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让我震撼的是，老人说到他以生侍酒的岁月。20世纪50年代郎酒生产勾兑技艺传人只剩下邓惠川的儿子邓大钦和郑银安的高足沈国钧，几乎可以用命悬一脉来形容。口心相传，血脉相续，生命相承，彭追远接过了邓大钦、沈国钧的“衣钵”，于“文革”期间，在赤水河边孤星独月的五老峰下同郎酒形影相吊，惨淡经营。十年面壁，终成正果，郎酒在他舌头上灿烂开出“酱香突出、醇厚净爽、幽雅细腻、诸味和谐、回味甜长、空杯留香”，他的舌尖终于接通了天籁——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那一刻，他整个人的生命、灵智、血液仿佛化为了一股气汇入酒中，洞悉了酒的奥秘，撕开了天地“大美”的幕布。我揣测，他那时一定激动得想要对天吼叫，想要对赤水河大哭，想要向五老峰与吴公岩下跪……那种亢奋，那种惊喜，那种神迷，肯定如同武林高手打通了任督二脉，如同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如同失聪的贝多芬听到了神灵的声音，如同徐志摩戴上近视眼镜第一次看到了满天星星。我想到了法国人巴尔迪尼对调香天才格雷诺第一次配出真正意义上的香水时的描写：“这是一种完全新型的东西，它可以创造出整整一个世界，一个魔术般的世界，人们顷刻间就忘却周围令人厌恶的事物，觉得自己多么幸福、多么自由、多么美满……”
老人就是这样如同旧时大户人家娇养千金小姐一样，呵护他的郎酒，如同王公贵族陪嫁女儿一样，送他的郎酒上了“金銮殿”——1984年全国第四届名酒评酒会上，郎酒金榜题名，一些评委居然无法分辨郎酒和茅台的区别，有的甚至给出了比茅台高的分——这话不是老人说的，是某专家酒后不小心泄露的。
红军“喝”出了茅台
——茅台成了长征中最大的赢家
酒的品质，首先关乎水质和粮食，然后是土壤、气候，最后是酿造工艺。如果这些都极好，那么就可以保证这酒是好酒，大可放心喝到肠胃中。但是，有了这一切并不能保证这酒就一定会是倾国倾城的名酒。无论再好的酒，要想风靡天下，还必须有贵人提携，有伯乐发现。
到了20世纪初，茅台无疑已经是好酒。“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茅台酒此时已然是万事俱备，只欠“送我上青云”的东风。
但是，东风迟迟不来。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虽然让茅台出了风头，但是，并没有送茅台上天。你根本想象不到，今天“吃不完穿不尽”的茅台，1915年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时，居然是“农民代表”的身份——装在貌不惊人、土头土脑的陶罐中，陈列在农业馆，与棉、麻、大豆、食油等等这些下九流为伍。有这样一个茅台人自创的桥段说当时参展：会展期间，茅台无人问津，评奖揭晓，根本就没有茅台的份。收拾“铺盖卷”回家时，工作人员不小心将土陶罐搬弄到地上砸碎，霎时酒香满厅，惊倒众人，折服评委，专为茅台补发了奖牌。
不过，他们拿回来的牌子，国人并没有当回事，茅台也没有因此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它依然屈居在大娄山深深的“巷子”中。如果没有我下面说到的变故，茅台也就只是和贵州的花江狗肉、贵阳酸汤鱼、毕节羊肉等贵州土特产一样，自大夜郎。问鼎中原？想都不要想。而那时国人关于酒的概念，更多的是泸州老窖、山西汾酒、安徽古井贡，甚至绍兴黄酒也因为身处江南繁华富庶之地，名气都比它大。
关于“巴拿马”，我想在这里啰唆几句。这牌子严格说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含金量，完全没必要拿它说事。西洋本就不产白酒，那些洋评委们也根本不懂中国白酒。由他们来评比中国白酒，完全是找错了庙门，敬错了菩萨。这就像要中国清朝满口“子曰诗云”的学究们去评比西方的女子服装模特儿一样，不伦不类而且近乎荒唐。其实，洋人看中国白酒就只知道一个味道，劲大，这就如同我们看西洋产品——凡是瑞士表，都精致；凡是法国奢侈品，都顶呱呱；凡是美国车，都神奇。我敢保证，当年就是把重庆江津老白干送到美国，也会捧一个奖回来。事实上，当时由民国政府送去的白酒几乎都被“奖”了，共获得48枚奖章，比如河南（官厅）选送的高粱酒居然得了最高奖——今天这酒连酒气也闻不到了。所以，今天的白酒企业们，根本用不着瞎编出自己得了什么国际大奖来哄娘哄老子。
说远了，拉回来。茅台的东风终于还是来了——1935年的春天到了。这是这方土地历史上最为奇特的春天。也许，赤水河从她在云南镇雄的大山中流出那天起，就在期待这个春天——正是因为相信有这样一个春天，所以，她才能千年万年地在大娄山苦涩的峡谷中流淌。这也是茅台人企盼的春天——也许，这样的盼望从他们在遥远的汉代用大娄山上的野果酿造枸酱酒时就开始了。他们中一些人在企盼中心有不甘地长眠深山，而他们的后代则接过企盼。这样的企盼是千年百年的传承，是成百上千个春天的累积。
1935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等来了这个春天，等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奇特的男人——中国工农红军。这些男人在四渡赤水第三渡时，来到了茅台镇。
这样一支军队，从他们离开江西之后，几乎就是在九死一生中逃难。他们在广东、在福建、在湖南、在广西途中，都没有喝到过正儿八经的好酒，也许，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这之前也从来没有喝过好酒。那些地方不产好酒——出产的酒，也就是用甑子蒸出来的平凡液体。而当时已经非常著名的大腕级酒，比如泸州老窖，比如山西汾酒，离他们是太遥远了，根本就没机会和它们相亲相爱。所以，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在这边远的大山中，会有这样的美酒在等待他们。这酒喝下去时，一股浓烈的热流就进入他们一穷二白的肠胃，击碎了从四面八方扑向他们的早春料峭寒风。特别是那种激昂浩荡的酒劲，与他们的血液非常投合；而在同时，酒的醇厚绵软，居然又是那样温和体贴地呵护他们。
枕着茅台酒在他们的神经系统和血液中创作的轻松、温柔、醇香的意境，他们中许多人在那个晚上一定睡得很实在，很安详，甚至还很浪漫。那个晚上他们在酣然的梦乡梦到什么了呢？比如，毛泽东是不是梦到了他在长沙的橘子洲头指点江山，周恩来是不是梦到了他在南开大学愤青一样慷慨激昂，邓小平是不是梦到他血气方刚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船去欧洲，朱德是不是梦到他母亲正在黄昏的河边喊他的小名……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中国历史上这支奇特的军队就这样整体地感受着茅台，并与它结下了旷世情缘。在这些人当中，大多数人有生以来也只和这样一个酒发生过如此的情缘。因为，与茅台相遇，是他们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茅台在他们舌头上“舞蹈”出的艺术效果，足以让他们刻骨铭心——人在最难最苦的时候，感受到的温暖铭刻得最长久，也因此最记情。据说，当年慈禧老佛爷在西行逃难的路上，吃了一茅屋中老太婆做的窝窝头，竟然觉得那是天下最绝的食品，回銮京城，仍然念念不忘，要御膳房依此供奉。而玉液琼浆的茅台，又岂是那茅屋中老太婆的窝窝头可比！
但是，问题的关键不只是情缘。如果仅仅是情缘，也成就不了茅台。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男人十多年后，竟然都成了国家栋梁，整个中国的事，都由他们说了算。
在这些说了算的人中，有一个人叫周恩来。他喜欢酒，居然酒量又大！他要寻找一种酒，作为泱泱大国迎宾待客的饮品——他的选择是长征路上让他刻骨铭心的茅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届名酒评比中，亲点了茅台为国酒。茅台因此在众多白酒中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最大的赢家——它不仅成为所有中国白酒的霸主，同时也成了所有中国传统产品的霸主。放眼当今，以中国之大，竟然没有任何一个历代相传的产品能够压下茅台的风头。据说，当今茅台酒的年产量与市场上“茅台”年销售量差距至少是10倍，也就是说，市面上销售的茅台，10瓶中最多有一瓶是真的。这也是我上面结论之有效证据。
周恩来点了茅台为国酒，可谓重情重义；茅台人称周恩来为“国酒之父”，是感恩戴德。可以这样设想，要是周恩来没有当上共和国总理，或者他本人并不好酒，估计也就没有茅台此世今生的飞黄腾达。我这个观点，可以这样反证，在共和国没有建立之前，茅台并不风光。那时的国民政府，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重庆，都没有把茅台当回事。蒋介石本人不好白酒，当然不会追捧茅台。但就是当时的知名人士与社会贤达们，也找不出茅台的粉丝——我没有找到他们喜爱茅台的记载，也没有在那时的大雅之堂找到茅台的踪影。
而在当年那支军队中，并不只是周恩来一个人喜爱茅台。对茅台的喜爱，简直就成了红军附带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茅台不仅是国酒，也是军酒——“对酒当歌，祖国河山”“国酒茅台，鼓瑟慰军”“茅台天地久，军队日月长”……国酒国魂，军酒军魂，领袖钟爱，元帅把盏，将军独爱——中国再没有一个酒有这样的脸面。
可惜，红军没“喝”泸州老窖
——历史是遗憾的艺术
站在赤水河边看二郎滩头的吴公岩，我着实为出生在这河边而亢奋。正是深秋时节，岩下的河水一川清澈透明、翠绿灵秀，让人想要跳下去亲，去吻。岩上三个红色大字“美酒河”——因其字是人世间刻绘在崖壁上最大的字，已然列入吉尼斯纪录。事实上这条河也当得起这样的大字。那三字是从河中清幽灵秀翠绿的水上飞起来的。而当我从心头冒出“飞”这个字时，恍惚之中，就听到了有歌声从那清幽灵秀翠绿的水上漂来——“上游是茅台，下游是泸州，船过二郎滩，又该喝郎酒啰……”
这是一支赤水船歌，唱的就是赤水河：一条河上三美酒，放眼天下，只此一河！
特别让我感慨天地造化神奇的是，这河一头是酱香型白酒的鼻祖——茅台；一尾是浓香白酒的鼻祖——泸州老窖。这两个中国名酒的“领袖人物”，竟然都以赤水河作为自己的“韶山冲”：一个在大娄山怀抱的赤水河上游，一个在赤水河与来自青藏高原的长江交汇处。当我如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向外人言说这一奇迹时，心里从来没有不好意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