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话与预设
预设（presupposition），亦称前提，这一概念最早由德国哲学家Frege于1892年提出，意指说话者在说出某一个句子时所做的假设。Frege（1952：69）认为，“人们做出任何断言（assertion）时，总是存在一种显而易见的预设，即所使用的简单或复合专有名词都有其指称对象”。例如，如果有人断言：
（1）Kepler dided in misery.（Kepler死得凄惨。）
（2）Kepler did not die in misery.（Kepler死得不凄惨。）
（3）Kepler existed.（Kepler存在。）
句（1）和句（2）虽然是相互矛盾的，但都以句（3）作为前提，即专有名词Kepler指称某一客观存在的实体。
Fredge关于预设的理论被进一步发展为语义命题间的推理关系，即：
如果句A真实，句B也真实，
如果句A不真实，句B仍然真实，
那么句B为句A的预设。
预设分为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语义预设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它把预设看作是两个语义命题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预设不同于其他的语义关系，受说话人、语境以及言外因素的影响，原有预设可被撤销，因而对预设的推理不能从狭义的真实条件语义上去考虑，于是预设研究逐步发展为语用推理研究。
关于语用预设有不同的理解，何兆熊（1999：281-283）归纳了三种主要的说法：
1.语用预设指的是说话人对言语的语境所做的设想。
2.语用预设是实施一个言语行为所需要满足的恰当条件，或是使一句话具有必要的社会合适性所必须满足的条件。
3.语用预设是交际双方所共有的知识，或者说是背景知识。
语言结构是表达命题所隐含的真实性的工具，也是使预设本身经得起否定或否认的手段（Levinson，1983：167-225）。Karttunen（1974：181-193）列出了31种触发预设的语言结构形式，也就是预设触发语（presupposition triggers），其中之一就是问话。关于问话，Walton（1989a）曾经举过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们广为引用的经典法庭问话的例子：Have you stopped beating your wife？（你停止打你妻子了吗？）此问话中的触发语有两个，其一是“yes-no”问句（即是非问句），其二是状态改变动词“stop”（停止）。问话的预设是“答话人曾经打过妻子”。“这是一个让答话人进退两难的问话方式”（Nevin，1994：754），因为“问―答”相邻对结构限制了答话人必须做出某种回答，同时问话的句法结构形式决定了答话人只能做出“是”或“不是”的回答。因此，无论答话人如何作答，问话的预设都具有真实性。
由此看来，问话总是带有一定的预设的（何兆熊，1999：281-283），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问话中的命题预设不是被公开地陈述，而是被嵌入问话之中。对问话的任何回答都是对问话中所嵌入的预设的肯定，即便预设可能是非真实的（虚假的或不确定的）（McGee，2005：374）。换个角度来看，通过命题预设，问话实际上对答话的命题内容也做出了期待和限制，而且这种限制主要是命题性的，是语义的，但也涉及语用因素（Stubbs，1983：108）。
在心理治疗的临床实践中，问话是一种最常用的操作技术，更有专业人士认为心理治疗的技术就是问话的技术。McGee等指出，“问话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信息，而是治疗师们常常用来干预他们与来访者会话的手段”（McGee，2005：371-384）。问话对心理治疗过程的干预主要体现在问话命题的预设性。心理治疗中问话行为的主要实施者是治疗师。也就是说，在心理治疗会谈中，治疗师的问话往往带有根本的目的性和较强的预设性，在心理治疗总目的的指导下为治疗阶段的子目的服务。姜学林等（2000：213）也指出，治疗师在询问时要注意询问的暗示性，使之有利于收集资料，有利于疏导和治疗。这里“询问的暗示性”就是针对问话预先设定的命题内容而言的。
在心理治疗会谈的问答互动中，“由于治疗师的问话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来访者必须在问话所设置的预设框架内作答，来访者在理解问话所强加的设想（imposed perspective）的同时接受其为共有的设想（shared perspective）”（McGee，2005：371-384）。而且，预设的相对隐蔽性使治疗师的问话对来访者而言不会显得过于唐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来访者对问话命题内容的排斥和阻抗心理。这就使得问话预设成为一种被治疗师广泛运用的、积极的干预手段。但是，不是所有的设想都能得到来访者的积极响应，来访者有时也会拒绝接受治疗师的设想，从而产生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