李唐末年，各路节度使、太守、军阀趁势而起，将大唐江山撕分食之。其中，偏居于江西、浙江一带的南唐国，自称为李唐正统遗脉。韩熙载就生活在南唐国君李煜在位时期，那时韩熙载已经是权倾朝野的大臣。若说李煜与韩熙载的关系，只能用微妙来形容，却不能说二人关系紧张，因为韩熙载还是忠于国家、忠于国主的人，只不过他时常顶撞李煜，叫后者对他的防备之心越来越盛。
时值国势衰微之际，李煜新娶小周后周薇，大臣们纷纷恭喜，没有一个人敢说李煜沉迷酒色，韩熙载却写了一首讽刺诗。李煜看了之后也是无奈。韩熙载此人颇有诤臣和谏臣的风范，为人耿直，李煜对他是又爱又恨，升了他的官又想踢他下台。
不久，赵宋于中原兴盛起来，南唐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均知大势已去，想必韩熙载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再也不上朝，而是终日在家饮酒作乐，夜夜笙歌。此事传到李煜耳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于是叫了两个非常有名的画室去参加韩熙载的夜宴，并将夜宴的场景细细刻画出来。
经过几个月的工夫，李煜接到了在未来遐迩中外的《韩熙载夜宴图》，欣赏来欣赏去，最终吩咐人将此画送给了韩熙载。此时这位李后主的行为不禁叫人诧异，他明明派人做间谍去韩熙载府上参加晚宴，又花了数月的工夫让人将《韩熙载夜宴图》画好，如此大费周章，怎么还要把夜宴图送给韩熙载呢？
其实，仔细一想，如果李煜真的想要找人做间谍监视韩熙载，只要派身手矫健的探子盯着后者就行，没有必要派人参加晚宴，还命人作画。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借画告诉韩熙载：你作为重臣如此堕落，国家怎么能再次兴旺起来？
不过，韩熙载似乎并未领会李煜的用意，依然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李煜在失望至极之下决定将韩熙载迁至洪州。韩熙载这才知道李煜并不是软柿子，慌忙借此机会告老还乡，再不摄政。李煜念在他对南唐江山有功的份儿上，将他放逐出了金陵。
《韩熙载夜宴图》是否真的是份谍报，没人能肯定的回答。不过这幅画的历史价值和文艺价值，会被人们永记在心。
●范仲淹的改革为何走向失败
当代学者李存山曾如此评价过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有很多历史学家也曾有过类似的言论，极大地肯定了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优秀，认为他的新政如果能够顺利进行，也就不会有王安石变法事件的产生。可是，时代并没有给范仲淹尽情发挥的空间，宋王朝就这样失去了图强的机遇。
究“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与君主昏聩有一部分关系，与时代背景也有关系。当时宋王朝正面临着西夏强兵的威胁，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宋军面对西夏军全面崩溃，宋王朝只得以岁贡来换取和平，在外交上采取守势。此时此刻，国内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土地兼并严重，人民生活困苦，不时爆发的农民起义严重威胁着宋朝的统治。内外交困之下，宋仁宗痛下决心进行改革。遂于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朝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开始了。
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宋仁宗在朝商量，表示赞同，便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逐步开始，短短几个月，政治局面已呈现出崭新的面目：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庭关系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内容的程序，某些领域特别优秀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考试中，突出了实用性内容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堂。
新政的措施切中宋朝的时弊，但庆历新政的内容却与宋朝立国的方针相冲突，这就注定了庆历新政必然的失败。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生成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
当下的形式就是：要改革就要牺牲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可是，牺牲了士大夫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权衡之下，宋仁宗还是选择了因循守旧，以稳定为大局。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呆、老成尫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范仲淹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负，终于被现实击得粉碎，徒留一番沉痛的感叹。庆历五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
庆历新政的失败也与范仲淹的军人出身有关。宋朝对军人的防范必然使宋仁宗对范仲淹心怀忌惮，这不仅导致了范仲淹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宋朝的悲剧。
宋仁宗的个性也注定了新政不会成功。想改革时急不可耐，但遇见困难就撤手不管，宋朝皇帝的荒唐在历代王朝中无出其右者。后来的宋徽宗更加不堪，金兵入侵时，竟把皇位扔给儿子，自己一走了之。宋朝皇帝中除太祖、太宗算是比较圣明的皇帝外，其他的似乎一开始都想振作朝纲，但都坚持不了多久。
宋仁宗已经是难得的一位肯一改国体的君王。但性格本身有着优柔寡断的一面，平素也比较胆小，生怕皇权被动摇。有了这种皇帝，庆历新政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废除庆历新政，实际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庆历新政为以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开创了先例，但也预先宣告了熙宁变法的失败。因为，宋朝一开始就把基础建立在一个堕落士大夫的基础之上，而正是他们造成了国家的内困，也是他们造成了国家军事上的弱势，同样也是他们坚决地维持着宋朝的这种状态，令宋朝走向灭亡。
“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媒解舞。天斌与。争教我悲无欢绪。”若干年后，南宋兵败灭亡，文天祥在大都的牢中痛定思痛，痛心自己的改革主张没有得到实施。宋朝错失了最后一次拯救自己的机会，而庆历新政失败时，宋朝早已将灭亡的难堪隐隐透露给天下之人。
只可怜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报国情怀，本是当世人心中永远的痛，却都付后人的笑谈之中。
●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国家正亟待改革，而王安石应运而出了，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角度。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当世的角度，司马光的担优不是没有道理。变法意义在于减轻农民处境问题，但是许多政策反而变成了强制摊派给农民，使他们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王、马二人争执的纠结之处，首先就从此处开始。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财政，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更增加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是有根据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其运行机制。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材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但就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证明王安石变法的弊端之处。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国家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