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虎
60年前，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妄图以此作跳板侵略中国。面对凶恶的敌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把不可一世的侵略军赶到“三八”线以南，粉碎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写下了继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和近代史上首次打败强敌的辉煌篇章。
3年多的血战中，许多战友倒下了，而我是幸存者之一，只因肢体受损，成了战友们戏称的“铁拐杨”。这称号自然也得来不易，个中滋味乃自知。
1951年仲春二月，在一场乘胜追击战中，我身受重伤被送到战地医院抢救。当我苏醒过来时，医护人员转愁为喜：“你左臂受创断裂，进行了断面对位，碎块整合，在给你输液啊……”我一睁眼，果然看到自己的左上肢已被缠紧绷带，敷上石膏，酷像一枚待命发射的白色炮弹。当麻药一过，剧痛使我坐卧难安，当疼痛减轻时，就想马上重返战场。护士见状忙不迭地说：“同志，请你配合治疗，安心休养吧，这样才会好得快些……”听见“休养”二字，顿感刺耳。“这里是战场，遑论休养啊！”护士劝阻不住，忙找来主治医生，医生也不过作同样一番说辞而已。我为自己辩说：“苏联无脚飞将军，尚能坚持驾机，完成任务，而我……”医生不等我说完即答：“那是他脚伤愈后才出院的，才不影响驾机呀，你呢，同志，别着急！”说完转身忙别的去了。
医院（实为大的掩体，防空洞之类）上下一片忙碌，不分昼夜，不时有担架抬来的，车拉来的，也有心脏停止跳动送往陵园的，急需转院的。在这种氛围下，敌机还不时呼啸而至，低空盘旋，投弹扫射。每当医生查看伤病员开药方时，我总是提出要求：“让我出院吧！”得到的也总是摇头而已。根据情况分析和医生的态度，我明白了我的要求、想法，一时难以实现。输液一周以后，于是打定主意，频频要了一些有关消炎、镇痛之类药品，来个不准自准，“逃”上前线。
回到单位，领导和战友们先是惊喜：“好个死里逃生，咦！居然这么快能归队啦！”“正是不让出院，我才悄悄跑回来的喽”。话音刚落，领导边打手势，带着命令似的口吻说：“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快回医院。”于是我很委屈地敞开心扉，苦苦央求着说：“伤后仍坚持战斗，是我军优良传统之一，是战斗意志的体现，自己单位还有医生，工作、养伤两不误，岂不更好”。这时，不少战友转而打起了圆场：“既然回来了，就这样吧。”特别是亲密战友张思敬同志（后被授予部队功臣）带头给我收拾好铺位，拿来饼干、开水，拍我屁股，开着玩笑说：“让我给你做特殊护理，放心吧！”领导见此情景，沉思片刻，表示默认，随即叫来一位姓庞的卫生员，要他一定对我做好护理工作。其实这以后，忙于工作，哪能顾到自己伤不伤呢？在那年月，人人既是勇于血战的战士，也是不怕吃苦的“苦行僧”啊！正是由于在这种殊死搏斗中，导致我原本对位的断裂面大大错位。至此，左臂再也不能伸直，形成曲拐状态，战友们取乐戏称我为“铁拐杨”，意思是指我的左上肢弯拐凸出，不同常人，与“铁拐李”的“拐”上下颠倒，倔强的杨庆虎像仙人“铁拐李”。“铁拐杨”这一爱称，就这样在战场上，在战友中间喊叫开来。
一天下午，我要去前沿，正好遇友军一辆汽车前往，同意我搭车。途中遇上敌机，司机加大油门，有经验地躲躲闪闪与敌机较劲。当奔向隐蔽处时，一下撞在路旁一棵大松树上，“刷”的一声翻了车，车里的人有的摔死，有的砸伤。我口吐鲜血，我的后脑勺也被破片所伤，立即被送进医院。这一次，我没有再从医院跑回单位，而是迅速被转到东北“三十八陆军医院”。在护送回国的列车上，我高烧不止，护士守候在身边用湿毛巾不断给我降温。入院后，“挂危”，政工干部则立即进行籍贯、家属姓名等项登记。同一病房的王指导员、何连长等家住东北、华北的同志，其家属都纷纷来院里探望。我家远在四川阆中，心知登记用意不过是让亲属在生前能见上一面。为减少国家开支，我再三恳求，不要告知家属。院领导及医护人员对我也是十分关照，看到我身上断臂而且错位，知道我已不是第一次受伤。时间一长，对断臂及错位原委也略有所知，不论男、女同志都向我投来非常敬佩的目光。在“学、比”活动中，他们还把我的事迹介绍给医护人员，以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
针对伤病员比较集中的情况，对医院管理、各方关系、伤病员思想动态等问题，我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化解了一些矛盾，受到各方肯定，被一致评为“伤病员代表”，出席地区医院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人民代表大会，每有好的建言，都受到采纳重视。当时，东北各级政府机构、大型厂矿，都很缺知识分子，特别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同志更受欢迎。很多单位表态，如我到地方工作，会为我安排称心如意的工作，对其他一些问题（如婚姻等）也不难及早圆满解决。血肉之躯，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对这些承诺也并非毫不动情。但是，经过炮火洗礼的人，毕竟更仰慕战斗英雄，特别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以后，被保尔的形象深深吸引。经过思想斗争，我毅然选择了登上重返朝鲜的列车，为了写好自己的历史，为不忘“军大”校训，为有一天有资格说：“我没有虚度此生。”
1981年“八一”建军节，蒙老首长王诚汉热情接待，他亲自步出北较场军营门口，把我接到他的办公室里促膝畅谈。“怎么你变得这么消瘦？是营养没跟上，还是因为工作繁忙没休息好？……”一连几个提问，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接着又问我：“有什么困难难以启齿么？”随后，王诚汉司令员同我共进午餐，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生我者父母也，爱我者首长也”。
后来，我作为教育战线“普通一兵”，回到家乡当了中学教师，宵衣旰食为祖国培养人才，如今桃李芬芳，甚感欣慰。
回首往事，自然深情地联想到“二野军大”这个誉满全国的革命熔炉。是它铸造了不少铮铮铁骨，不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则仍将死守战斗岗位。我虽然断臂、头伤，也没有什么特殊功劳，聊以自慰的是没辜负军校对我的培养。当我手捧着闪闪发光的“二野军政大学纪念章”、“校章”时心头不禁热血涌动，使我明白一个道理：原来，正是它有无穷的光源之故，方能有我闪光的人生。这些纪念章、校章成了我晚年的宝藏和重要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