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18318600000021

第21章 论做人 品格自砺,誓做完人(8)

《周易?系辞下》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意思是说,思想修养好的人,语言简洁,不乱发议论;而性情浮躁的人,滔滔不绝,却言之无物。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话不多;与亲人相处的时候,话也很少。但与朋友在一起时,话就很多,如果恰好异性朋友也在一起时,话就更多了,真可谓标新立异,妙语连珠,语不惊人死不休。说到得意处,更是手舞足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人有一种表现欲,或者表现一种气质,或者表现一种才情,或者表现一种风度,或者表现一种智慧,总之是想表现一种优越感,掩饰一种自卑感;想表现自己某一方面长处的人,一定有某一方面的短处。

夸夸其谈的人,本来是想表现自己的长处,可是,他在表现自己的长处时,却暴露了自己的短处;他只知道谈论的乐趣,却不知道沉默的乐趣;只知道表演的乐趣,却不知道观赏的乐趣。

为人应力戒表现欲太强,这在曾国藩所谈的处世禁忌四缄中,第一条就已谈到不喜好夸夸其谈,到处表现自己。另外,曾国藩还说:人只要稍微有些才能,就想要表现出来,以显示与别人的不同。争强好胜的人这样,追逐名誉的人更是这样。同当士兵,就想着要挺出于同列。同当小军校,就想着要在军校中出人头地。同是将军,就想着比别的将军高一头。同是主帅,也仍想着要比别的主帅高明。尽管才能有大小浅深的差别,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不知足、不安本分。能打破这种世俗的风气,就能和他谈论用兵之道了。

因此,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曾国藩第二次做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来到他的幕府中,少年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特别忠爱他,对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的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三圣七贤的条目,都是名极一时的宋学大家。曾国藩惊叹他们的名声,都把他们召纳了进来。然而,只是挨个的安排他们衣食住行等,并不给他们以事情做和职位。一天,曾国藩正在和李鸿裔在室中坐着谈话,正巧有客人来到。曾国藩出去迎见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翻看茶桌上的文本,看到《不动心说》一首诗,是某一位老儒所写的。这老儒,即是所说的十个圣贤中的一个。诗文后边写有这样一段:“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李鸿裔看到这里,拿起笔在上面戏题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扔下笔就出去了。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看到了所题的文字,叹声说:“一定是这个小子干的。”就让左右招呼李鸿裔,这时,李鸿裔已经不在衙署中,很可能是又去秦淮河上游玩去了。曾国藩令材官拿着令箭到处去找,想一定能找到,果然在某姬的船中找到了他,带了回来。曾指着他所写的问道:“是你干的吧?”李答:“是。”曾说:“这些人都是些欺世盗名之流,言行一定不能坦白如一,我也是知道的。然而,他们所以能够获得丰厚的资本,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揭露它,使他失去了衣食的来源,那他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隐伏在这里边了。”李鸿裔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这以后便深深地收敛自己,不再敢大言放肆了。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不仅自己常常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是表现欲太强,而且,对其僚属有这一倾向的人也及时教诲。

处世以谨慎为怀

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这些都是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

——曾国藩

一般而言,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势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挑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立世大智慧

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

为人处事不露锋芒

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

曾国藩是在他的母亲病逝,在家守丧期间,响应咸丰帝的号召,办团练组建湘军的。不能为母亲守三年之丧,这在儒家看来是不孝的。但由于时势紧迫,他听从了好友郭嵩焘的劝说,“移孝作忠”,为清王朝出山了。

可是,他的锋芒太露,因此,处处遭人忌妒,受人暗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1857年2月,他的父亲曾麟书病逝,清朝给了他三个月的假,令他假满后回江西带兵作战。曾国藩伸手要权被拒绝,随即上疏试探咸丰帝说,自己回到家乡后日夜惶恐不安。“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咸丰皇帝十分明了曾国藩此一试探性的口吻,咸丰见江西军务已有好转,曾国藩此时只是一只乞狗,效命可以,授予实权万万不可。于是,咸丰皇帝朱批道:“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就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假戏真做,曾国藩真是哭笑不得。同时,曾国藩又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此次,曾国藩离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诽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吴敢把一层窗纸戳破,说曾国藩本应在家守孝,却出山,是“有为而为”上给朝廷的奏折有时不写自己的官衔,这是存心“要权”。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朋友的规劝,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引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成熟与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曾国藩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藩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屡次检讨自己在家其间的所作所为。如,在1858年12月16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1859年1月6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泊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掳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立世大智慧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

修养心性,处事不烦

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曾国藩

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俱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立世大智慧

做官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以“匡时救世”为己任

莫大儒牛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

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力营私,而用权力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曾国藩谋权、用权有一条基本原则即“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而不是用权力来谋取和满足私欲,所以,他能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去为官为民,这样,就决定了他以清廉、正直为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