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话语分析
一、话语分析的定义
“话语分析”的概念源于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Zellig Harris于1952年发表于美国《语言》杂志上的《话语分析》一文。这篇文章讨论了如何通过“分布分析”（distribution analysis）对语篇进行超句子结构的分析。Harris（1952：1-30）指出，“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在连贯的话语中发生的”。之后，话语分析为人们所熟悉，并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一直以来，话语分析的定义因研究者视角的不同而不尽相同。Labov（1969：54-55）认为话语分析就是研究如何通过话语行事以及如何把这些话语理解成行为的规则。换言之，就是把所做和所说联系起来，把所说和所做联系起来。Labov的定义强调了话语规则的重要性。Widdowson（1979：52）认为话语就是“句子的使用”，话语分析就是研究“社会情景运行中句子用于交际的方式”。该定义强调了话语的交际功能。Stubbs（1983：1）认为，话语分析主要是指对“自然发生的连贯的口头或书面话语的语言学分析”，其研究对象是大于句子或者子句的更大的语言单位，比如口头会话或者书面语篇。Stubbs的定义强调了社会语境中语言的使用以及话语的自然属性，尤其是说话者之间的互动或者对话。Brown & Yule（1983：26）认为，话语是作为过程的话语（discourse-as-process），话语分析是对人们语言使用中所实施的行为的研究。该定义强调的是话语的动态过程以及语言在语境中的交际意义和目的。Van Dijk（1997：1）则认为，话语分析是对话语的三个维度所做的综合性描述：语言使用，信念的传递（认知），社会情景中的互动。也就是说，语言的使用如何影响人们的信念和互动，或者反过来，互动如何影响人们的说话方式或者信念如何控制语言使用和互动。Gee（1999：92）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话语分析研究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用语言来解释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所形成的情景网络，与此同时，情景网络又如何赋予语言以意义。”Gee的话语分析框架强调了六大任务的构建：符号、世界、活动、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身份和关系、政治、连贯性。
虽然各家对话语分析的定义略有不同，但总体而言，话语分析主要强调了以下几方面：话语的自然性，话语的交际性，话语的互动性，话语的动态性，语言使用，话语实施的行为，语境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等等。
二、话语分析的发展
话语分析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van Dijk，1985：1-10；1997a：1-34；1997b：1-37；2007：xix-xlii）。在发展过程中，话语分析广泛吸收了人类学、语言学、语用学、会话分析、社会语言学等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人类学的发展为话语分析这门新兴学科奠定了基础。Hymes等人类学语言学家对文化情景中的“交际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s）或者“说话方式”（ways of speaking）进行了民俗学研究。Hymes（1972）指出，必须了解语言在社会情景中的功能，同时要运用社会文化环境所认可的语言形式。Hymes提出了交际语境的SPEAKING模式，其中S指环境与场景（Setting and scene），P指参与者（Participants），E指目的（Ends），A指行为序列（Act sequence），K指语气（Key），I指手段（Instrumentalities），N指行为规范（Norm），G指言语体裁（Genres）。这个模式可以用来分析从情景（situation）到言语事件（event）再到言语行为的结构特征，而且这三个方面构成一种层级关系：言语行为是言语事件的一部分，言语事件是情景的一部分。Hymes的研究逐步发展为言语民俗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成为语言使用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60年代后期语言学的发展使一些语言学家认识到语言使用显然不能归结为孤立的、抽象的、虚构的句子的结构，而是需要对“超句子”（beyond the sentence）结构以及整个“语篇”（text）的结构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主要在语篇语法学（text grammar）的范式中进行，尤其注重句子之间语义和功能的关系，比如对语篇中的回指和连贯的研究。Halliday开创的系统功能语法（Functional Systemic Grammar）为话语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系统功能语法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对语言使用进行研究，提出了使用中的语言的三个基本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并指出语篇与另外两个功能是互相促进的（Halliday & Hasan，1976）。
同时期，语用学的发展对话语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Austin（1962）的《如何以言行事》这一著作的问世，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社会文化语境中实际的语言使用。Searle（1969）对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发展以及Grice（1975）提出的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也成为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人们得以从言语行为、言外之意以及依赖语境的语言使用的其他方面去解释语言的言外之力。另外，Brown和Levinson（1987）提出的礼貌原则对会话交际中的礼貌现象和面子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理论都成为话语分析所关注的问题。
在社会学领域，人们对话语的兴趣源于“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框架下对日常交际话语的微观分析。在符号互动学者Erving Goffman（1959）以及民俗学方法论的创始人Harold Garfinkel（1967）的影响下，Harvey Sacks、Manny Schegloff和Gail Jefferson开创了会话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会话分析学者通过对大量真实的日常谈话的录音或录像材料所转写的语料的描述和分析，探索日常谈话所呈现出来的规律性。他们认为，会话规律是会话参与者在交际互动中共同构建现实的结果。会话分析的主要任务包括互动序列（interactional sequences），以及话轮交替（turn-taking）、相邻对（adjacency pair）、话题转换、优先结构（preference structure）、打断、重叠、停顿、沉默、会话的开启和结束等一系列的互动话语现象。话语分析学者借鉴了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早期的Sinclair and Coulthard（1975）通过对课堂话语的研究构建了由五个等级构成的话语描述模式，该模式由上至下依次为：授课（lesson）、交往（transaction）、对应（exchange）、举动（move）、行为（act）。此外，针对课堂师生的互动结构，他们提出了三步分析法，即启动—回应—后续（Initiation-Response-Follow up，简称为I-R-F）。三步分析法成为话语分析学者研究会话交际活动中的互动结构的基础。
60年代末期介于语言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也对话语分析产生了影响。虽然最初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阶级、年龄或者性别所造成的语法尤其是语音的变异，其中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自然发生的话语，比如儿童话语、对日常生活经历的故事讲述或者非洲裔美国青少年的语言游戏等（Gumperz & Hymes，1972。转引自van Dijk，2007）。之后John Gumperz（1982a，1982b）创立的“互动社会语言学”（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交际互动及其与社会语境的关系。互动社会语言学关注的重点是交际者如何在具体的言语交际活动中通过互动来构建意义，如何利用共享的文化背景知识、语境提示以及语言的指示特征共同促进交际双方对话语的理解并对话语做出推断，如何使用话语在日常交际情景中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在互动社会语言学看来，语言互动的规律性不是某些社会规约的反映，相反，这些规约是在交际情景中动态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会话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要理解的内容需要从互动中创造出来。说话人能否使对方参与会话、保持合作、共同建构有关的话题，都取决于他们对会话策略的掌握，而这些策略从会话的语码转换、会话的韵律、语境规约等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
三、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观点
综上所述，话语分析广泛吸收了各个学科的理论，我们将话语分析的其中几个主要的理论观点归纳如下：
1.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是在超句子层面发生的。就语言使用而言，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往往不是使用一个孤立的句子，而是使用连续的、有组织的、相互关联的句子。就语言理解而言，如果不考虑话语或会话中的其他句子结构，句子的很多属性无法得到充分的解释，不仅仅是语音、形态和句法方面，更重要的是语义和语用方面（Van Dijk，1981：1-26）。也就是说，句子通常是出现在一个句子序列之中，其语音层面的语调和重音取决于句子之间的信息分布、话题—说明结构、对照等，句法层面的代词化、冠词以及其他指示性表达法的使用、时态、情态等也和句子序列密切相关。句子的理解虽然和一定的句法结构有关，但通常也是依赖句子序列的。
2.语境是语言使用和语言理解中的重要因素，语言反映并同时建构语言使用的语境。交际互动中的语境通常包括四个紧密相关的方面（Gee，1999：82-85）：符号学方面（semiotic aspect），（社会）活动方面（activity aspect），物质方面（material aspect），社会文化方面（sociocultural aspect）。符号学方面是指语言、手势、意象或者其他的符号系统以及不同类型的知识。活动方面是指参与者正在参与的特别的社会活动，这些活动由一系列的行为构成。物质方面是指互动中出现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社会文化方面是指互动中的个人、社会和文化知识以及情感、价值、身份和关系等，当然包括对符号系统、活动、物质世界和政治等以上所有方面的社会文化知识。Van Dijk（1997a：19-20；1997b：15）把语境分为局部语境（local context）和宏观语境（global context）。局部语境又称为互动语境（interactional context），宏观语境又称为社会语境（societal context）。局部语境（互动语境）指的是场景（时间、地点、环境）、参与者和他们不同的交际和社会角色（说话者、主持、朋友等）、意图、目标或目的等。宏观语境（社会语境）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话语或行为成为机构组织的行为和程序（立法、审判、教学、新闻报道等）的一部分以及当参与者作为社会范畴、团体或机构的成员参与互动。社会语境并不总是静止不动的，相反，话语和使用者既受语境的社会制约，同时也构建和改变语境。
3.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语言的形式和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同一功能可以通过多种语言形式来实施，而同一语言形式可以用来实施多种功能。在语言交际中，一个人的话语可能同时完成以下三种言语行为，或者至少前两种言语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speech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speech act），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speech act）（Austin，1962）。此外，说话者还可以通过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earle，1975）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同时取得语义上的连贯。在会话合作原则等的指导下，听话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语言形式和功能之间的差异，从而领悟说话人的真正意图（何兆熊，1983：5-10），使交际获得成功。
4.话语是作为互动的话语，互动是会话的本质特征。会话活动中的参与者轮流讲话、开启和结束会话、进行意义协商、对先前话轮予以回应、开启新的话轮、保全面子、保持礼貌、遵守合作原则、说服对方、赞同或反对对方的观点等等都属于会话互动的各种类型（van Dijk，1997a：15）。
5.话语是作为过程（process）的话语，而不是作为成品（product）的话语。语言同时具有沟通交流和互动两种功能（Brown & Yule，1983：1）。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传递信息，而且传递社会关系和个人态度。了解语言的功能和目的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语言的生产者和接收者对语言进行加工处理和理解的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把话语置入一定的语境中进行。
6.语篇中不仅仅存在连续出现的句子之间的局部或微观结构关系，而且还存在决定其宏观连贯和宏观组织的整体结构。也就是说，话语不只是由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直线关系构成，而是还具有建立在话语的总体之上或建立在话语中一个较大的单位的总体之上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话语宏观结构（钱敏汝，1988：87-88）。Van Dijk（1980）把这种宏观结构分为两种：意义的整体结构和形式的整体结构。形式的整体结构亦称“超结构”，即组建语篇的整体形式或格局的抽象图式结构。这两种结构关系决定语篇的局部连贯和宏观连贯。句子之间的局部连贯建立在“可能世界中的事实”之间的指称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且这种连贯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连贯，而是针对某个交际情景中的语篇参与者之间的连贯（Van Dijk，1977）。局部连贯有两种类型：功能性连贯（内涵的、以意义为基础的）和指称性连贯（外延的、以指称为基础的）。因此，不仅仅要从句子或句子序列来解释语言使用，而且要从更大的单位，甚至是整个语篇来解释语言使用。
7.会话是一个系统的话轮转换过程，会话参与者利用话轮转换来引入、展开和结束话题，从而实现自己的会话目的。会话最基本的规律是“每次至少有一方，但又不多于一方在说话”（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话轮转换通常发生在话轮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简称TRP）。话轮的转换通常遵循以下三个规则：（1）当前的说话者通过点名来选择下一位说话者；（2）当前的说话者通过提问题、提请求等方式来选定下一步的行动，但不指定下一位说话者，而是由其他人自己做出挑选；（3）当前的说话者既不指定下一位说话者，也不指定下一步的行动，而是完全留待参加会话的其他人自行选择，继续进行谈话（何兆熊，1983：5）。话轮转换规则不仅揭示了会话中的话轮交替现象，而且为违反话轮转换规则的话语现象（如重叠、打断等）提供了解释。人们获得话轮的方式显示出他们对规则的适应，但是这种规则并不是先于行为而存在，相反它们只能在行为中找出来（转引自刘运同，2007：50）。会话中相邻的、相互制约的两个话轮为相邻对结构（adjacency pair），典型的相邻对结构为问答结构，其他表现为请求—答应/拒绝、赞赏—接受/谢绝、提议—接受/谢绝等（Sacks，Schegloff & Jefferson，1974：717）。相邻对的第二部分又有合意和非合意之分。合意的第二部分通常是指说话者所期待的回答，一般是对第一部分的内容表示赞同或支持，较少威胁到受话人的面子（Brown & Levinson，1987）。非合意的第二部分通常与说话者的期待相反，说话者必须采用礼貌策略为自己开脱、道歉、解释、找借口等，以减缓对受话者面子的威胁，因此语法结构较为复杂，表达也显得冗长（转引自代树兰，2009：7）。两个及以上的相邻对构成会话中的序列结构。
8.话语蕴含权力，权力通过话语来体现。话语中的权力（尤指社会权力）包括对行为和思想的控制、说服性权力、霸权主义、对语境的控制、对话语结构的控制等等（Van Dijk，1997b：16-22）。根据VanDijk，命令、指示等指令性言语行为企图使听话者按照说话者的意愿行事，是权力公开实施的表现，而争辩、说服、建议等话语行为则比较温和、委婉。霸权主义在话语中的权力体现是指强势的群体通过教育、信息强度、宣传、媒介以及其他形式的公共话语促使弱势的人按照强权者的意志行事。控制语境意味着控制话语结构。对语境的控制是指有权力的一方控制整个交际事件，或者控制参与者及其角色（谁在场，谁说或听，说什么等），控制交际事件的目的、日程、场景等。对话语结构的控制表现为对语言或风格的控制。比较明显而巧妙的控制涉及话语的不同层级和维度：文字布局、语调、词汇选择、词序、局部意义、连贯、话题、修辞手段、言语行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