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本书第七部中所详述，欧西里斯从很多方面而言，与将文明带至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半人半神的神袱维拉科查和奎扎特尔非常相似，不但是贤明的导师，更是法律的制订者。因此，他在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所在的基沙地方，建立起“家园”(也可以称为圣地、神殿)，似乎并无不可思议之处。
未知的远古
遵循“库存表石碑”碑文的指示——狮身人面像应在欧西里斯之家的西北方——我沿着河岸神殿T型大厅的西墙向北行，经过了石灰岩的出口和一条漫长的坡道(同为西北方向)，终于到达可直达第二金字塔的古道下方。
从古道入口的这一端，我可以完整地看到坐落于正北方的狮身人面像全貌。这个石雕像大约有一条街的厚度，和6层楼的高度，面向正东，每年在春分与秋分这两天，可从正面看着太阳升起。石像蹲踞的姿态，就好像它在沉睡好几千年以后，终于决定要提起脚步向前的样子。在地点的选择上，想必当时人曾做过非常仔细的考查测量，才决定了在这个俯视尼罗河谷的位置，就地取材，取比附近的山丘要高上30英尺的石灰岩山头之石，雕成了狮身人面像的头和颈部分。山丘下侧的长方形石灰岩则被雕成身体，并为和周围的环境做成区隔，以凸显雕刻物，当时的建造者还特别在雕像的周遭挖了一条18英尺宽、25英尺深的鸿沟，使得狮身人面像能够傲然独立，自成一格。
狮身人面像给人的第一个、也是最深刻的印象，便是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古老，不止如一般相信的和第四王朝的法老王那般有个几千年历史的古老，而是那种真正的、非常遥远的、无法探知的古老。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古埃及人，都是如此看待狮身人面像。他们相信狮身人面像会守护“肇始世界开始的吉祥地”(The Beginning of all Time)，并认定它有“能够遍及全域的神力”，而对它加以崇拜。
正如前面所述，其实这就是“库存表石碑”碑文想传达的讯息。更精确地说，这也就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is IV)立起“库存表石碑”时，想要传达的讯息。至今仍然静静地站在狮身人面像的双爪之间的花岗岩制“库存表石碑”上记录道：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前，狮身人面像除了头以外，全部被埋没在沙土中。图特摩斯四世将沙土清除以后，便建立起这块石碑，以兹纪念。
在过去5000年来，基沙高地上的风沙气候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些年来，狮身人面像和它的周围受到的风沙之害，应该不比图特摩斯四世的时代所遭受的更大。的确，从近代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见，狮身人面像只要稍有疏忽，便可能被砂土埋没。1818年，卡维格里亚上尉(Captain Caviglia)，为了他个人的挖掘计划，曾清除过一次狮身人面像上的沙土。到了1886年，玛斯佩罗(Gaston Maspero)为了挖掘遗迹，不得不再度清除。但是经过了39年后的1925年时，沙土再度将狮身人面像从颈部以下全部封住，迫使埃及考古厅出面，清除沙土，使它恢复原貌。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推论，建造狮身人面像的年代，与今天的埃及气候大不相同?如果即使建造成这么大的雕像，但过不多久就会被完全埋没于撒哈拉沙漠的沙土中的话，何必还要建造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撒哈拉沙漠在地理上是个非常年轻的沙漠，基沙地域在11000到15000年前，土壤还相当肥沃。我们是否应该完全推翻以前的假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狮身人面像在基沙一带仍然油绿葱葱的古老时代，便已雕刻完成?有没有可能，现在风沙满天的沙漠地带，也曾有过遍地草木、土质安定的好日子，就好像今天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一样?
假设当时的环境如上面所述的青葱快意的话，那么在那样的风沙上建造成一个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石雕像，就不违背思考常识了。或许当时建造狮身人面像的人，并没有预料到基沙高地会日渐干燥，而有转化为沙漠地带的一天。
然而，狮身人面像如果真的建造在一片青葱之上的话，那该是多么、多么久远前的事!我们能够想象得出来吗?
在后文中我们也将陆续看到，现代的古埃及研究学者，对这种想法憎恶有加。不过，连他们也必须承认：“没有任何直接的方法，了解狮身人面像建造的日期，因为它们是从天然石中雕刻而成的。”(基沙地图化计划主持人马克·列那博士〔DrMark Lehner〕之言)。在无法做进一步客观调查下，列那博士指出，现代考古学家只能从各种蛛丝马迹的前后对证(context)来判断年代，而既然狮身人面像位于基沙古迹群(necropolis)，也就是最有名的第四王朝所在之地，因此一般学者便一口认定，狮身人面像属于第四王朝。
但是对这样的推理，至少19世纪的一些著名古埃及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曾有一度提出，狮身人面像为第四王朝出现很久很久以前便已建造完成的理论。
谁造的狮身人面像
法国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斯佩罗，在他1900年出版的《遥远的帝国》(Passing of Empires)中，特别研究了图特摩斯四世立的狮身人面像石碑，并写道：
狮身人面像石碑的第13行空栏中，冒出来一个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显示了卡夫拉曾经主持过一次清除狮身人面像沙土的复原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狮身人面像至少在胡夫王，或他以前的王朝所建，然后被埋在沙土中……
另外一位著名的古埃及学者玛利艾特(Auguste Mariette)也同意这个说法。玛利艾特为最早发现“库存表石碑”(如前面所述，碑文中清楚地记载道，狮身人面像早在胡夫王以前，便存在于基沙高地)的探险家，他认为狮身人面像早已存在于基沙高地，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另外，布鲁格施(Brugsch，著有《法老下的埃及》〔Egypt under the Pharaohs〕，伦敦，1891年出版)弗林德·培崔、赛伊斯(Savce)等多位学者也都持相同的看法。另外一方面，一些旅行作家，如约翰·华德(John Ward)，也相继认定“狮身人面像必定比金字塔要老上不知道多少年”。而且一直到1904年，大英博物馆的古代埃及遗迹管理室长，极受圈内人士尊敬的学者华理士·布奇爵士也毫不迟疑地支持这种说法：
世界上最古老而精美的狮身人面像，应该就是基沙高地上的那一座了。它在卡夫拉建造第二金字塔以前，不但早已存在，而且极有可能在当时便被视为古物……一般认为，它与外国人或王朝存在前的宗教，有某种程度的关联。
但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的不到100年间，古埃及学家对狮身人面像的看法，有了极大的转变。现代的正统派古埃及学者中，没有一个再愿意认真地考虑、讨论狮身人面像的年代，而它在卡夫拉统治埃及的数千年前便已存在的说法，在19世纪末，还被视为常识，但是到了今天，却成了大胆妄言。
例如，埃及考古厅负责基沙及沙卡拉地区的扎希·哈瓦斯(Zahi Hawass)博士便认为，许多过去的理论都已“随风而逝”，因为“我们掌握了非常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狮身人面像其实是属于卡夫拉时代的产物”。
同样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考古学家卡洛·雷蒙(Carol Redmont)表示，狮身人面像的年代比卡夫拉久远的这种说法“简直令人无法置信”。她认为：“狮身人面像没有任何可能比卡夫拉久远，因为基沙地域在卡夫拉王统治前的几千年，不但没有那种工艺水准，更没有必备的管理组织，和建造起那种规模的建筑物时所需要的意志力。”
当我刚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题目时，也和扎希·哈瓦斯一样，相信一定会有新证据出现，解开谁才是狮身人面像建造者的谜。但是事实不然。当我们前后仔细对证后，发现现代学者其实只有三个间接的理由，支持大狮身人面像是由卡夫拉王所建的说法：
理由①因为图特摩斯四世所建的狮身人面像的石碑，第13行的空栏中，冒出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
玛斯佩罗对卡夫拉王的徽纹记号，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释：图特摩斯四世将狮身人面像复原后，便立了一个石碑，以对曾做过同样行动的先人表示敬意，而他表示敬意的对象，就是第四王朝的卡夫拉王。这个解释强烈暗示狮身人面像在卡夫拉时代即已非常古老。然而，现代的古埃及学者并不接受这说法。现代的古埃及学者似乎头脑都一样地食古不化，众口一致地认定，图特摩斯四世在石碑上放上的那个徽纹记号，是为了要纪念原始狮身人面像的建造者(而非复原者)。
由于石碑上残留下来的只有那个惟一的徽纹记号，其他前后文均已流失，学者竟然能够如此铁口直断，一口认定狮身人面像非为第四王朝时代的作品不可，这种结论难道不会太不成熟吗?只因为一个第四王朝法老的徽纹(石碑本身还是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王所建的)，便认定整个雕刻为当时的作品，这算是哪一门子的“科学”？而且时至今日，连那个徽纹都已开始剥落模糊……
理由②因为邻接的河岸神殿，也是卡夫拉王所建的。
这种说法的证据相当薄弱(因为河岸神殿为卡夫拉王所建的说法，建立在神殿中有卡夫拉王的雕像之上。然而，雕像很可能是后来的人将它放进去，而非原始便在那儿的)。但是，古埃及学者却对这种说法拥护有加。他们不但认定河岸神殿是卡夫拉王所建，顺便也把狮身人面像的建造，算在卡夫拉的头上(因为两者之间显然有一些关联)。
理由③因为很多人认为，狮身人面像的面相，与河岸神殿的洞穴中发现的卡夫拉雕像，非常相似。
这显然是个人见解的问题。我个人便从来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而纽约警察局专门制作蒙太奇像片的专家，最近用电脑比较后，也认为两者并无相似之处(本书第7部中将另有详述)。
无论如何，1993年3月16日，日近黄昏时，我远眺着狮身人面像，心里暗自想着：最终学术“判决”还没有出来。“陪审团”至今还在思考，谁才是这个巨大雕刻的建造者。会是卡夫拉王吗?还是史前一些拥有高度文明，却尚不为人知的建筑家们?不论在这个月(或这世纪)学者们决定他们比较喜欢哪一种说法，两者都仍有可能。在缺乏完整的、坚实的、毫无质疑余地的证据下，没有人知道真实是属于哪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