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断不是武断行事。领导的决策要建立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科学论证的基础上。2003年，在广东抗击“非典”的战斗中，66岁的钟南山院士在大批医护人员被病人感染的特殊时刻，主动请缨，要求将最严重的病人送到他领导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他曾一次连续38小时救治患者，还勇敢地否定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论据。他领导的课题组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大大提高了广东地区“非典”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降低了死亡率，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2003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评选组委会把“感动中国”的奖杯授予了他。活动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辞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钟南山的坚毅果敢的品格和实事求是的作风：“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他冷静、无畏，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钟南山院士那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与果断性相反的品质是寡断性。优柔寡断是指在做决定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一直处于动机斗争状态而迟迟做不出决定。就心理动机斗争的形式来说，会出现四种冲突：
第一种是接近一接近型冲突，又称双趋冲突。也就是说，一个人同时面对“鱼和熊掌”，“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如何取舍。革命导师马克思青年时代就显示出他在数学方面的特征。有人曾假设：假如马克思不选择社会科学的研究而专攻数学，那么，他一定会成为伟大的数学家。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专攻数学可能会取得一定成就，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更能拯救全人类。所以，马克思毅然决然放弃了专攻数学的道路，走上了专心研究社会科学的艰巨的人生道路。
第二种是回避一回避型冲突，又称双避冲突，指一个人同时遇到两个威胁性的事件，但又必须接受其一才能避免其二时的内心冲突。遇到这种情况，在选择时往往左右为难。对此，我国古代思想家墨子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在《大取》中说： “……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墨子阐述了人们在现实面临的两“害”之中进行权衡选择的一般标准、方法：如果两“害”必取其一，则行为人将被迫选取小“害”，避免大“害”。他还列举了一例说明，如果一人在深山老林遇到一群劫路的强盗，这本身是一种“害”，但这时若能在“断指”与“亡身”之间选择，人们都会选择“断指”这一小“害”，而避免“亡身”的大“害”。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应该不是取害，而是取利了，是趋利避害的结果。
第三种是接近一回避型冲突，又称趋避冲突。指一个人面对同一目的同时产生两种对立的动机，一方面好而趋之，另一方面恶而避之的矛盾的内心冲突。东汉杨震，为官清廉。有一次，他途经昌邑县，县官王密深夜给他送来黄金十斤。杨震说：“作为老朋友，您怎么这样不了解我呢？”王密神秘地说：“夜深了，没人知道这事的。”杨震哈哈大笑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好拿回黄金走了。这“四知”的故事生动刻画杨震在名誉和利诱的趋避冲突中的正确抉择，显示了杨震廉洁奉公的品德。
第四种是多重接近一回避冲突，又称多重趋避冲突。指一个人面对两个以上的目的，每种目的都具有吸引和排斥作用，而不能简单地选择一种目标，回避另一种目标，必须进行多重的选择而引起的内心冲突。
优柔寡断的人在面临上述不同动机冲突时，往往思想分散，情感矛盾，在各种动机、目的、方法之间摇摆不定，时常对自己已作决定的正确性有怀疑。在紧急或危急情势下，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反复再三，以致常贻误时机，与机遇失之交臂。
保持自制性，避免冲动性
自制性意志品质是指一个人善于根据预期目的或既定要求，控制自己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意志品质。在意志行动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受到的阻挠及遇到的诱惑，常常会使人产生各种不利于实现预期目的的心理起伏和行为冲动。具有自制性的人，能够克服自己的一切有碍实现预期目的的欲望、情绪、言语和行为，能够忍耐外界不利因素的侵扰及其给自己身心造成的痛苦，尽力不使自己作出失当或鲁莽的举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个人修养的优良传统。在自制性方面主要强调克己、自省、慎独。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孔子还教导弟子要自省，他还把是否做到自省看作是区别君子小人的主要标志之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孔门弟子曾参还有一段关于自省的著名论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慎独是古代儒家学者提出的另一种道德修养标准。《礼记?中庸》中说：“莫见于隐，莫显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对这些传统修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思想道德修养的目标实现上，我们沿用了儒家的“慎独”、“自省”等概念。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作为一个党员，即使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江泽民总书记也讲：“现在有些干部职务升了，权力大了，直接监督他的人少了，利用他、为他抬轿子的人多了。”在这个时候能否做到慎独尤为重要。
做到慎独，就要求党员干部在“隐”和“微”上下功夫，在无人监督的场合下自觉地遵守一定的道德规范。清代礼部尚书张伯行认为，“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三国时刘备也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们都是从维护名节和官德的高度来强调慎独，而作为党员干部来说，做到慎独就必须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出发，把好权力关、金钱关、名位关、人情关、色情关。张鸣岐在锦州任市委书记期间给自己规定了“五不”：“不住宾馆、不吃官饭、不设亲信、不坐好车、不收礼金”。李润五在职期间，善处“五子”：“不批一张谋私条子、不沾一分贿赂票子、不住应享受待遇的房子、经常骑自行车不坐车子、不给孩子写任何条子”。张鸣岐坚持“五不”、李润五善处“五子”的举动，赢得了广大干部的交口称赞，也成为群众景仰的典范。1986年8月，时任湘潭市委书记的郑培民到中央党校学习。临走时，他从财务室借了5000元钱作为差旅费。学习回来后，他到财务室报销费用，另外交给了财务人员8元7角2分钱。财务人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这是我借的差旅费的活期存款利息。这钱应该交公”。8元7角2分钱是多么微不足道，但是，通过它，我们看到了一位党员领导干部的克己奉公的自制品质。
与自制性相反的品质是冲动性。具有冲动性的人，缺乏自控能力，心理活动和行为凭一时的痛快，往往不顾后果地草率行事，要么急躁莽撞，要么轻率任性，以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中央纪委向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提交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组数据，1992年至2002年的两个五年间，全国处分党员分别为669 300人和846 150人，后者比前者增加26．4％；开除党籍的分别为121 500和137 711人，增加13．3％；处分县级领导干部的分别为20 295和28 996人，增加42．9％；处分厅局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1673和2 422，增加44．8％；处分省部级领导干部数分别为78和98，增加25．6％。仔细分析近年来的腐败案件，一些领导干部自制性差，不能忍受持久的、艰苦的工作，对行为缺乏控制是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一身正气的好干部范匡夫所言：“人生中，没有比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更重要的了，环境再变，心灵不能浮躁；诱惑再多，步子不能乱套，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非凡的道德勇气和经得起考验的人格力量，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对每个公务员而言，惟有自觉接受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自觉修炼自身、提高自我，才能挺起自己的脊梁，也才能铸就抵御腐败的铜墙铁壁。
讲究诚信，取信于民
做人讲诚信，则广交天下朋友，做事讲诚信，则事事畅通无阻。一个人不讲诚信，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背信弃义，定为人们所不齿，也很难立足于社会；一个企业不讲诚信，制假售假，欺骗顾客，虽然能获得短期的利润，但绝不会得到长期持续的发展；一个政府，如果不讲诚信，朝令夕改，虚报浮夸，搞形式主义，不实事求是，那么必将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公务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如果公务员不讲诚信，将严重影响党的事业的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明训，至今仍然是治理名言。普通老百姓不能做到诚信，主要是损害一己；为官者不能做到诚信，则无法取信于民，政令不通，上下欺瞒，那就是为害一方，损害的则是党和政府的形象及其所领导的整个事业。
1、诚信就是要敢于讲真话
“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各地虚报产量、竟放高产“卫星”，彭德怀经过实地考察后，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向毛主席汇报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实际情况，得到了党和中央的高度重视。公务员讲诚信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追求真理。认真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以此指导自己认识和处理问题；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客观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冷静观察和科学理性思考，遇事善于明辨是非利害，严肃认真，谨言慎行，求真务实；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敢于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注意发现并勇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所提倡的讲真话不是什么话都要讲，是在保守国家机密的基础上讲真话。
2、诚信就是言行一致
“干打雷，不下雨”，说的就是我们一些公务员光说不做，只喊空头口号，不兑现自己的诺言。朱熹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一个公务员应具有的好作风就是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不讲空话。这里关键就是一个“行”字，“行”就是实干。话一说出，就应雷厉风行，抓紧落实，对群众做出的政治承诺一定要兑现。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视察农村时，在一次座谈会上认识了农民张二适，会后他特意到张二适家里看看，离别时，总理笑着说：“有机会一定再来，如果我不能来，我一定派人来看你”，在日理万机的繁忙工作中，周总理一连五年都派人看望张二适，一位国家总理对一个普通农民坚守诚信，可见我们伟大总理的崇高的人格品质。
在实际工作中，一要忌言出无行，说了不干，食言脸不红，说话不算数；二要忌言出行缓，拖拖拉拉，常常错过了时机，耽误了事情，这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无“行”之“言”是空言，是妄语，是假话，是欺人之谈。行动迟缓也可能使“言”变空，达不到目标，以致失信于民，丧失领导威信。领导者说到做到，不只是指在大事和原则问题上说了算，定了干，即便是一些日常小事也应当言行一致。说了就干，要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公务员由于其职业和地位的特殊性，对组织和社会有很大的表率作用和示范效应，直接影响着一个组织和社会的风气，公务员的个人德行对社会道德起着主导甚至是决定作用。因此，公务员在诚信方面要率先垂范，带头做遵守公德、守信诚实的模范。常言道：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如果公务员带头做诚实守信的榜样，那么，“诚信缺失”现象就会越来越少，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的社会主义道德新风尚就会遍地开花，好思想、好传统就会进一步发扬光大。反之，由于个别公务员不讲诚信，会在群众中导致“晕轮效应”，损害整个干部队伍形象，影响领导效能的正常发挥。
3、诚信要有修养
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曰：恭、宽、信、敏、惠”，就是说，具有恭敬、宽厚、诚信、勤敏、恩惠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这五种品行是作为“仁人”所必备的。那么怎样把理想的人格外化为现实的人？“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来教化和塑造最基本的人格。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作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忠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可见，“信”字在人格理想和现实教化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诚信是个人的品质，对公务员来说，塑造完善的人格，须臾不可放松。我们每个公务员要自觉地“正身”，在致力于公共事务中，重在取信于民；在自我修养中，要警钟长鸣，不断“思诚”，以逐步达到“至诚”的境界。孔子有言“德不孤，必有邻”，凡是追求诚信的人，就是追求纯洁、高尚、理智的道德境界，他必然会获得无数的朋友和同伴，因为他不仅有益于社会，本身也充满着快乐，他问心无愧、内省不疚，他的人生将在德行中一步步地提高着生命的质量。
心存侥幸，必遭不幸
侥幸是指偶然地获得成功或意外地免去不幸。侥幸心理则指人们企图偶然地获得成功或意外地免去不幸的一种心理。生活中，侥幸心理无处不在。过马路时，不遵守交通规则，明明是红灯，车子却呼啸而过，钻个空子就闯红灯。难道闯红灯的人不知道闯红灯潜藏着的巨大危险吗？他肯定知道的。这是连小学生都清楚的道理。但他为什么还要闯呢？这就是侥幸心理在起作用。由于这次 “闯红灯”“成功”了，下次，这人还会“闯红灯”。
一些公务员也在做着“闯红灯”的事情，做着拿自己的名誉、自由、生命和组织的信任作赌本的赌徒。他们搞的是腐败，闯的是法纪的“红灯”。这些公务员，有的贪污、受贿，有的玩忽职守，有的跑官卖官，有的突击提干……他们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心存侥幸，利用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权力，进行权钱、权物、权色的交易。这些公务员自认为耍了小聪明，可以规避法规，结果，这些官场上的“赌徒”，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结局永远只有输，没有赢，必遭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