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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中天丽日(7)

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就是无为的政治。

而老子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太上,下知有之。”就是说:

最高的政府,使下面的人仅仅知道这个政府。另外一个本子把这句话多加了一个字,作“太上下不知有之”。就是说:

上面有个政府,下面的人民还不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下面又说:“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就是,比较次一等的政府,人民亲近他,称誉他;第三等政府,人民畏惧他;第四等政府,人民看不起他。所以第一句“太上,下知有之”六个字是很了不得的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最早有这个观念。这种政治思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有思想文化的民族都还要早;同时,由这个观念而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思想。所以我们中国在政治思想上舍不得把老子这部书抹煞掉,我们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思想家,就是提倡无政府主义、不干涉主义的老子。同时,我颇疑心十八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已经有老子的书的拉丁文翻译本:因为那时他们似乎已经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孔子以下的自由思想,个人主义。孔子与老子不同。孔子是教育家,而老子反对文化,认为五音、五色、五味的文化是太复杂了,最好连车船等机器都不用,文字也不必要。这种反文化的观念,在欧洲十八世纪时的卢梭,十九世纪时的托尔斯泰也曾提出;而老子的反文化观念要比任何世界上有文化的民族为早。老子不但反文化,而且反教育,认为文明是代表人民的堕落。而孔子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教育家、历史家。虽然做老子的学生,受无为思想的影响。孔子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比较平凡,并没有什么创造的见解。但是孔子是一个了不得的教育家。他提出的教育哲学可以说是民主自由的教育哲学,将人看作是平等的。《论语)中有“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就是说,除了绝顶聪明与绝顶笨的人没有法教育以外,其他都是平等的,可教育的能力一样。孔子提出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就是:“有教无类。”“类”是种类,是阶级。若是看了墨子讲的“类”和荀子讲的“类”然后再来解释孔子的“有教无类”,可以知道此处的“类”就是我类,就是阶级。有了教育就没有种类,就没有阶级。后世的考试制度,可以说是根据这种教育哲学为背景的。

孔子的教育哲学是“有教无类”,但他的教育“教”什么呢?孔子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仁”字。孔子的着重“仁”字,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了不得的地方。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孔子说:“修已以敬。”孔子的学生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人。”孔子的学生又问:“这就够了吗?”孔子又说:“修己以安百姓。”这句话就是说教育并不是要你去做和尚,去打坐念经那一套。“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社会目标,就是“安人”。“安人”是给人类以和平、快乐。这一个教育观念是新的。教育并不是为自己,不是为使自己成为菩萨、罗汉,神仙。修已是为了教育自己,为的社会目标。所以后来儒家的书《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修身的工作,而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社会的目标。所以孔予时代的这种“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念就是将教育个人与社会贯连起来。教育的目标不是为自己自私自利,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安人”、“安百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有这个使命,就感觉到“人”、受教育的“人”,尤其是士大夫阶级,格外有一种尊严。人本来有人的尊严,到了做到自己感觉有“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使命时,就格外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所以《论语》中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说,遇必要时,宁可杀身以完成人格。这就是《论语》中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孔子的大弟子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就是说受教育的人要有大气魄,要有毅力。为什么呢?

因为“任重而道远”。“任”就是担子。把“仁”拿来做担子,担子自然很重,到死才算是完了,这个路程还不远吗?

这一个观念,是我们所谓有孔孟学派的精神的:就是将个人人格看得很重,要自己挑起担子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孟子常说“自任以天下之重。”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以整个人类视为我们的担子,这是两千五百年以来的一个了不得的传统。后来宋朝范仲淹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因为“修己以安人”而感觉到“任重而道远”的缘故。明末顾亭林以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是这个道理。

所以自由民主的教育哲学产生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就是将自己看作一个有担子的人,不要忘了自己有使命,有责任。不但孔子如此,孟子也讲得很清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就是说大丈夫的人格要自己感觉到自己有“修己以安人”的使命。

再讲到杨、朱、庄子所提倡的个人主义,也不过是个人人格的尊严。庄子主要的是说:“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老子、庄子都是如此。到了汉朝才有人勉强将他们跟孔、孟分了家,称为道家。秦以前的古书中都没有“道家”这个名字。(哪一位先生能在先秦古书里找到“道家”这个名字的,我愿意罚钱。)所以韩非子在秦末年时说:“天下显学二。儒墨而已。”他只讲到儒、墨,没有提及道家。杨朱的学说也是个人主义。这个个人主义的趋势是一个了不得的趋势,以健全的民主自由教育哲学作基础,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提倡人格,要挑得起人类的担子,挑得起天下的担子。宁可“杀身以成仁”,不可“求生以害仁”。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是第二个重要的运动。

第三件大事发生在纪元前五世纪以后,在孔子以后,自四世纪起到三世纪时,正是战国时代。原来春秋时代有一个大国——晋。晋国文化很高,但在西历纪元前四。三年即被权臣分裂为韩、赵、魏三国。这一年历史家算作战国的第一年。那时南方的楚也很强大。因为晋国三分,亦便没有可畏的强邻了。当时的秦孝公是一个英主,用了一个大政治家商鞅。两人合作而造成了一个极权国家。不过极权主义的思想原则远在商鞅之前就已发生;在墨子的上同篇中已有这个思想。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三个大老——老子、孔子、墨子,我在《中国哲学史》上卷,提倡百家平等;认为他们受了委屈,为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学派打抱不平。现在想想,未免矫枉过正。当时认为墨家是反儒家的;儒家是守旧的右派,而墨家是革新的左派。但这几十年来——三十五年来的时间很长,头发也白了几根,当然思想也有点进步——我看墨子的运动是替民间的宗教辩护,认为鬼是有的,神是有的。这种替民间宗教辩护的思想,在当时我认为颇倾向于左;但现在看他,可以算是一个极右的右派——反动派。尤其是讲宗教政治的部分,所说的话是右派的话。在政治思想上,只要看他的《上同篇》。《上同篇》中说:“古者民始生未有政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义就是对的;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对的,十个人认为他们各是对的,结果互相吵起来而“交相非也”。拿我的“义”打人家的“义”,结果天下大乱而“若禽兽然”。有了政府时,政府中上面是天子,有三公、诸侯——乡长、里长、政府成立了。

然后由天子发布命令给天下百姓,说你们凡是听见好的或不好的事都要报告到上面来,这是民主集权制。《上同篇》中说:“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以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政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日,闻善而不善(王引之读“而”为“与”),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只要上面说是对的,下面的人都要承认是对的:这就是“上同”,“上同而不下比”。“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日,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日,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天子的功用就是能够壹同天下之义。但是这还不够;天子上面还有上帝。所以“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日,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一?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这才算是真正的上同。但是怎样才能达到上同呢?拿现代的名词讲,就是用“特务制度”,也就是要组织起来。这样才能够收到在数千里外有人做好事坏事,他的妻子邻人都不知道,而天子已经知道。

《上同篇》中有一段说:“古者圣王唯能审以尚同以为政长,是故上下情通。(依毕王诸家校。)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人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日,‘天子之视听也神!”’就是说天子的看与听都是神。然后又说:“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唇]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思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异物焉,日唯能以上同为政者也。”这就是一种最高的民主集权制度。这种思想真正讲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神权政治,也是极权政治的一种哲学。所以我们从政治方面讲,老子是站在左派,而墨子是站在极右派。不过后来墨子并没有机会实行他的政治哲学。

秦孝公的西方国家本来是一个贫苦的国家,但是经过商君变法,提倡“农”、“战”,这是一种政治上、经济上、军事制度上的大改革、大革新。这个革新有两大原则:一是提倡“农”,生产粮食;一是提倡“战”有许多古代的哲学,古代的书籍,因为离开我们太久远了,我们对它的看法有时看不大懂。在三十五年前我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很不注意《商君书》和韩非子的书。这种书因为在那时候,没有能看得懂,觉得有许多东西好像靠不住。等到这几十年来,世界上有几个大的极权政府,有几个已经倒了,有的还没有倒。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再回头看墨子商君的书,懂了。这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变化而生的转移。举例来说:譬如关于“战”,关于极权政治,在《商君书》第十七章里有一节:“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民无敌;一刑则令行;一教则下听。”这个“一赏、一刑、一教”,真正是极权的国家主义。最重要的是一教。一教之义,就是无论什么学问,无论什么行为,都比不了富贵,而富贵的得来,并不靠你的知识,也不靠你的行为,也不是因为名誉;靠什么呢?靠战争。“所谓一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富贵之门;要存战而已矣。”能够作战的才能践富贵之门;因为这个缘故,父兄、子弟、朋友、婚姻的谈话中最重要的事是战争。“彼能战者,践富贵之门。……是父兄昆弟知识婚姻合同者,皆日,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故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此……所谓一教也。”“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出。而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是故民间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圣人治国也,审一而已矣。”像这样使人认为战争是可贺的,在家中在外面所唱的歌都是战争;这样才能做到使百姓听到战争的名字,看到战争,有如饿狼看见了肉。这样老百姓才可以用了。“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这些书籍,我们在当时看不懂;到了最近几十年来,回头看一看《史记》、《商君书》,才都懂了。那时的改革政治是怎样呢?就是将人民组织起来,分为什伍的组织,要彼此相纠发。《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相纠发)连坐。(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是西方的秦建设了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极权的国家,而且成绩特别好。在不到一百年之内,居然用武力统一了当时的所谓天下。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天下;过了八年后又发生了问题。就是当时还有许多人保留了言论自由。于是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议日:“……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就是百姓以批评来反对政府所建立的政策。接着又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乃)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所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羽成乎下。禁之便。”主张还是禁止言论自由为对。于是就具体建议:“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将书烧了以后,如果还有人敢批评政府的就杀头。“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这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的大烧书。

总而言之,第三件大事就是秦朝创立一个很可怕的极权国家,而且大成功,用武力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

第四件大事就是极权国家的打倒,与无为政治的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