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事，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膝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只是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使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他们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
厚饷养兵以求廉
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
——曾国藩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他的四条选将标准中，第三条就是所选将领要不汲汲名利，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得稍迟一点就怨恨不已，遇到一点不如意的事就怨气冲天；他们与同僚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小肚鸡肠，干不得大事。所以对带兵的人来说，不热衷于名利，是第三要务。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还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人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立世大智慧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使其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诚、恕知天下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曾国藩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无一兵一勇，脚下无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在丁忧平缺其间，实际上等于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洋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妆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以保国安民、维护各教、立志杀贼为目标这个共同点使他们心心相印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产生于他所极力倡导，并躯履实践的“诚”、“恕”二字，即“待人以诚，容人以恕”两条。所谓“以诚恕如天下，则群伦影从”。
“待人以诚”，应该是所有为官为将为领袖者的一项基本品德。待人以诚，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少数人不以诚待已，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怵然省悟。如果待人以权术，恃盛气，挟私见，也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最终会遭到历史的唾弃。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情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慨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所提倡的“恕”，中心内容是《论语》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如果想得到什么，就要考虑到别人也会想到什么，推己及人。曾国藩说：“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反过来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欲人以虚伪待我，我便应不以虚伪待人；不欲人以权术待我，我便应不以权术待人，如此等等，都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
曾国藩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贫，曰贱，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认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凡不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所以，曾国藩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诚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已四十一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传说，曾国藩见左宗棠为如夫人洗脚，笑着说：“替如夫人洗足。”左氏以牙还牙，立即讽刺说：“赐同进士出身。”有次，曾幽默地对左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把“左季高”三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也绝不示弱，说：“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语涉鄙夷，也把“曾国藩”三字喻尽。这些传之甚广的言谈，或为后代文人编造之辞，不足为信，但简单的对话，确实反映了左宗棠个性的祭骜。
左宗棠颇有识略，又好直言不讳。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责备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可见其语直，并非没有情分。而是为主帅打气，敬爱甚切之语。
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使曾国藩颇失众望。第二年，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不计前嫌，还表现在他在咸丰十年后（1860年）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温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筹。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此事，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待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凉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叠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突然接到胡林翼一封密信，“言含沙者意犹未谦，网罗四布，足为寒心。”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日，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弹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桌等官，予以地方，弹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是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追述他以前的战绩说：“臣查左宗棠一军，自移师景镇，一闻贵溪警报，分路调拨，或迎头痛击，计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三城，使狼奔须突之众，喘息不得少定。实属调度神速，将士用命。自此股剿败之后，即有池州大股扑陷建德，直犯浮梁、景德镇，亦惟左宗棠一军独当其冲。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而跃马入阵，暮而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可谓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至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道：左宗棠“上年奉旨襄办臣处军务，募勇五千余人，驰赴江皖之交，方虑其新军难收速效，乃去冬堵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而恳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立即照准。
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来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力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清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