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积极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是从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开放的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两个重大社会转变过程互相作用在社会结构上的反映，与之相伴随的是“户籍制”、“行政制”、“单位制”和“身份制”等社会组织制度的改革、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深刻变化，以及社会的进一步开放。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深层影响，既与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之所以发生的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相贯通，又与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相同步。因此，一方面，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具有积极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使物质保障能力增强，还表现在社会开放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更好的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另一方面，一些传统农业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形成于计划经济年代的落后的社会管理制度，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和军队现代化对人才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这对军事人才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一、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形成现代社会分层结构的动力，也是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层分化与社会流动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不平等现象，这是国家走向现代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阶段。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
现代化的国家需要合理的阶层结构。公平性、开放性和合理性是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本质特征。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为社会成员发挥才干、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流动空间和更多的发展机遇，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降低了传统社会中先赋性因素在个人社会地位形成中的重要性，使社会成员资格被标准化、普遍化。社会保障制度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既可以满足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需求，又可以通过一些社会专业机构帮助他们提高就业和竞争能力。社会调查表明，合理的阶层分化机制和阶层体系已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可，成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念的一部分。
国家经济现代化也需要其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而经济的现代化，势必带动职业结构的现代化。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要以经济现代化为基础。只有在现代产业结构调整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进程中，才会形成中间阶层不断扩大、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国内市场发育不起来，不仅经济发展难以为继，甚至会因为社会不稳定而陷于停滞。
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本质特征。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是支撑国家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的社会力量结构，这种力量结构是确保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调查显示，国内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与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水平密切相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差距和产业结构的不同上，而且从社会阶层结构来看，也是东部地区更接近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
从社会现代化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来看，社会现代化是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必备条件。考察西方发达国家军事现代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军事现代化必须以社会现代化为前提。一是军事现代化是由整个社会转型带动起来的，是整个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而不仅是军事领域转型的问题。二是军事现代化必须同社会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形成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才能成功。正如恩格斯在《欧洲军队》中所指出的：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不仅需要改变军事制度，而且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民政方面的整个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38页。］三是军事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由“军事—农业社会体制”向“军事—商业社会体制”、“军事—工业社会体制”、“军事—信息社会体制”连续转型的过程。［倪乐雄，《社会转型与军事现代化》，载《军事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77页。］欧洲的历史表明，西方军事现代化的关键是市场原则取代封建君主的高度集权的指令性原则而成为社会整合的核心原则。因此，军事现代化是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自然结果”。军事人才建设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部分，必然要受到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影响。中国近代以来军事现代化的历史教训也从反面为我们提供了例证。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虽然清王朝政治精英中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试图变法图强，但要改变旧的社会结构，势必要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这就同晚清政治军事精英阶层的自身利益发生了根本冲突。虽然这是军事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却使晚清政治军事精英阶层产生了强烈的“角色冲突”。这些精英们企图寻找一条既能维持旧的社会阶层结构，又能实现军事现代化的道路。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社会全方位转型为前提的军事现代化，在中国清王朝政治军事精英们的自强努力下，蜕变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嫁接”现代军事系统。这种以“单骑突进”的方式运作的军事改革，终因与社会改革“脱节”，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皮明勇，《关注与超越——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社会分层和流动使社会阶层结构向现代化发展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大系统一部分的军队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军事人才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就要从中外军事改革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自觉地把军事人才建设问题放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中来思考，正确认识军事人才建设环境的变化，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挖掘其中蕴涵的有利因素，大力进行制度创新，开创军事人才建设的新局面。
二、社会分层与流动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客观地看，社会分层与流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积极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宏观社会环境和人才成长条件的改善等方面。这本应成为军队进行人才建设制度创新的动力，但在人才建设实践中，许多用人单位和管理者感受到的，却多是微观层面军队的人才政策制度滞后于国家人事制度改革所形成的管理压力（这其中也有军事人才管理权限和制度刚性方面的原因）。我们必须看到，这些问题许多是由于军队的人才价值观念和人才管理政策制度落后造成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实际影响往往具有两面性，适应形势发展，及时更新观念，大胆地进行制度创新，我们就能使环境变化带来的压力转化为加强军事人才建设的动力和有利因素。
1.社会分层与流动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更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对我军人员构成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人、农民两大阶级是军队人员最稳定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农民两大阶级的深刻变化和整体素质的提高，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更好的人力资源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内部构成不断分化，已经从原来的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占绝大多数，发展为包括产业工人、非产业工人及商业服务业员工、城市农民工、乡镇企业职工在内的多个群体构成的阶级群体。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新型职工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工人阶级不但是掌握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力量，而且其中的高级技工等技术人才更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同时，现代工业对工人阶级科技素质的培养，工业生产的高度组织性及其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塑造等，也为提高军事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提供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优质兵员基础，必将有力地促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级发生了深刻分化，科学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正在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思想观念，整体素质有了较大改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青壮年（15～45岁）文盲率由10.4%下降到4.1%。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在16岁以上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4.7%，为4498万人，比1990年普查时的1576万人增加了1.86倍。国防建设所依托的主体阶级的适龄成员数量大幅度增加，素质大幅度提高，使国防建设的阶级基础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
我们也要看到，虽然我军是先进的革命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军队，但由于受国家工业化水平和社会阶层结构的限制，长期实行从农村大量征召士兵政策，实际上长期以来是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构成成分的军队，存在着小农意识较重、科技文化水平较低等问题。虽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建军之初就十分重视对军队中农民意识的改造，但是，“在性格形成时期起作用的社会力量仍然在后来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人们总是趋向于适应他生来所在并随后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群体所建立的模式”［[美]查尔斯·科茨，《军事社会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2页。］，加上整个社会尚未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我军装备建设也没有完成由半机械化向机械化的转变，所以，人员素质结构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仍然需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军大量招收国防生，这是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官的一个重要渠道。军官来源的重要变化必将使军事人才队伍的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另外，近几年，地方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而军人工资福利待遇近几年又有较大幅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适时出台了鼓励地方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读大学生应征入伍的有关政策。国家决定从2008年起不再征召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村青年入伍，2009年12月，国家又明确将地方大专院校学生和毕业生作为征招入伍的重要对象。这些有利于军队吸引人才的政策制度调整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地方就业压力增大相互作用，形成了地方青年学生从军热，这些因素正在加速改变军队人员的结构，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其中潜在的问题，比如，相当数量希望到部队工作的地方院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部队建设需要有较大距离，大学生士兵入伍的动机普遍多元，远大抱负与功利想法交织，渴望成才与眼高手低并存，自尊心强与抗挫折能力弱相伴，自我定位与部队要求相差比较大。最近多个部队的调查数据表明，超过半数的大学生士兵想通过考军校、提干在部队长期发展。显然，部队不可能提供这么多提干和考军校的机会，那么在热情消退、地方就业形势回暖后，他们的思想稳定工作就会变得突出起来。我们既要因势利导，利用好这种有利于军队建设的客观形势和社会氛围，吸引更多社会各阶层优秀青年献身国防事业；又要未雨绸缪，及早研究如何巩固大学生士兵队伍常态化后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使之切实转化为促进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积极成果，进一步优化军事人力资源结构。
2.社会成员安全需求增加对加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
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一步开放，个人财富持续增加，公众对国家安全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军队建设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客观上有利于军事人才队伍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职业高级化进一步发展，使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正在向更加开放、合理的工业化社会阶层结构转变。这种变化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群体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阶级阶层之间保持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强化了竞争和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了结构内部的重要动力源，有利于激励社会成员形成奋发进取的竞争意识，为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分割，“身份制”和“单位制”等僵化的社会管理体制，使一般社会成员很难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为社会成员改变自身地位提供了多种途径和广阔的自由流动空间，增强了社会成员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更趋合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这种社会流动机制的社会效应，使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不断增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各阶级阶层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财富不断积累、国际经济联系逐渐增多的过程中，不但需要对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的保障，而且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需求也普遍提高，对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也有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期望值。这是社会化、市场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随着社会成员利益的拓展，他们的眼界也随之拓宽，对个人事业兴衰与国家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有了更真切的感受，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注也更多了。从国内各区域的情况看，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局面已经出现。苏南地区在富裕起来后率先提出“改革意识和双拥意识同步增强，地方生产力和部队战斗力同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优抚水平同步提高”的口号，就充分体现了社会各阶层对国防建设的关心和支持。这些，既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增强了全民的国防意识，有利于军事人才队伍建设。
3.社会成员总体财富增加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收入水平都有较大幅度提高，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1978年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国家统计局：《2007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改革开放打破了原有的相对平均的利益格局，各阶级阶层之间出现了明显利益差别。新社会阶层更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收入水平居于社会前列。随着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中等收入水平人口比重将进一步扩大，低收入水平人口的比重将逐步降低，人民的生活将更加殷实，正在走向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0世纪80年代，强调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大局，国防建设一度处于低投入和维持性的状态。从1979年到1989年，国防费年均增长为1.23%，与同期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7.49%相比，实际年均负增长5.83%。而从1990年到2005年，国防费年平均增长为15.36%，扣除同期全国消费价格总指数年平均上涨5.22%，实际平均增长9.64%。这样，就为军队加强人员培训、改善官兵物质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从2005年1月1日起，军队大幅度提高士兵伙食费标准，官兵饮食保障开始由温饱型向营养型转变。从2006年7月1日起，较大幅度提高了军人工资水平。军队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也在顺利进行，军人医疗得到重点保障，70%以上的军队职工已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住房制度改革取得进展，初步形成军队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的军队人员住房保障体系。《2006年中国国防白皮书》、《2008中国国防白皮书》都指出，中国增加的国防费，主要用于改善军人工资待遇和部队生活条件，加大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支持军事人才建设，平抑物价上涨因素以及增加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的费用。2008年7月，军人工资待遇水平进一步提高。而此后不久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也造成了一定消极影响，进一步增强了军队工资待遇水平提高的社会效应，为军队吸引保留人才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4.国民教育的大发展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丰沛的后备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年人的文化水平明显提高，与此相应，社会各阶层相互间流动性增大，拓宽了军队接收地方高素质人才的渠道。改革开放以前，军地之间人员流动的渠道相对比较单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军地之间人员流动的渠道不断拓展。我军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吸收地方人才参加部队建设，大大促进了军队人员素质的提高。2000年5月30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等教育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颁发后，军地合作，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队干部的步伐大大加快，仅2003年至2006年就接收了3万多名地方大学生和毕业国防生。目前全国已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在内的117所地方高校签约为军队培养人才，现有在校国防生6万多名。军队在全国遴选近1000所省市重点普通中学，建立国防生生源基地。［《2008年中国国防白皮书》，中国网，2009年1月20日。］今后，依托国民教育，通过招收国防生培养军队干部将成为培养军事人才的一条重要渠道。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6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达到15%，开始进入普及化阶段，近几年入学率又逐步提高，2008年已达23%，这就为军事人才建设提供了更有利的人才环境。近年来，不仅军官和文职干部中来自地方高等院校的多了，而且征召入伍的士兵中大学生的比例也大幅度增加。据统计，2006年冬季征兵中，本、专科毕业生分别比2005年增加了153%和69%。此外，2006年征集的本科在校生和专科在校生较往年分别增加了41%和44%。［许耀元，《关于信息化条件下军队人才建设问题》，2007年1月12日。］例如，沈阳军区某机步旅2006年入伍的新兵中，有地方大学生35名。［《为大学生新兵论文答辩开绿灯》，载《解放军报》，2007年4月4日第2版。］南京军区某摩步旅现有大学生士兵上百名，有的还来自复旦大学等名牌院校。［《他们这样描绘当兵的精彩人生》，载《解放军报》，2007年5月15日第10版。］2009年全国征召入伍的士兵中，有近10万名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校生，这是我军兵员素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此外，从地方直接招收士官的专业范围和数量也在不断扩大。
2005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规定，部队部分保障岗位可改由非现役文职人员担任。到2007年5月，已有6000余名从地方聘用的初、中级专业技术文职人员走上军队教学、工程技术、试验、医疗和图书档案管理等岗位，进一步拓宽了利用地方人才资源的渠道。［《军队文职人员政策规定》，载《解放军报》，2007年5月15日第8版。］此后，军队进一步扩大招聘文职人员范围，并且在研究进一步招聘地方高层次人才的办法，计划在全军逐步建立起一支编配相符、进出顺畅、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文职人员队伍。这些都为从源头上提高军队人员的整体素质，增强国防建设的人才基础营造了良好环境。
第二节 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地位变化分析
科学分析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与流动中的地位变化，对于正确评价社会阶层结构变动对军事人才建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学评价人们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通常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客观测评法，即首先确定一组可以测量人们社会地位的各个方面指标，如经济收入和财产状况、权力大小、受教育程度、家庭出身等，然后依据这些标准去衡量被研究对象，综合评定其属于社会分层中的哪个阶层。二是主观认定法，这其中又可分为他人认定和自我认定两类。他人认定法又称为社会声望法，是研究者利用人们已经熟知的社会分层体系，依靠熟悉所研究对象情况的人来给该研究对象评定所属的阶层；它的主要依据是社会声望，是依据别人意见相互评价，确定社会分层中地位状况的一种方法。自我认定法是调查人员将整个社会体系分成若干层次，请人们根据某项标准，确定自己在分层体系中属于哪一层，以断定人们的分层归属的方法；自我认定法的主要功用是判断人们的分层意识。分层意识对人们的心理反应有很大影响（人们对某些事件和社会现象的态度、价值评价以及行为反应都与此密切相关）。［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分析军事人才在社会阶层结构变动中所处的地位，需要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在确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综合，做出正确判断。
一、衡量军事人才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标准
评价当代中国军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首先需要确立判断军人在社会分层中地位的标准。客观方面可以从军人的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身份等方面来衡量；主观方面可以把社会对军人的职业声望评价和军人对自身生活特定方面的感受，以及军人对自身所处社会地位的认定综合起来判定。经济收入差别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在判断社会地位的标准中，经济收入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指标。因此，经济收入水平变化对军人社会地位的影响也最大。在当代中国，政治因素具有特殊意义。虽然目前政治因素的影响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已明显下降，政治身份已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但它在社会分层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核心地位，党员事实上拥有一些非物质性资源。拥有这些非物质性资源有利于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流动，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源。同时，政治地位是各阶层与执政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密程度的反映，而这又可能影响社会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在现代社会，教育水平是决定社会地位和职业的重要因素，也是实现社会流动的最主要途径。正常情况下，教育水平与个人的经济收入呈正相关关系。这些主客观标准并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也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为了准确把握这些因素的影响，社会学在确定和比较人们的社会地位差异时，经常使用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这个综合性概念，但它并不仅指经济地位，而是既包括个人的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这样的客观指标，也纳入了职业声望和自我评价这样的主观性内容，以反映个人综合社会地位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