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二帝战蚩尤是否存在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常自称炎黄子孙，所谓炎黄指的正是炎帝和黄帝。然而，就像中华民族自称龙的传人一样，龙是否真实存在没有人知晓。炎帝、黄帝是否存在？是否有炎黄二帝战蚩尤一事？人们也都说不清楚。
在许多书籍当中一般都这样记载，炎帝、黄帝指的是中国原始社会中两位不同部落的首领。炎帝姓姜，是炎帝族的首领，在西部游牧后进入中原，与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发生冲突，历经很长一段时间。黄帝姓公孙，号轩辕氏，居住在中原地区。黄帝一族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相对突出，军力较强。所以炎帝一族在输给蚩尤之后，逃到涿鹿（今河北省），得到黄帝族的援助，终于杀了蚩尤得到蜀、苗等地，控制了中土核心土地，也将这些地方的人口纳入中原文化圈，中华民族的雏形也就由此形成。
以上的情节在《史记》当中也有所记载，但几千年来仅是史料中提及炎黄战蚩尤一役，人们并没有挖掘到能证明这些部落战争的文物以供后人参详。直到1928年龙山文化的出土，人们才推算出炎黄大战蚩尤的可能性。
这一年，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境内和河南、陕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他们的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部分粗陋的青铜器。故而有人说这片龙山文化圈处于金石并用时代，年代大约均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
龙山文化究竟与炎黄战蚩尤有何关系呢？根据史料记载和天文年代学考证，黄帝应该生活在公元前4400年至公元前4300年间，也就是说，炎黄大战蚩尤的时间也在这个范围内。炎黄在世时期比龙山文化时期早了1000多年。通常情况下，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是不会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因为该时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更不可能出现炎黄合并九黎地区的事情。因为只有父系氏族社会，才有炎、黄、蚩尤这类男性部落首领存在。那么，究竟距今6000年以前，中国的原始人是否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了呢？这就要看龙山文化是否处于父系氏族时期。由于龙山文化与炎、黄文明的时间比较相近，地区也接近，所以只要肯定了龙山文化处于父系氏族时代，那么炎、黄战蚩尤一役存在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一般来说，区分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要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和结构。早期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男子狩猎，女子采集、种植，家庭生活的主要重担由女子承担。但是随着农业开垦工作的繁重和畜牧业规模扩大，许多粗活由体力较好的男子承担，大型的手工业产品也基本由男性制造，所以男性逐渐成了家庭的领袖。参看龙山文化的农业、畜牧业规模和使用工具，人们几乎可以完全确信它处于父系氏族社会，也就是说，炎、黄、蚩尤这类男性部落首领在距今6000年以前是很有可能存在的。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农业资源，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大有可能。
虽然到现在为止人们没有办法完全肯定炎、黄的存在，也无法改变蚩尤是远古传说中魔怪的想法，但三者的恩恩怨怨，已经给了人们无限遐想的空间。
●盘庚是否迁都于安阳殷墟
随着19世纪最后一道晚霞的落幕，20世纪曙光的浮现，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附近，数量惊人的甲骨文、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等古老文物在时间的催促下和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中逐渐浮出“水面”，距今数千年的、中国最早可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都城——殷，也显现出了自己的“美貌”。
殷被认为是商王朝相继迁移五都的最后一个国都，陪伴商王朝走过了273个春秋，直至商的灰飞烟灭。相比存在将近500年的商王朝，殷占据了其一半以上的时间，目送一个国家稳定之后的所有沧桑变革，因此商王朝还被称为殷商。
君王死后，城市消泯，从此殷化为废墟，归于尘土。或许殷墟再推迟几百年出土，人们可能到现在还认为，史书上所记载的商君王盘庚迁都至殷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对盘庚迁都殷墟的问题表示质疑。
盘庚究竟是否迁都安阳殷墟？表示肯定的学者是站在出土古文物的数量和质量上来确定的。且不说小屯村地下数以万计的刻镂文字龟甲和兽骨，也不说那些制作精巧的青铜器和兵器，但就一个艺术水平高超的司母戊大方鼎，都令学者们很难否认，一个普通的古城市会有这样的制造水平，舍了殷墟为都，还有谁可胜任？
偌大的司母戊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轮廓方直，重达800多公斤，自有不可动摇的气魄。除了鼎身四面的中央处无纹外，其余各处包括提手、脚柱，都刻有精美的云雷纹和各具形态的生动纹饰，尤以饕餮刻纹为主。除此之外，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内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霸气十足。根据多方面的考证，司母戊鼎很可能是商王室的重器，因为其雕工和制造技术已经达到了商代青铜文化的巅峰，再无出其右者。
如果说司母戊鼎加深了人们对盘庚迁都殷的想法，那么随着考古挖掘工作的进行，一座座宫殿宗庙建筑遗址、一片片王陵墓地、星罗棋布的居住遗址、繁华的手工业作坊的相继出现，更使人们确信了殷墟的前身是一个都城。
不过，盘庚是否迁都到殷墟，仍旧遭到怀疑。据《史记》记载：成汤帝于公元前1711年灭夏，建都于商丘南毫。成汤五世孙仲丁迁都到河南郑州，仲丁弟河澶甲迁都到今河南内黄东南，六世孙祖乙又迁都于今河南温县东，八世孙南庚把都城迁到了今天山东曲阜，直到九世孙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也就是说，盘庚迁都是从黄河以北迁往黄河以南，到达成汤建都南毫之前的居所——商丘县北部的北毫。
说来说去，盘庚还是回到了原点，而并非迁都于安阳殷墟。不仅如此，《竹书纪年》中也有与《史记》不谋而合的记载，且书中将北毫称之为殷。很显然，史书上表明盘庚迁都不是去了现代我们所看到的殷墟，而是去了北毫之殷。原来此殷非彼殷，是一个历史的文字误会，令殷墟被误以为是都城。
然而，谁又能解释安阳殷墟规模宏大的遗址和文物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为何就连商丘的遗址也不能与安阳相比呢？难道真如少数历史学者推测的那样，是成汤的十三世孙武乙迁到安阳小屯，才留下如此庞大的都城么？可是，数以万计的史料都这样显示，商王朝历经五次迁都，若是由武乙迁都安阳，岂非有了六次迁都之说了？
一个历史的谜题就这样难倒了世人，至今仍没有人拿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是由盘庚迁都到殷墟。但不管怎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殷墟作为商王朝后半期经济水平的代表，其宏大、秀丽的规模，可以让人深切地体会到3000多年以前中土的繁华。
●“指鹿为马”目的岂止辨“忠奸”
赵高其人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受争议的人物，一是身世，二是生年，三是功过是非。此人精通律法，虽是宦人，却深得秦始皇的喜爱，可以说秦王朝的建立他也算有两份功德。然他又是一个可以将善恶、是非、忠奸、美丑颠倒乾坤的邪恶人物，秦国可以说亡在了他的手上。历史让这样一个平庸至极的人扮演了好似英雄般的人物，实在可笑至极。
颠倒人类的审美观念，是赵高远远超于其他人的地方，单只一个“指鹿为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当时秦二世胡亥年幼无知，因为他幼时一直依仗赵高，所以对于赵高的狼子野心根本毫无察觉，而赵高已经继李斯位列中丞，二世哪想到赵高竟然有篡政的打算。
为了辨识朝廷中谁对自己“忠”、谁对自己“奸”，赵高在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某日，于朝上叫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便笑着说：“丞相搞错了，这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笑着道：“请陛下看清楚，这分明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看了看鹿，将信将疑地说：“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道：“陛下若是不信，可以问问众位大臣。”
大臣们顿时色变，不知赵高又要做什么，明知他胡作非为，颇倒是非，却敢怒不敢言，一时间都低下头。有些正直的人坚持认为是鹿而不是马，还有一些赵高的党羽则顺着赵高之言。此事过去不过几天，那些正直大臣纷纷被赵高以各种名目治罪，甚至有满门抄斩者。
一段“指鹿为马”风波，让赵高知道了哪些人依靠自己，哪些人反对自己，但他的目的哪里是如此简单。隔日赵高便派占卜者对胡亥说：“皇帝您连鹿马都不分了，肯定是祭祀没有好好斋戒，以致脑袋昏聩。”胡亥不疑他，遂去上林苑斋戒，但他毕竟年纪较小，耐不住寂寞，每日出去游玩打猎，一不小心射死了一个路人。其实这路人是赵高安排好的，后者借着胡亥射杀活人的事情，对胡亥说：“皇上您无故杀了一个人，上天恐怕会怪罪，应该躲起来才是。”胡亥心中害怕，立刻躲到咸阳城外的望夷宫。望夷宫中所有侍候的人都是赵高的亲信，已经深陷牢笼的胡亥犹不自知，就这样浑浑噩噩地丢掉性命。
胡亥一死，赵高就撤下了他的玉玺佩上，想要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登基为王。但他名不正言不顺，又是个宦人，根本没有人服他，他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碎了，只好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秦始皇之弟赵子婴。由于秦国实力已经大不如前，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随即便与自己的贴身太监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诛赵高于内宫，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不管赵高的结局如何，从他“指鹿为马”到布置种种计谋篡政，足可见此人心思之缤密，办事之痛快。若是他能真心辅佐秦室，不与李斯相争，认真教导胡亥，以他的能耐说不定能成为一代名臣。可是，赵高偏偏不甘寂寞，日夜盘算着要篡夺皇位，不知餍足成了他的死穴，注定他是要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什么原因导致汉代屡现外戚干政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然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屡禁不绝，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过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从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过早的成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的幼帝所以繁多的历史根源，应当从秦始皇算起。秦王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自己的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方才死亡，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便夭折的情况，幼帝频繁出现，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外戚的力量就是如此飞速蹿升。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杰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对国家有贡献的功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幼帝繁多只是导致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但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刘秀自行设置了名为“台阁”的尚书台，将国家实权完全交由尚书台管理，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通常工作者为下级官吏。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反而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但是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夭，幼帝登基，如何有能耐管理尚书台呢？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了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划入他人囊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招来的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长大之后，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宦官在帮助皇帝重夺皇权之后，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增长，俨然有超过外戚的威势。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至清朝才完全杜绝，但与东汉这没落年代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为什么中原王朝总以和亲换和平
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直言不讳地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愿。”伟大思想家如此精辟的结论，将几千年来世界各国古代和亲政策的实质道了个通透。
和亲，名义上是停止民族、国家战争，彼此捐弃仇怨、和平共处的外交手段。外表看似有着爱情韵味，实则是军事、政治协调策略的灵魂。和亲双方的决策人心中藏的都是叫对方“为我所用”的算计，而牺牲品就是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女性。
纵观中国历史，早在周襄王（公元前651～前619年）时期，王欲讨伐郑，怕自己实力不足，遂娶狄女为王后，联合戎狄兵力共同讨伐郑地，继而双方各自得到土地和财富。这是中国史料上可见的最早的和亲事件，很显然，如此和亲不过是双方为了赢得利益的需要。此后，无论汉唐还是宋明清，为了缓和国界周边紧张的民族关系，和亲成了惯用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的情景，便常浮现于茫茫荒野、枯山之间，化作诗人笔尖的凄美感叹，后人对此想象无限，但却如何能体会个中“梧桐秋雨”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