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三论——做官做人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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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论做官 曾国藩居官不败的原则与规律(1)

深知为政之体

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

——曾国藩

曾国藩一贯主张,“已所不欲,务施于人”。为官的人,更不能以一己之好恶定度处事,而要根据事情的情理决定可否,这样才能博得人们的信服,有利于社会。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曾国藩是按这一原则为官的。

金陵(南京),乃六朝金粉之遗。自魏晋隋唐之后,一直以其富贵繁华为天下所瞩目。但迭经兴衰,到后来只剩秦淮河一带,尚残存着一些中古时代的风流了。明朝末年,此地出了马湘兰、李香君一辈色艺俱绝的名妓,倾动才流。至今读郑板桥的《访画舫》,字里行间还感着余香萦绕。

然而,自1851年以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为了镇压起义,接连派兵攻打太平军,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严重摧残,变得萧条凄凉了。直至1864年,战争结束后数月,当年点缀太平的画舫、箫鼓,又渐渐地出现了。

此时,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思想保守,对这种情形看不顺眼,立即下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肪灯船。并拜谒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禀报他对此事的处理。

曾国藩对这件事的态度怎样呢?这是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事情。很多人认为,他一定是主张严禁的。涂太守也认为他的做法一定会得到曾国藩的赞许。谁知曾国藩听了他的禀报后,只是不置可否地一笑,然后,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晨星。我多年前曾经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又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诸位僚属,乘船游览“十里秦淮”,并命江宁、上元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饶有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冶而不敢游冶;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冶,而不禁别人游冶。”停了一会,他又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态度,对大家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对涂廉访太守是个极大的教育,他原来下令严禁,后来不仅撤了禁令,还积极采取措施,号令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等,将六朝旧迹、前明文物一一恢复,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光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消息传开后,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士女欢欣,商贾云集,荒榛断莽之区又复白舫红帘,日益繁华起来。无论外地的寓公或本地的土著,闻讯都渐渐聚居于此,大有一派丰乐昌盛的气象。

立世大智慧

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事情则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务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做官要公而忘私

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曾国藩

自古以来,尽管官场的倾轧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也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官员。

1849年2月,曾国藩升任礼部侍郎,从此跻身高官之列。任命的第二天,道光帝召见了曾国藩,训谕教诲了一番。两天后,曾国藩走马上任。虽说礼部在六部中属清要一类,但事务仍然繁多。而且,其属员即有百余人。曾国藩感到公事较多外,应酬私事也十分多,他给父母的信中说,“几于刻无暇晷。”

父亲曾麟书收到信后,为曾家出了位大官而兴奋不已。但知子莫若父,曾麟书太了解儿子曾国藩的脾气性格了,他唯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

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外官李石梧前辈,癸卯年巡抚陕西,尔是年放四川正考官,路过其地,他待尔极好,并受其指教,受益最大。他现总督两江,每年必以书信问候而已;若有人干以私情,宜拒绝之。

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已耳。此嘱。

由于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日始,就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加入到削平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去。

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他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他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捡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阙憾”,所以,他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

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他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立世大智慧

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曾国藩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动员他的兄弟也这样做。

宦海之途当知畏

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尤危险。

——曾国藩

官场外面的人只知羡慕当官者前呼后拥,号令一方的荣耀,却看不到一入仕途,人生失去很多滋味、命无自由的苦恼。尤其是做大官的人,要免于失败,可以说无时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尤其是进退都不自由的时候,当官的兴致也就减去许多。康熙皇帝说:大臣们头发白了,还不让你们退休回家,我有所不忍啊!可是朕哪有退休的时候?想到这里,你们就该多体谅啊。曾国藩于同治初年写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想干脆躺在棺材里算了,也许比活在世上更快乐。越这样想,焦虑越多,公事越繁,而长眠快乐之期更是杳元音信。”可是在这种时候,曾国藩又被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事务越多,被人指责也就越多。

当曾国荃打下天京却回家暂时休息时,曾国藩像算卦先生一样,为其上算是出去做官还是继续在家好。他还说:在家应占六分,出去应占四分。但曾国荃耐不住了,总想早点出去。不久,清廷果真任命曾国荃为山西巡抚,曾国藩立即去信一封,千叮咛万嘱咐,核心是让老九“宦海之途当知畏”。

曾国藩说:我的情况如此,沅弟你的处境也不妙。你在山西,虽然清静,但麻烦也不少。山西号称天下富国,然而京城的银饷,大部分来自山西。厘金还没有改动,收入款项与道光年间相差无几,而开支款项则比以前大为增加。山西离京城又近,银钱帐目的一丝一毫,户部都清清楚楚。沅弟有开销太大的名声,现在既然担任没有战乱的平静省份的巡抚,那么,在正务、杂务的各项款项就不能不谨慎节俭,帐目上丝丝入扣。

外界正在拟议让老弟再次出,赴任之处一定是军务棘手的地方。现在,山西虽然还没有贼寇活动,但是,圣上担心捻军进入山西,逼近京城一带。老弟此番上任,似乎应多带得力的将军,勇丁则就近在山西招募。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山西尤其买不到稻米,不像直隶、山东两省,还呆以由大海或河运设法转运。弟弟来京,可以从安庆登陆,到徐州与为兄相会,畅谈一番。听说钦差大臣到达山西,实际上是到陕西查办霞仙(刘蓉)一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宦海真是可恨啊!

曾国藩比曾国荃年长十四岁,当他四十多岁时曾国荃也才三十,当他五十多岁曾国荃方逾四十,所以,曾国荃总是比哥哥血气更旺,斗志更强。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血气一旺,遇事就欠冷静,就往最高处想,就不计后果,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于是麻烦也就接连不断。

当弟弟率兵收复了两个省之后,曾国藩便给弟弟写了一封信警醒他:

“你收复了两省,功绩绝对不能磨灭,根基也极为深固。你只担心不能飞黄腾达,不担心不能安命立身;只担心日子不稳适,不担心岁月不峥嵘:从此以后,你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但这是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自甘平庸的人呢?他将心比心地说:

“我也是一个不甘心于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近来阅世千变万化。所以,我一味在平实处用功夫,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地位太高,名声太重,如果不这样,那么处处是危途。”又说: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尤危险。我准备先行引退。我希望你平平和和干一二年,等我上岸以后,你再去轰轰烈烈地大干一番。

立世大智慧

“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所以我们应在大功告成后,位高权重时,常常想到退引藏拙。

功名不可恃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

——曾国藩

人的职位越高、功名越大,越容易颐指气使、得意忘形。而此时的失败也越多。曾国藩之所以受到一个多世纪的许多伟人、名人之崇拜,成为封建时代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与他善收晚场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惮思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曾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曾国藩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徘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问苦语来劝戒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们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

大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欲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立世大智慧

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渭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慎用权力、忍让求全

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叹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

——曾国藩曾

曾国藩刚办团练时,由各处调来省城的绿营兵,也有数千之众。按照贯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训练绿营兵本是提督的职责。湖南提督鲍起豹无能,这几千绿营兵乃一并归曾国藩所提拔的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

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颇为严格,风雨烈日,操练不休。这对于来自田间的乡勇而言,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鸦片的绿营兵而言,便无异是一种“酷刑”。先是副将清德拒不到操,根本没有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接着提督鲍起豹也和清德联合起来,与塔齐布为难寻衅。公然对士兵宣称:“大热天还要出操,这不是存心跟将士们过不去吗?”

于是,绿营兵大恨曾、塔等人。

当时,长沙城内,同时驻扎着两种部队:绿营兵与湘勇。绿营因战斗力差,颇受勇丁轻视,而勇丁的月饷,高出绿营兵二三倍之多,绿营兵也嫉愤交集。因此,兵与勇时生摩擦。鲍起豹等人又从中挑拨,双方愈来愈情同水火,渐至常生械斗。

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行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一来,正合了曾国藩的两句话:“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绿营气焰更盛,益发耀武扬威,公然凌辱勇丁了。曾国藩不得已而咨请鲍起豹按军法整饬,鲍置之不理。绿营兵于是胆子更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