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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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8)

曾国藩几次自杀,表面上是他兵败后无颜见江东父老,内心里却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报国,以身全志。《礼记》中说:“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大丈夫就是要为忠于职守而献身,元稹不是说过这样一句话吗?——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

所以,曾国藩表示:“不带勇则已,带勇则死于金陵,犹不失为志士。”他还以袁简斋的一句诗勉励自己:

男儿欲报君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

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更是明知凶多吉少,但不避祸害。当时,驻扎在保定的曾国藩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正在生病,“重发眩昏”,“泄泻不止”,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幕僚们“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至沓来”,多数人主张曾国藩不易仓猝赴津。

对于处理津案的难度,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此次赴津必定是凶多吉少。但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局势的紧迫性,案件涉及了七个国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中国将再次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因此,临行之前曾国藩将遗嘱写好,希望儿子们为他安排好后事。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1853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

立世大智慧

担当敢为,不避利害,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信条。后来,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受到举国痛骂,但他仍不避利害,全心于津。

慧眼识英杰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败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喜好相人,尤其于治军时期,对所选用之人才,必经其当面观察,观其才学之高下,道德之深浅,然后定其取舍黜涉。他的相人,一从自身的学问修养出,二由自己丰富的阅人经验出,流传后世编为著作而可谓效验的方法有《冰鉴》一书,内容丰富详尽,屡为后人所推重。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

世人传言曾国藩善相人,预上终身,虽不无过誉之嫌,但也并非毫无根据。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将陈兰彬与刘锡鸿推荐给他,认为他们颇善文藻,’能下笔千言,而且对天下大事都颇有见解。曾氏随即接见了这两个人,相谈已毕,曾氏对推荐他们的人说:刘锡鸿这个人看起来一脸抑郁不平之气,将来很可能不得善终。陈兰彬这个人看起来气息沉着一些,将来可能做到三四品的官阶,不过也不会有大作为。

后来,刘锡鸿一次随郭嵩焘出使,担任副使之职,但是,二人的意见却常常不合,互相攻讦。刘锡鸿私下写信回来,奏郭带妾出国,并且与外国人来往密切,实在是有损我们国家的形象。郭信也汇报说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者李鸿章偏袒同门的郭嵩焘,将刘撤回,并且,以后再不设立“副使”之职。刘受到这样的处罚感到十分窝火,竟向朝廷上疏说李鸿章当杀,其罪名有十多条之多。当时,李鸿章权倾于一时,大清国所有外交事务多要倚重李公,怎么理会刘的“一派胡言”。于是,刘的上疏就落了留中不发的命运。这样一来,刘更加气愤难平,口无遮拦,逢人便讲李鸿章的坏话,弄得所有故交故旧也不敢再和他来往。每次设宴请客,往往无人登门,不久即抑郁而死。

陈兰彬的经历也正与曾氏预上的不差分毫。陈后来虽经许振帏推荐来到曾氏幕下,但始终因为过于正直,不肯随俗,且为人处事勇气不足,而终无大的建树。

据记载,观曾国藩预决二人,真如天算一般。然其衡鉴之精,尚不止此。在军命将,说某可为营官;某人可为大帅,某人福薄,当以死难著名;某人福寿,当以功名终。皆一一验证。

实际上,曾国藩观察人并不完全以貌取人,譬如罗泽南“貌素不扬,目又短视”,骆秉章“如乡里老儒,粥粥无能”,但他都能倾心结好,许为奇才。又如塔齐布,因为他出仕很早,穿草鞋,每朝认真练兵,便为曾国藩所赏识。后来全力保举他,并且说:“塔齐布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所以说,曾国藩善于识拔人才,主要是因为他能观人于微,并且积久而有经验,故此,才有超越的知人之明了。他对于观人的方法,“以有操守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最瞧不起的,是大言不惭的人。

据说,曾国藩为人威重,三角眼且有棱,在接见客人时,注视客人而不说话,往往看得人津脊汗背,悚然难持,由此断人才情,百不爽一,实可称叹。

根据人物心性才情的变化,曾国藩总结出评价人物的九大品质特征:“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败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诀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也就是说,忠直奸邪的在于神正直明朗与否,智明愚暗的在于精;清爽明快与否,勇敢怯懦的在于筋劲健与否,坚强柔弱的在于骨强硬与否,沉浮静躁的在于气沉定与否。

曾国藩认为,神平则质平,神邪则质邪。

观察一个人的“神”,可以见其忠奸贤肖,‘神’正其人正,‘神’邪其人奸。平常说的“人逢喜事精神爽”,是不分品质好坏而人所共有的精神状态。这里谈及的‘神’与‘精神’一词不完全一致,它发自于人心胜品质,集中体现在面部,尤其是体现在两只眼睛里,即曾国藩所说的“一身精神,俱乎两目”。

如果一个人的“神”侵偏狭,“神”挫,其品格卑下,心环邪念,容易见异思迁,随便放弃自己的道德情操趋利。这种人平常善于掩饰自己,往往在准备充分,形势成熟后才显出本性,而不会轻易发难,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大奸大贼一类的人。这就是观人要观“神”的道理。

曾国藩认为:“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激奋之色;诚智,必有明达之色。”也就是观脸色,“色”是一个人情绪的表现,“色”愉者其情欢,“色”沮者其情悲。也有不动声色之人,需从其它角度来鉴别他们的情绪状态。

一般来说,“色”的含义比较广泛,它是一个人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生活等因素的综合表现,与肤色并无直接联系。一般来讲,仁善厚道之人,有温和柔顺之色,勇敢顽强之人,有激奇亢厉刚毅之色,容智慧哲之人,有明朗豁达之色。

曾国藩认为:“心质亮直,直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阑。”也就是说,观察一个人的“仪”,能发现其素质好坏,修养高低。仪态端庄大方的,修养深厚,素质高;仪态邪顽、畏缩卑琐的,修养浅薄,素质差。曾国藩说:“端庄厚重是贵相”。这是“仪”的一种表现。一般来说,耿介忠直的,仪态坚定端庄;果敢决断的,仪态勇猛豪迈;坦荡无私的,仪态安祥烟静。环境的熏陶对“仪”的形成有极重要的影响,所谓的“居移气,养移体”,就是此理。高贵环境中的人自有一种逼人的气势和仪态。这可作为识别人物的一个外部根据。

曾氏认为:“直容之动,矫娇行行;休容之动,业业跪呛;德容之动,颐颗印印。”也即观察一个人的“容”,能发现其正邪与谨散。这里的“容”应理解为“容止”,以示与前面的“仪”相区分。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必然会在容止上有所表现,即便当事人极力掩饰,也如“羚羊挂角”,终有迹可寻。容止不正,其人必怀他念,这就需要考察这种人的真实动机和想法。容止正派,其人内心纯粹,心无旁杂,不会轻易地“见利忘义”。一般而言,容止庄猛的,勇武刚健;容止沉稳的,则谨慎有节;容止圣端的,则肃敬威严。此即为观容。

“心恕则宫缓,心蹋则宫急”:此为观言。言为心声,缓急之状在于言,观察一个人说话,能看出其性格。性清柔顺和祥则说话平缓,性情急躁者,则说话直快爽捷。言语是思想的表现,也是判断一个人性情才能的重要方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识人方面,即观眼,也就是由眼睛识别人物心胜才情。眼睛蓄含了人的诸多信息,从身体素质到心性能力。眼睛有“心灵的窗户”之称,古今中外名人都注意到这一方面,多有共识,在很多情况下,眼睛都是识别人才的必由途径。曾国藩认为:“一身精神,具乎两目。”睛子(即眸子)明亮清澈的,往往为人正派,心胸高洁宽广;睛子晦涩的,大半是杂才、不正不纯之人。因此从眼神最易判断一个人的心性:凶恶之人目露凶光,仁爱的人目光诚恳而庄重,勇敢的人目光炯炯有神。心怀奸邪的人眼睛闪忽不定,动若萤光。心无杂念,堂堂正正的人,目光镇定有情。

曾国藩认为,以德行、才能和性情为依据,可将人才分为五个层次:兼德、兼才、偏才、似依、间杂。

1.兼德,德性纯粹,器识宏深,是德才兼备的完人,具备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素质平静恬淡,合于“中和”之理,神俊,精窖,筋劲,骨植,声清,色悸,仪正,容直,言平,有光明俊伟圣人帝王之象。这种人德行才能两相辉,德性的光芒普照天下,是圣人领袖之一。

2.兼才,像兼德那样完美的理想型人才自然实属罕见。绝大多数人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具备“九征”中的部分优点,仁义礼智信五德有其二三,这样的人属兼才。兼才在德行才能上都不如兼德那么光明崇高,位次于圣人领袖,是国家器字的栋梁之才。他们能够辅佐君主,可以安邦定国,经物济世。

与兼德相比,兼才更具备现实性,不是理想化的人物。历代圣人帝王更多具备兼才之性,孔子德行学识隆于天下,但经邦济国的才能稍嫌不足,理论颇丰而实务不足;秦始皇武功才气胸略有余而仁义不足;唐太宗谈不上仁,赵匡脱谈不上义。由此来看,兼德之人在更多的意义上是为评判中等人才而定的一个高标准。

3.偏才,“九征”得其一二,但很纯粹,某一方面的能力很突出,以才闻名,不以德闻名,可称为小雅之才。此种人才胸襟气度都有限,适合做局部性的工作,虽不能治理一个国家,但可以独挡一面,作为专家管理一个局域,一个部门。

4.依似,有一征相似,实际上似是而非,似能非能,有打肿脸充胖子之嫌;好像具备一德一能,实是乱德之辈,难以有所成就。依似之人有很大欺骗性,甚至有可能假做“为官以不能为能”的势态。鉴别依似之人,应特别小心,稍不注意就可能产生判断失误,错把依似之人当作了人才。

5.间杂,心地定性、随风倒的人。这类人反复无常,左右摇摆,胸无定见,动如风中之草,没有恒常的情操,因而排不进人才行列。

君子之德像风,小人随风而倒,无恒守之气。这里只讨论三度之才,即兼德、兼才、偏才,而不论依似、间杂两类。

五种人才的分类是:兼德:中庸之质,圣人帝王;兼才:德才兼备,栋梁之才;偏才:一至之能,局部之才;依似:一征形似,乱德之类;间杂:反复无常,无恒小人。

世人绝大多数都是偏才,因此,曾国藩曾分析过十二种“偏才”的性格特征以及应用之道。其中有六种是一种“外向型”性格(亢者)的“偏才”,其余六种为“内向型”性格(拘者)的“偏才”。呆伯特在其所著中结合古今现象进行了分析,这里借以阐述:

外向型性格(亢者)六种:

一为强毅之人:

“强毅之人,刚狠不和,材在矫正,失在激许。”

此种人性情硬朗,意志坚定,刚决果断,勇猛顽强,敢于冒险,善于在抗争性的工作中顽强拼搏。阻力越大,个人力量和智慧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属于英雄豪杰一类的人才。缺点是易于冒进,骄傲于个人的能力,服人不服法,权欲重,有野心,喜欢争功而不能忍。他们有独挡一面的才能,也能灵活机动地完成使命,是难得的将才。对此种人要注意把握他们的思想和情绪,这可能是他们有无变化的信号。三国时的魏廷就属这类人才。

二为雄悍之人:

“雄悍之人,气奋勇决,任在胆烈,失在多忌。”

此种人有勇力,又暴躁,两个拳头就是天下的道理,恃强鲁莽,但为人很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属性情中人。他们的优点是为人单纯,没有多少回肠弯曲的心机,敢说敢做敢当,有临危不惧的勇气,对自己衷心佩服的人言听计从,忠心耿耿,赤胆忠诚,绝不出卖朋友。缺点是对人不对事,服人不服法,任凭性情做事。只要是自己的朋友,于已有恩,不管他犯了什么错误,都盲目地给予帮助。也因其鲁莽,往往会突如其来似地坏事情。唐朝人皇甫篙,是个名传后世的急躁人,他命儿子抄诗,儿子抄错了一个字,他边骂边喊边叫人取棍子来打儿子,棍子还未送到,他就急不可待地狠咬儿子的胳膊,以致咬出了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教化作用的增长,这类人的性情正在变化,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其理智的成分增强,演变成敢拼敢闯的开拓型人才。又由于义气成分的减少,个人意识的增强,加上社会提供给个人创业条件的丰富,现在忠心耿耿、死心踏地的人正在减少。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表现也有许多变化,少了义薄云天、慷慨激昂的刀剑影气。

三是固执之人:

“强楷坚劲,失在专固,可以持止,难以附众。”

此种人立场坚定,直言敢说,也有智谋,可以信赖;行得端,走得正,为人非常正统,不论在思想、道德、饮食。衣着上都落后于社会潮流,有保守的倾向;也比较谨慎,该冒险时不敢冒险;过于固执,死抱住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肯向对方低头,不擅长权变之术。

这种人是绝好的内当家,敢于死谏的忠直大臣,如光绪元年的吏部主事吴可读,因慈德太后不顾旧制,执意由四岁的光绪同辈继位,吴可读知慈掉不会纳谏,竟饮鸩自尽,以死相谏。

四是宏阔之人:

“意爱周治,交往浊杂,可以抚众,难于厉俗。”

此种人交游广阔,待人阔绰大方,处世圆滑周到,能赢得各方面朋友的好感和信任。他们善于揣摸人的心思而投其所好,长于与各方面的人打交道,混迹于各种场合而左右逢源。适合于做业务工作和公关,能打通各方面的关节。但因所交之人龙蛇混杂,又有点讲义气,往往原则性不强,受朋友牵连而身不由己地做错事,很难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论事情的是非曲直,不适宜矫正社会风气。

五为休动之人:

“休动磊落,志幕超群,可以进锐,难与持后。”

此种人性格开朗外向,作风光明磊落,志向远大,卓立不群,富于开创精神,凡事都想争前头,不甘落在人后,往往从中产生出莫大的勇气和灵感,不轻言失败,成功欲望强烈,永远希望自己走在成功的前列,缺点是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轻率冒进,如果在勇敢磊落的基础上能深思熟虑、冷静应对,则能做出重大成就。又因为妒忌心强,如果不注意自身修养,会为嫉妒而犯错误。如果将嫉妒心深藏不露,得不到渲泄,可能偏失到畸形的程度。

六为朴露之人:

“朴露径尽,质在中诚,可与立信,难与消息。”

此种人胸怀坦荡,性情质朴敦厚,没有心机,不善机巧。直可结交,信任他,但是如果遇到什么机密之事,却不宜告诉他。因为这种人的性格是心中藏不住东西,如果随便告诉他,反而可能坏大事。

内向型性格(拘者)六种:

一是柔顺之人:“美在宽恕,失在少决,故可与循常,难与权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