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牵牛，上面提到的1990年刊出的两篇论文中认为是来自商先公王亥，因为《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据《世本·帝系篇》和《史记·殷本纪》此“胲”既“亥”之借，指殷先公王亥。《天问》中也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又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亥在殷先公王中显得很重要，祭祀特别隆重，后王有时向他求雨，求半年。《吕氏春秋·勿耕篇》说：“王冰作服牛，”“王冰”也为“王亥”之误。《山海经》中说：“王亥托于有易，何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孩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这“王孩”也即王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对王亥的事迹记述得更为详细。我当时确定牵牛是由殷先公王亥而来的原因有三：
（一）王亥是殷先公中十分重要的一位，有被殷人以象征性称谓命为星名的可能。“轩辕”（黄帝）、“柱”（神农之子）、“王良”、“造父”（皆秦人远祖）皆杰出的部族领袖，“奚仲”、“傅说”（上古的杰出人物）。王亥因服牛而出名。商人大约避讳直呼其名，而以“牵牛”命为星名。
（二）王亥服牛，是我国古代最早利用牛力的记载。《山海经》、《天问》为我国古代神话的渊薮，其中曲折地反映了我国上古以至远古的历史。《竹书纪年》、《世本》为记载先秦时历史的史书，皆从五帝开始，《吕氏春秋》也是吕不韦组织一些博学文人在各种先秦典籍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而这五部书都记载了王亥的事迹，写到他服牛之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殷人已敬奉王亥，视之为有神灵的人物，向他乞求丰年，长久流传中有可能转化为神话人物。
（四）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商祖契被封商，在《六国年表序》中又说：“或曰’东方无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认为商祖契被封之地在西北。《史记集解》引郑玄说：“商国在太华之阳。”又引皇甫谧说：“今上洛商是也。”许慎《说文解字》中也说：“亳、京兆杜陵亭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地。”上洛即今陕西省商县，本西周邑，战国时属魏、后属秦。这样，商人早期的关于牵牛的传说有可能同秦人关于织女的传说结合，而形成“牛郎织女”的传说。
在当时，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比较可靠的。但后来觉得其中有两个疑问：
（一）从各方面看，商人早期是以畜牧业为主，并非农耕民族，这同后代牛郎（牵牛）的身份与形象特征不太符合。
（二）根据近年考古学上发现的文物分析，陕西商地区的西亳（或称杜亳）说已很少有人赞同，而大部分学者主张在冀南、豫北及豫东、鲁西地区。这样一来，同秦文化的融合就要迟于周代，而《诗经·小雅·大东》中牵牛、织女本已联系在一起说，尽管当时都只作为星名，但这两星都在天汉边上（天汉实由汉水而来），则牵牛的原型应产生于汉水流域或距汉水不远之处。
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我放弃了牵牛来自商先公王亥之说，根据我国早期农业发展的状况及各部族对自己早期历史的重述，以及从氏族社会末期至商周时代各部族的分布，认为他应来自周先祖叔均。
四、叔均事迹与周人的发祥地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大荒西经》中又说：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始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牛耕。
《史记·周本纪》云：“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所谓“有西周之国”云云，是据周人后来所建国而言之。又《大荒北经过》中述黄帝蚩尤之战中“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应龙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其下云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看来叔均不仅发明了牛耕，而且曾组织人民抗旱，度过大旱。至于将叔均领导人民抵御旱灾变为向天帝请命的神话及将此事同黄帝蚩尤之战牵合一处，则是流传中形成，可以不论。《大荒西经》中说叔均为后稷的侄，《海内经》中言为“孙”。从其父称为“台玺”看以作弃之“孙”为是。因为古人之名一般为单字，应名为“玺”、“台”乃是地名，表示其与台地有关。“台”即“邰”。《史记索隐·周本纪》引毛苌说：“邰，姜嫄之国也，后稷所生。”《诗·小雅·生民》“即有邰家室”句《毛传》：“邰，姜嫄之国也。”其地望，《水经注·渭水注》云：“渭水又东迳县故城南，旧邰城也”。《括地志》云：“故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旧说据《生民》诗中“即有邰家室”一句以后稷被封于有邰。其实，此句意义应是指弃取母家氏族之女为妻室，此两千多年来之误解，今当加以更正。因为在今武功一带发现的文化遗址都大体在先周中晚期，当古公亶父、季历及文王迁丰之际。则叔均可能是古公之前的氏族首领。周人应当在豳地其间早在周人建国以前很久，称“邰”犹称周，因为玺也是周人中很著名的人物，故其前加“台”。“稷之弟曰台玺”的稷应指弃的后代之袭稷之职者，《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旧注：“父子相继曰世。”则任稷之官者非一人。这也同《史记·周本纪》所言“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的记载一致。
周人是农业民族。我们由《诗经·大雅·生民》可以知道，从后稷开始，已播种多种粮食作物，并选择良种（嘉种），除杂草，对作物的生长有细致的观察，讲究耕作技术（有相之道）但后稷之时耕作完全用人力，至叔均而发明了牛耕，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耕作速度与质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叔均最重要的事迹是发明了牛耕，所以从周人的远古传说中，他的事迹就同牛联系在一起。牛作为运输工具时是人赶着牛，作为交通工具时是人骑着牛，而用为耕作工具时是一人牵着牛，另有一人在后面扶犁。牵牛而行于畎亩之中，是牛耕的象征，故周人以这位杰出的氏族首领为星名之时，名之为“牵牛”。
关于周早期活动地点的问题，专家们有过深入研究与探讨，提出过好几种说法。但根据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旧说中有的说法显然缺乏证据，有的则有欠确切。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一书中加以全面总结，作了概括说明：
目前已知的先周文化遗址分布，主要在陕西中部泾渭流域一带，大致范围：北界达甘肃庆阳地区，南界在秦岭山脉北侧，西界在六盘山和陇山东侧，东界在子午岭西侧至泾河沿岸一线。……
书中说就遗址分布密度言，明显成为三大群，一群在泾河上游与甘肃接壤的陕西长武县一带，时间最早，一群在岐山、扶风、武功一带，次之；一群杂长安丰镐一带，时代最晚。这正与周人早期居豳、公亶父迁岐、文王都丰及武王都镐的文献记载相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说：
在长城遗址群中，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发现，乃成为探索先周文化起源的突破口。
书中还说：
自这一带逆泾河，再循支流马莲河而上100多公里，为甘肃庆阳地区，传说周先公不窋“奔戎狄间”即在此。
这马莲河即《水经注·渭水注》中所说流经不窋城的马岭水，民俗以音称“马莲河”，今以俗称为正。据《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所说，“文献所谓公刘迁豳，不是一个点，当为一个地域范围的’面‘，所迁豳的最后定点，不是一代一次完成，其间当经几带周人在此’面‘上的自北而南逐步迁徙与壮大。”这样看来，甘肃庆阳地区属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豳地的范围之中，是周人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地区。
叔均大体相当于商代后期。因为《史记·周本纪》中说：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礶戎狄之闲。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稷是夏商业时代官名，也是夏商时代所奉农神之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史官史墨云：“有烈山氏之子柱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则“稷”非一人。被周人奉为始祖的后稷（“后”犹曰“王”），自然是指《诗经·大雅·生民》一诗所写之弃，但其在夏代继任“稷”之职者，却不止一个。上古的职务多为世职。因为那时候的“官”实不主要在行政管理，而更重要在技能方面、土地、建筑、天文、农耕莫不如此，家传其业，世有能者。邰玺和叔均究竟为弃至不窋间的人，还是鞠以后的人，有待根据其他问题的解决作进一步研究。总之，他同甘肃庆阳地区至陕西武功这一片地方有关，后稷和叔均正是这片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先进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
五、叔均与牵牛（牛郎）的传说
古所谓“伯”、“仲”、“叔”、“季”表示在同胞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周人也是如此。如《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按：古公指公亶父。司马迁误读了《诗·生民》中“古公亶父”一句，“古”实犹言“昔”，表追述，司马迁误以“古公”为号）。太伯、虞仲、季历中的“伯”、“仲”、“季”即表排行。所以，我以为周先父中的“叔均”也应表排行。其非长子可知。因为非长子，继承酋邦首领地位的可能性就小（有用兄终弟及的制度者，也有因长子死、病而由弟继父亲位置者，但也有直接由季子继承者，如季历；同时也有其他例外）。所以，叔均有可能是后稷弃至不窋之间的人物，也有可能是不窋之后已知周先公中某一位，但也有可能是不窋之后来未继承公位的人物。总之，他并非长子。这一点，同今日流传的各种《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都有哥哥的情节相合。
钟敬文先生作于1932年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引述了赵景深、赵克章所记述的《牛郎》的内容：
据说，从前有弟兄两人，弟弟心肠忠厚，哥哥却很狡猾。弟弟因常赶牛的缘故，被人叫做牛郎。弟兄分家，弟弟只得了一辆破车和一只老牛。一天，老牛对主人说，某处河里，有许多仙女在洗澡。倘他能取得她们中间任何人的衣服，便可以得她做妻子。第二天，他跟了老牛出发，果然看见许多正在洗澡的仙女。他抱了一堆衣服上车（牛车）就走。结果便带回了一个仙女做妻室。她就是织女。织女和牛郎生下一对男女。一天，她用巧语骗得了自己以前被取去的衣服，便乘云而去。牛郎忙担了他的儿女，穿上牛衣（这是老牛死时所嘱咐的），急赶是去。谁晓得慌忙中少穿了一只牛腿，使他不能立即赶上织女。正在追逐的当儿，忽来了王母，她用金簪划成一道天河，把他们两人分开。牛郎托了燕子去说合，不意被误传了日期，所以后来永远只能一年一会。
钟敬文先生在概括叙述了其梗概之后说：“这个故事，没有记明所由采集的地域，但附注中有’北‘人称妻室为媳妇的一句话，也许是我国北部的哪一省所流传的吧，虽然两记者都是西部四川地方的人。”根据钟先生对这个采集本中语言特征和作者籍贯的说明，这个故事采集于西北部的可能性为大。赵景深和赵克章记述的这个《牛郎》的故事，是现代民间文学工作者记述的最早的采录本。
钟先生的文章中还引述了洪振周记述的一篇流传在奉天的题为《牛郎》的故事，情节与上一篇差不多，说有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依着坏心肠的哥嫂过活，一天在牧场看牛，忽然黄牛对他说起话来，等等。牛是黄牛，其反映的故事自然也是以北方为背景“。
钟先生引述第三个故事是郑仕朝采集于浙江永远嘉说：“有个看牛的孩子叫牛郎，一天，他正要回家的时候，他的老黄牛，忽然向他说起话来。”情节大同小异。而牛是黄牛，也反映着这个故事较原始的情节要素特征。
这几个采录较早的本子，只有孙佳讯采录于江苏省灌云地方的《天河岸》，那帮助牛郎的牛是老水牛，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在南方长久流传之后发生的变异。
可以看出，牵牛织女的传说最早产生于西北。这同叔均的传说，在《山海经》中只见于《海内经》和《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是一致的，《大荒西经》中是在北部，《大荒北经》中是在其西部。总之是在西北。
当然，这些流传在南北不同地方的《牛郎》之类的故事，其中的共同点还有，比如都是说织女在河边洗澡时牛郎抱了衣服，使得织女不得不跟了他去，以后婚姻生活很美满。第一、三、四都是生了两个孩子（第一、四都明确说是一男一女）。这自然同天上的牵牛星由一大星和两小星组成有关（牵牛星是一大星在中间，两边各两小星，织女星也是一大星两小星，但两小星在其前面）故事中说牛郎带着两个孩子追到天上。第一、第三、第四个都是织女离去时牛郎听了老牛的话追去，而且是靠了牛皮的法力才得腾空而行；都是用金钗划出了一条天河，将他们隔开。唯第一、二为王母所划；第三、四为织女所划。看来，较原始的情节应是王母所划，流传到南方之后，才演变为由织女自己所划。
至于各种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采录本中，都有织女在河中洗澡的情节，以及都是有一条河将他们二人分开。这同织女星、牵牛星是在天河边上有关。七月中织女在河西，牵牛在河东。但银河古称汉、天汉、银汉，同地上的汉水有关，应没有问题。秦人发祥于今天是陇南的以礼县东部为中心的一大片地方，因而以其祖先织女之星在天汉边上，而此以东，便是陕西省的岐山、武功（先周时邰）和甘肃庆阳及陕西的长武、旬邑、彬县（先周时豳地）。则牵牛传说同甘肃庆阳有关，应无疑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庆阳各县也有些关于《牛郎》一类的故事传说，还有不少同牛、牵牛有关的地名、祠庙尤其是自古有着丰富的农耕习俗和牛文化。我国几千年经济的特征是以农业为主，而陇东的庆阳由于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又便于挖窑居住，故农业发展最早。而在上古，牛耕的发明是农业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至今大部分农民仍由之而获其利。去年省上提出要总结陇人精神，发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弘扬诚信的品格，我以为首先要弘扬几千年中留下来的牛一样的默默苦干、老实诚信、一往无前、决不退后的精神。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中孕育时间最长、流传最广泛的传说，其中有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去发掘，而陇东的农耕文化、牛文化及其同牛郎传说的关系也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应着力于去挖掘。
（《甘肃文史》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