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孰小人孰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服。不过为人太过正直，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的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三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落得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他迭宕起伏的坎坷仕途。
●包拯有没有当宰相
中国历史上判案铁面无私、为官公正严明的“包相爷”，在世人的心目中堪比“青天”。然而这位以为民申冤、造福百姓为己任的青天相爷，却未曾获得丞相之名，“相爷”之称实乃误传。
秦腔《铡美案》一剧，把包拯称为“相爷”，秦香莲有唱词道：“相爷替民伸屈冤……”然而，综观北宋一朝的官制和包拯一生的仕途，不难发现，包拯并未为相。
在宋朝时期的政治体制中，宰相制度仍居于核心地位，处于所谓的“调整期”，正副宰相同设，多相并行，编制并不固定。这明显是在集中皇权、分散相权，以缓和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
北宋前期，中书门下的长官为正宰相，亦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后来参知政事与正宰相基本无异，更加分散了正宰相的权力。宋太宗后，一相四参或二相二参是常有之事。但无论怎样调整宰相制度，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都无法得到彻底解决。
包拯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年）的进士。中进士后，因父母年迈，不忍远去为官，直到双亲相继去世，守孝完毕，才在亲友的劝说下步入仕途。
宋景祐四年（1037年），包拯任天长知县，颇有政绩，后调任端州知州。回京后，任监察御史里行，又改监察御史，为“言事官”，对处事不当，行事不法的官僚，都可以进行弹劾。包拯曾七次上书弹劾江西转运使王逵，并严厉批评宋廷的任官制度，朝野为之震动。
嘉祐元年（1056年），朝廷任包拯权知开封府。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包拯把开封府治理得井井有条，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敬仰。
嘉祐六年（1061年），包拯官至枢密副使，次年五月病逝，“京师吏民，莫不感伤”，叹息之声，大街小巷皆可闻之。
包拯为官二十余载，最高任职枢密副使。而枢密院是管理军国大事的最高国务机构之一，枢密使的权力与宰相相当。由此看来，包拯的职权与副宰相无异。然而宰相的名号，却始终没有落在这位铁面无私的判官头上，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也算是北宋王朝的一大遗憾吧。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复杂关系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东坡，皆是当时才华横滋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东坡在官场中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截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像不定的苏东坡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不能苟同，于是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黜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东坡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东坡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东坡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东坡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东坡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东坡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东坡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东坡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这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东坡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心心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范
苏东坡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东坡“谤汕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东坡逮捕入狱。不久，苏东坡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东坡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东坡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东坡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亦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东坡，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东坡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经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东坡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此后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东坡，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秦桧是金人放回的奸细吗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抗金英雄岳飞的《满江红》，气势磅礴之音言犹在耳，精忠报国之人却已魂归西天，唯留下满腔热血的英雄气概，在悠悠历史中荡气回肠。后世之人对这位精忠报国的赤子忠魂难以忘怀，无限感慨，同时也为他报仇雪恨，用历史的骂名将当年那个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他的奸佞小人——秦桧，牢牢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秦桧不愧为中华民族“颇负盛名”的奸佞小人。世人眼中的秦桧，一生作恶无数，窃权弄柄、里通外国、无耻求和、屠害忠良、贪污索贿，坏事干尽，天良无存。岳王庙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表达了多少代人为岳飞抱憾，恨秦桧入骨的刚烈情怀。然而，无恶不作、陷害忠良的奸佞小人秦桧，真如世人所咒骂的那样，是金人放回的奸细？
认为秦桧是金人放回的奸细，这不只是民间百姓的一般见识，在学术界几乎也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坚持此看法的学者们，主要以古籍文献中的记载为依据。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中记载：“秦桧随敌北去，为大帅达资任用，至是与其家俱得归。桧，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铢解其行，然全家来归，碑仆无故。人知其非逃归也。”
先说朱胜非其人，靖康之耻后，金人欲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秦桧坚决反对，并“进状争之”，而朱胜非正是张邦昌的友婿，他与秦桧之间早有矛盾。秦桧执政时，朱胜非被废居八年。他写的《秀水闲居录》中认定秦桧不是从金国逃归，很难排除是为了对秦桧打击报复而擅自做出的臆测。
再看《秀水闲居录》所言之事，疑问颇多。为何“全家来归，碑仆无故”就能“人知其非逃归也”？以秦桧在官场中跌爬滚打多年所历练出的奸猾伎俩，也许真有办法逃脱也未可知。其中细节史书中均无记载，后人不详；当时朱胜非不在现场，又从何得知？可见一切皆属推断、臆测，难免夹杂主观情感，有失公允。
说秦桧是金人的奸细，也许的确冤枉了他。但不得不说，这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秦桧回国后的所作所为，实难让人不误会其名为宋朝宰相，实为金国奸细。秦桧先是力主与金人议和，其后用“莫须有”的罪名置岳飞于死地。客观地说，以南宋当时的奄奄之势，议和的确比不自量力地死拼到底更有利于南宋王朝日后的发展；而陷害岳飞，若无高宗皇帝的默许与纵容，若无“岳家军”的名望震慑到皇帝的至上权威，恐怕秦桧再奸邪，也难有这天大的本事吧。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应了“情感动物”一词。岳飞的死，增加了世人对秦桧的痛恨，甚至可以说，岳飞因秦桧而死于一时，秦桧却因岳飞而遗臭万年。一句“人在世间羞名桧，我于坟前愧姓秦”，可见秦桧纵使能在史书典籍中得以平反，但在世人的心目中，他要想从岳飞墓前站起身，恐怕还得等上千年吧。
●牛皋有没有气死金兀术
“牛皋气死金兀术”一说，因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岳飞传》而为世人所知。岳飞屈死风波亭，令人悲叹不已；而牛皋气死金兀术，则大快人心。世人因此为岳飞之死找到了些许安慰，万没有想到，这不过是小说的精彩杜撰，并非历史真相。
清代长篇历史小说《说岳全传》第七十九回“施岑收服乌灵圣母，牛皋气死完颜兀术”，描述了牛皋策马追杀兀术，两人厮杀之时跌下马，牛皋正好跌在兀术身上，“跌了个头搭尾”。兀术回头看到牛皋，怒吼一声“气死我也”，口吐鲜血而亡。牛皋大笑不止，一口气接不上，竟笑死于兀术身上。这便是“虎骑龙背，气死兀术，笑杀牛皋”的故事。
历史上，牛皋和兀术皆可谓战场上的猛将。牛皋出身射世，精练武功，于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加入岳家军，深得岳飞器重，在对金作战中屡立战功，被誉为抗金名将。而兀术即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四子完颜宗弼，善骑射，胆略过人，是宋金对峙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
牛皋在岳飞麾下，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兀术率兵南侵，《宋史·牛皋传》记载：“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枢密行府以皋兼提举一行事务。”然牛皋是否直接迎战兀术甚至与他短兵相接，却未曾明说。而《金史·宗弼传》中亦未提及。
当年战场上的情形已无从得知，然牛皋与兀术的离世却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根据《宋史·牛皋传》，牛皋是在绍兴十七年，即公元1147年，被都统制田师中下毒害死的，也有可能是秦桧指使田师中所为。而《金史·宗弼传》中载兀术是“皇统八年薨”，即死于公元1148年。由此得以证实，“牛皋气死金兀术”纯属笑谈。
●朱元璋为何要杀刘伯温
刘基，号伯温，心思缜密，足智多谋，是朱元璋夺天下、建明朝的第一谋士。战场上，刘伯温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在许多重要的决策中，他极其准确的判断力，起到了制胜的关键作用。
然而，明朝开国后，刘伯温只得了个次一等的伯爵封号，并且俸禄还是众伯爵之中最低的。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刘伯温最终的命丧黄泉，竟与朱元璋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仔细品评个中因由，不难发现，刘伯温那身料事如神的本事，为世人所传诵，但在助他立下汗马功劳的同时，也将他推向了生命的终结。
朱元璋是个很重乡土观念的人，而刘伯温是个外乡人，本已在情分上有失亲密。更重要的是，刘伯温料事如神，对事情的判断往往比他准确。从龙湾之战到救援安丰，朱元璋能想到的，刘伯温也想到了，而朱元璋想不到的，刘伯温还是想到了。朱元璋又岂有如此宽广的胸襟，容得下此等能人长期留在身边？更何况，刘伯温的那些计策并非安民之计，而是权谋之策，用在阴谋政变的风起云涌中必有一番作为。这更令朱元璋心存猜忌，不仅要防患于未然，更要除之而后快。
刘伯温最致命的失误，验证了“祸从口出”的箴言。朱元璋曾就谁更适合出任丞相一职的问题找刘伯温谈话，言语之中暗藏试探玄机。刘伯温并非等闲之辈，但最终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朱元璋故作意味深长地说出只有刘伯温能担此大任的时候，刘伯温说道：“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无才，唯明主悉心求之。”
此话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深意，使得朱元璋自此之后彻底与刘伯温决裂，始终是个难解之谜。或许是朱元璋的偏见，或许是后人的误读，总之它被看成了刘伯温的催命符，为其后来的突然病故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