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18318600000028

第28章 论做事 有大目标才能有大作为(5)

这里男女、夫妻的问题是套在政治问题里加以对待的。而负有指导人民迎新去旧职责的君子,连自己的性欲都控制不住的话,成何体统?修身齐家的人应当是治国平天下的人,而作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若在修身齐家的阶段就败退下来,那还像话吗?君子所具有的律己主义与政治志向是中国式的代表制、选举制的特殊所在。这一天,曾国藩体会到了自己的性冲动。这一天,也正是他立“三戒”的日子。戒烟、戒妄言、戒房闼不敬这三条的顺序按一般的做法应当是倒过来的。

立誓言才一个月,他就犯错误了。12月19日的日圮写道:晏起,绝无警惧之意矣!一早悠忽。饭后,读史十叶。房闼又不敬:前誓有三戒,今忘之耶?既写日课册,于此等大过,尚不改,其他更复何说?甘心为禽兽,尚敢厚颜与正人君子往还耶?

显然,他充满了自责的心情。这天晚上,他做完日记,又接着给胞弟们写信谈了学习的方法、克己的动态,以及在京讲学的现状。全信长达三千六百字,一直写到天亮。其中还附上了一份达十三条之多的“课程表”。这十三条是:一、主敬。二、静坐。三、早起。四、读书不二。五、读史。六、写日记。七、日知其所亡。八、月忘无所能。九、谨言。十、养气。十一、保身。十二、作字。十三、夜不出门。而且,每项都附加简短的说明,比如写日记条项加注:“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读书不二的条项附加:“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早起条里加:“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等等,写完信之后,又追加了日记,言:“恨自己无实学,教弟虽多言,但不要领也。”日记和家信流露出了欲以成就君子的坚强意志与自我不满的矛盾、不安的心态。

正如上述所示,日课册展示了赤裸裸的自己。而且他还把册子交给在京讲学的亲友们传阅,以期收到监督的效用。

曾国藩就是这样,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甚至夫妻之间正常的情感交流都严加克制。在儒家老祖宗孔孟那里,都承认“食色,性也”,但曾国藩认为,人的私欲、情欲一旦膨胀就难以收拾,终会妨碍大事业。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位极大臣,但他坚决不纳妾。生活作风上也严格自律,这是他不同于同时代的封建士大夫的地方,也是他精神品格上的突出之处。

敢言必能负重

谦退自抑要有度,过于谦退,则也难于成事。

——曾国藩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一入官场仕途,就等于入了“局”,入了最大的“局”。但是,官场积习却常使英雄感到无用武之地。尤其是到了一个朝代的后期,要破官场积习是很难的,更多的人都是随波逐流,俯仰任之。这也是许多人不能建功立业的基本弊习之一。

在曾国藩的处世经中,人们都知道他处处以小心谨慎,谦忍退让,委曲求全等为准则,而往往不知道他的处事之道中,也有另外的重要一条,那就是“敢”字,就是“勇毅”。他的“敢”、“勇毅”虽然体现不多,但却往往是用得适时,适机,对以后的成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原故,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形容官场积习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曹文正即曹振镛,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镛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

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却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却是何等的胆量。

咸丰年间,曾国藩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与武备弊坏。当他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阅皇帝下诏求言,而勇敢地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

在那些奏疏之中,最具有重要性的,是他在1851年4月间所上的一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文中直率指出如要转移政治风气,培养有用人才,全在皇帝个人的态度。这一道奏疏,不但足以看出曾国藩忠君爱国及有作为、有胆识、有担当的耿直风格,也对他此后的“平乱”事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这道奏疏中,他指出专制政治的最大弊病,莫如皇帝自智自雄,视天下臣民如无物。其最后所至,必将是“直言日觉其可憎,妄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然而,这些话却不是自矜才智的专制皇帝所乐意听闻的。而且,在积威之下,大多数的人为了自保功名富贵,也决不肯把这种逆耳之言向皇帝直说,以免皇帝一旦发怒,自己将顿罹不测之祸。即以曾国藩当时的情形来说,除了曾国藩,也不曾有人上过这样激切伉直的谏疏。所以,后人说他有古大臣“伉直之风”。曾国藩这种读书经世的风骨,在这里可以充分看出。

曾国藩所上的这一奏疏,对当时的政治风尚及皇帝个性,可说是痛下针砭。如果皇帝果真因此发怒,曾国藩的命运,真在不可知之数,据说,咸丰皇帝在初次见到此疏时,确曾大为震怒,将原疏掷之地,并欲将曾国藩重加惩治。幸赖军机大学士祁隽藻一再疏解,咸丰皇帝经过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之后,才终于为曾国藩忠君爱国的本意所感动,不仅未予加罪,且降旨褒奖曾国藩之敢言,命兼署刑部侍郎。曾国藩家书中有此时所写的致弟书云:

余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进言?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要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政治家的远见和抱负,在这一些话中已经透露得很清楚了。曾国藩之必能成就日后的事业,于此亦可窥见其端倪。金梁所撰的《四朝佚闻》说: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曰:“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由此说来,曾国藩在此疏中固然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忱,而咸丰皇帝也在此疏中看出了曾国藩之有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此一奏疏在曾国藩个人前途,以至清皇朝的前途居有何等的重要性,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有书记载说,曾国藩最怕鸡毛。书中说,曾国藩平素莫名其妙的最怕鸡毛,偏又爱吃鸡肉。当时,紧急公文,信封口都帖有鸡毛,俗有“鸡毛令箭”之称,曾国藩一生,见了这种文书,总是不敢亲自开拆。曾国藩死前的一年(同治十年,1871年)他到上海阅兵,阅兵台上供张齐备,侍卫先来检查,瞥见曾国藩的坐位后面有鸡毛帚子,大骇,立刻吩咐取去藏过,阅兵仪式才如常举行。就是这样一个连鸡毛都怕的人,却能冒死犯颜直谏,不失时机地说出那些常人所不敢说的话,确是令人佩服。

民国时期学者徐一士评论说:盖此疏之伉直,在当时确为言人所不敢言也。康熙时进士、廷臣孙嘉淦对乾隆皇帝所上的《三习一弊疏》,虽然号称为有清一代的名奏议,然而,仅泛泛而论朝政得失,与曾国藩的直言咸丰帝种种过错之举,实在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