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科技革命使格林斯潘和他的同事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政府的很多信息收集方法仅仅适用于旧的经济结构，由计算机革命而带来的变化使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经济预测者在信息时代中举步维艰。当中央银行为产出、通货膨胀以及生产能力寻找一个精确的测量方法时，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新的挑战，格林斯潘不断收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他以专业经济分析方法，每天搜集和分析大量的经济运行数据。遇到要研究什么经济难题，就一头扎进烦琐的统计图表，找出上千个统计数字，翻个“底朝天”。后来，他更加大量依赖统计数字来得出结论。
格林斯潘总是把灵活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对统计数据的偏爱结合在一起。先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年轻的分析家，而后是柏林顿工业公司和莱勒系统公司的顾问，在这期间他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从头到尾阅读数千页的数据，从中可以得到对经济的全面结论。
格林斯潘的同事们说，格林斯潘对经济琐碎数据的偏爱，常常使他能够早于其他人看到重要的经济力量，并随即预作安排。1994年2月，当他对通货膨胀预先发起进攻时，一时众说纷纭，但是他顶住了批评者的挑战，他们预言格林斯潘捕风捉影地化解通货膨胀压力的做法会再次引发经济衰退。结果，格林斯潘使过热的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美国经济经历了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之一。
由于格林斯潘经常远远地走在了前面，这使得他的同事在美联储的会议上不知所措。但一些工作人员认为格林斯潘对稀奇古怪的数据过于迷信，以至于使许多同事对他抱有意见而远离他，他们认为，有些数据是毫无意义的。
然而，美联储的一些官员也承认格林斯潘常常是正确的。布罗德斯说：“我相信他比我有远见。”这种情绪可以解释联邦储备开放市场委员会成员为什么常常会保留他们自己的意见而去相信格林斯潘的直觉。
1996年1月，作为少数派的格林斯潘希望通过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降低利率来刺激疲软的经济，美联储的其他成员投了赞成票。
接下来7月和9月，以及来年的5月间，当许多联邦储备开放市场委员会成员嚷着要增加利率时，他们也按照格林斯潘的意图在有说服力的数据出现之前暂缓行动。
在3月25日那天，格林斯潘同意把利率微微调高0.25个百分点，不过他仅仅把它当做一项作为“保险”的政策，以免他对经济减缓步伐的预测有可能失误。几个星期后，格林斯潘认为3月的利率调高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数据表明他的预测是正确的。
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格林斯潘以对数据的痴迷而闻名，但他显示出强烈的愿望去发掘在官方数据之外的信息。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他就认为价格处在一种接近稳定的状态，因为他认为官方的数据比真实的通货膨胀率高了1.5个百分点。
格林斯潘特别喜欢引用偏僻古怪的数据，这种引用往往能“镇”住其他委员。但也有人指出，他引用的有些数字再仔细推敲一下，就暴露出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
有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格林斯潘正是被有些数据给“蒙蔽了”，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经济复苏的势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之时，没有及时降低利率，结果未能防止一场经济大衰退。
但是，格林斯潘的同事们承认，经济斗争如同打仗，在这个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格林斯潘也不是无所不能、无往不胜的神明，但他却是一个高明的统帅，他的判断对的多，错的少。
格林斯潘与数字的奇缘，也映照着他的公众观点。他的更深一层的思想是，不仅要关注数字，而且还要关注数字背后的东西。他说：“我们的立法人整天接触着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认为，注意数据的下面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独立的政治人格
格林斯潘不仅是经济界的泰斗，而且对政治也很精通，他能在各种社交场合与政治巨头们亲密相处，并能做到左右逢源。特别是在担任美联储主席后，他就不再单纯地考虑经济因素了。他同时把政治因素也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尽管格林斯潘声称他不喜欢社交场所，这在非正式谈话中令人尴尬。但是格林斯潘的身影在各种鸡尾酒宴上无所不在。这又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收集来自于各方面的政治意图。因此，他也经常与政治巨头结伴出入于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大家感到彼此需要，各界的大人物为能接近格林斯潘而感到自豪，他们需要格林斯潘，格林斯潘也需要他们，和他们在一起，能够获得除金融以外的满足感。
只要瞥一眼格林斯潘的办公室，就会知道他政治交往的广泛。墙上挂着他和俄罗斯前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四位任命过他的美国总统的合影。在与总统克林顿合影的那张照片上面，有克林顿十分诙谐的亲笔签名：“艾伦，一个新的使命正赋予你。”
在格林斯潘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本关于经济方面的大书，例如像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约翰·B.泰勒的经济学巨著，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些政治性的文献，包括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的备忘录。这些书表明格林斯潘是杰出的、受人爱戴的。
格林斯潘看似拘谨，说话腼腆，其实是大智若愚，绝不是那种没有政治头脑的书呆子。他对投身政治有非常复杂的想法，常为必须根据政治需要有时甚至是很狭隘的政治需要来做决策而感到不安。这也是他在尼克松时期拒绝所有专职政府职务的原因之一。就是关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任命，他也是在考虑了长达半年之久，并经过白宫办公室主任黑格和伯恩斯的反复劝说之后才接受下来的。
为了更有利于与华盛顿那些政治领袖们打交道，格林斯潘从福特时期起就开始对网球产生了兴趣。白宫的网球场，向来是权力游戏的场所，是联络感情的地方。格林斯潘在刚进华盛顿圈子时，看到网球在白宫圈子周围很盛行，而自己网球打得并不怎么样，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环境，他苦练球技，水平提高很快。等到格林斯潘回来当美联储主席时，他已经被列入白宫网球队伍的名单里。格林斯潘对此自嘲说：“1974年，我年纪一把了，才在白宫网球场真正开始打网球，自那以后我一直在苦练，提高我的球艺，几年下来，我已经提高好多啦。照我的推断，到了104岁时，我就可以加入职业网球队啦。”
格林斯潘清楚，掌管美联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妥善处理与白宫的关系。
一般来讲，白宫和美联储的关系总是不冷不热。除非美联储主席本身存在重大的失误，否则国会是不会轻易听从总统的建议，因为美联储是独立于白宫以外的一个机构，它只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向总统负责。
就白宫对美联储主席的期望来说，归根结底，“听话”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能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尽管美联储主席对白宫顶顶撞撞，拒不听命，但只要能够一一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难题，从而让执政者有政绩可以满世界大讲特讲，捞足了政治资本，对白宫来讲就是合格。
在美国的历史上，有多任美联储主席都对白宫不“感冒”。事实上，历任美联储主席都不会向总统称臣，不然，他就会遭到来自国会以及来自华尔街金融大亨的指责。向白宫屈服，就意味着美联储丧失了宪法赋予它的独立性。里根执政时期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甚至拒绝到白宫与里根见面。格林斯潘也是如此。
除了在体制上相互制约以外，在对经济的追求上，政府与美联储的目标往往并不一致，政府追求的是本届任期内的效应，而美联储则偏重于长远发展利弊的考虑。同时，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政府考虑问题的着眼点，与市场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往往产生矛盾，而美联储显然更多地要听从市场。
格林斯潘总结美国历史上的美联储主席的经验，发现凡是在美联储主席任上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不论是强硬地对抗，还是圆融地化解，都是能够在白宫及政府的压力之下，坚持美联储体系的独立性。当他出掌美联储帅印的时候，就不能不在考虑经济问题的同时，把政治因素也考虑进去，而目的却是为了在政治压力下更有效地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
作为美联储主席，即使与本党总统共事，也不能与总统过于亲密，否则难免有被讥为“过于听命白宫”的嫌疑，使华尔街对自己敬而远之，关系疏远。这一点在格林斯潘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格林斯潘这个老共和党人，1983年担任社会保障改革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就曾很担心与共和党政府的密切关系，会削弱华尔街对他的信任。
按格林斯潘以前同事的话来说，由于他曾被共和党人执政的白宫任命为社会福利改革委员会的主席，所以他担心与共和党的密切关系会损害他与华尔街的关系。格林斯潘的一位助手回忆说：“格林斯潘不想被看做另外一个阿瑟·巴斯。”那位由尼克松任命的前美联储主席受到了不少人的指责，说他为了满足白宫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而造成了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
这个严重谢顶、皱纹深刻的老头和他的美联储是如此顽固地吸引着公众注意力，以至于任何善意或恶意的描述和揣测都只是在加深格林斯潘神话。试图揣测格林斯潘的内心是徒然的，可以肯定的是，格林斯潘似乎天生具有一种在华盛顿供职所必须的精明，他玩起政治游戏来非常老练。
白瑞——通过银行改变世界
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号召为妇女申请贷款提供更广泛便捷的途径，白瑞女士是这一事业最积极的实践者。她放弃了世界银行的高层职位，宁可去担任妇女银行总裁；她领导的银行把大笔款项借到手，然后拆成无数小额，贷给穷困的妇女……
从小树立的理想
白瑞在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念高中时，她就曾利用暑假在父亲的工程咨询公司打工。
60年代早期，白瑞和父母前往墨西哥的海滩旅游胜地度假时，她闲逛到了附近的贫民窟中。破旧不堪的房屋，裸露着的下水道和贫民的生活，使这个10多岁的孩子的内心受到了触动。以至于后来和父母去纽约市旅游时，黑人居住区的文化对她的吸引力竟远远超过了喧嚣繁华、霓虹闪烁的百老汇。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不久，白瑞踏上了飞往秘鲁的运输机。在那里她找到了追求的目标：一项帮助受严重震灾的小企业恢复重建的政府项目。白瑞毫不犹豫地投入了工作，将一笔原本用于支持所谓中等阶级房屋建设的4500万美元的款项转向援助处于底层的受灾企业。
1973年，白瑞被哈佛商学院录取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在第一年课程临近结束时，麦肯锡公司的合伙人来到学院挖掘人才。约有800名学生接受了筛选，但只有两名学生有幸被雇用为暑期实习生，白瑞便是其中之一。她被安排在伦敦分部工作。为了完成最后一年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白瑞还是回到了哈佛。她执著地认为，对她来说，发展援助事业的前途将更为光明。
所以，当白瑞1976年加入世界银行时，她就希望从事帮助穷人创建小规模企业的工作。她劝说世界银行派她去印度制订投资新建企业的计划。
宁可放弃安逸的生活
从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之后的短短12年，白瑞平步青云，成了世界银行职位最高的5位女性之一。白瑞曾担任世界银行工业发展部的主任，负责监督每年发放40亿美元贷款项目的政策和执行情况。更重要的是，这使她有机会宣传直接用于发放给低收入者，以帮助他们建立小型企业的小额贷款的重要性。
孟加拉的格拉明银行开创了小额贷款之先河，使无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奇迹般地摆脱了贫穷。在白瑞的敦促下，世界银行也开始努力朝这个方面发展。但资深官员对她独辟蹊径的发展战略仍持怀疑态度。此时，一个不起眼的小机构——妇女世界银行把目光投向了白瑞。1990年初，创建了妇女世界银行的总裁即将离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认为白瑞应当是带领这个组织的最佳人选。
然而，与世界银行相比，妇女世界银行在支持国际发展这一点上几乎不为人所知。白瑞面临着在要实现理想还是要安逸的现实生活两者中作出选择。最终，她抓住了兑现自己承诺的良机。对贫困家庭的贷款小额贷款是妇女世界银行存在的基石。妇女世界银行会员机构用有限的资金为小额信贷提供担保，此外，它们在这项业务中还起到了穿针引钱的作用。30万美元贷款是金融机构的一项普通业务，但有些金融机构可能不愿将30万美元拆成300美元一份发放给1000个人。多数银行很势利，它们片面地认为，把钱借给一个穿三件套西装的男子比借给一个无论什么肤色的穷女人风险一定小得多。这让白瑞大为不满。为了使低收入者能够得到贷款，妇女世界银行会员创建了一个借贷市场，妇女世界银行先向商业银行借到大额款项，然后把它分成小份，贷给急需小额资金的借贷者。这样，商业银行不用直接面对衣衫褴褛的女人就能照样获得回报。
当时，贷款额小的只有50美元，大的也有10万美元。但一般的贷款额多在500美元之内。一名冈比亚受益者借了50美元买了一大桶牙膏，在路旁出售，最后也获得了收益。
当然，也有依靠金额稍大的贷款使生活富裕起来的。加纳人珍妮·考那杜在一个卡车站卖了几年鸡蛋，每次只有微薄的盈利。当地放债者的短期贷款利率是100％，有时甚至更高。是妇女世界银行会员机构的一笔贷款让她把鸡蛋填满了货架。充足的货源吸引了许多顾客，不到1年时间，她的鸡蛋销售量就上升了2／3。珍妮因此能够为丈夫和她的7个孩子提供住房的开销了。
她要试着改变世界
联结妇女世界银行各部门的机构是设在纽约的办事处。一个组织要想成为妇女世界银行的合格会员，首先必须与纽约取得联系；其次，必须证明拥有相当于至少两万元的本国货币作为资本；另外，该组织必须承诺致力于服务贫困妇女的小额贷款事业，并制订一份业务计划。如会员机构由于不加选择地随意发放贷款而导致组织瘫痪，纽约总部便停止为其筹借资金，有时甚至解除其特许经营合同。在白瑞的7年任期中，妇女世界银行总共取消了13个机构的会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