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问话的权力
如前所述，话语是社会实践的话语，是权力的话语。在会话实践中，强势的会话参与者对弱势的会话参与者的话语行为实施支配和限制。这种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话语内容、（社会）关系、主体地位（Fairclough，1989：46）。
在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角色性权力、社会性权力以及历史性权力存在较大悬殊。话语是在力量关系领域发挥作用的策略性要素（Fairclough，1992：59）。因此，处于主导地位的治疗师总是运用各种话语策略对会话进行干预，企图改变来访者。问话所固有的（形式和功能）特征使问话本身蕴含一定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从而使其成为治疗师最常用的干预策略之一。
问话的支配力和控制力与问话的序列结构相关。作为问答相邻对的第一部分，问话具有启动谈话的功能，它蕴含一种控制力，可以建立一个人在谈话中的地位（Halliday，1994）。Harvey Sacks指出，“在谈话中，问话人有获得再次讲话的机会”，而且，“只要问话人处于问话的地位，那么他就对整个谈话实施部分控制”（Sacks，1995，Vol.I：49-55）。因而，在心理治疗中，“每一个问答序列都倾向于把主动权交还给治疗师”（McGee et al，2005：376）。
问话是一种对答话人实施控制的策略。问话人是话语中的主角，有充分的机会把自己的思想或看法强加给他人，而处于配角的一方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Linell，1990：164）。而且，问话人持有权力，也是因为很多时候问话人已经知道答案，只是通过问话寻求确认（Kress & Fower，1979）。
问话的支配力还体现在问话分配不对称所导致的话轮分配不对称，从而使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控制谈话的整体结构。Wang（2006：540）认为，在机构性谈话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会话参与者占据了问话人的位置，而其他处于弱势的参与者的问话机会十分有限，甚至被剥夺了问话的机会（如庭审中的被告或证人、医患门诊中的病人等），这是由于机构身份的不同所造成的。通过问话，问话人获得话轮的同时把话轮机会分配给下一个谈话参与者。当问话人进行连续性问话或者大量问话时，他就会一直控制话轮机制和问答序列，从而控制谈话的整体结构。而答话人在谈话中处于被动的地位，“一旦答话中出现最小量的、充分的答话成分，答话人就面临着被打断的风险”（Paul ten Have，1999：166）。Drew和Heritage（1992）也认为，话轮系统通过预先的问答分配组织起来，问答话轮分别属于机构性参与者和非机构性参与者。因此，问话对处于弱势和从属地位的答话人产生约束，即要求答话人对问话做出回答，同时对答话的内容做出限制。
问话不仅控制谈话的整体结构，而且还控制谈话的局部话题以及整体话题。通过问话，谈话参与者在交际互动中可以通过控制话题的推进、产生新的话题或者重新调整旧的话题等对话题进行序列性或者局部性扩展，从而控制整个谈话的话题。机构性谈话是以目的为导向的，问话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序列性话题使整个会话具有连贯性，最终形成整个谈话的话题。当治疗师通过问话限制并引导答话人就自身经历的某一个具体方面进行讲述时，就是有效地实施了话题控制。
此外，如前所述，问话形式不同，权力的大小（支配力的大小）也不一样。这与问话的命题内容以及问话人所掌握的信息相关。也就是说，问话的命题内容针对不同的事件（A-事件，B-事件或者AB-事件）时，问话的形式以及表示疑问的程度不一样。A-事件是为说话人所知道的事件，B-事件是听话人所知道的事件，AB-事件是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共知的事件（Labov & Fanshel，1977）。如福柯所言，“知识就是权力”。问话人掌握的信息越多，疑问度越小，对答话人的支配力也就越大。反之，支配力就越小。特指问针对的是B事件，因此比是非问的支配力要小。附加问话的命题内容多是AB-事件，疑问度最小，因此支配力最大。
因此，总体上而言，问话的分布、问话的形式、问话的命题内容等都与权力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