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西洋文明的本质:胡适讲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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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西洋哲学史大纲(3)

四、元子论之兴起。古代的一元论,一变便成了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论,再变便成了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论,更进一步便成了“元子”(Atoms)论了。元子论的始祖是留基勃,大概和恩培多克勒差不多年纪,不过他的事迹和着述,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曾倡过分子说。后来他的弟子德谟克里特把这种学说,说得更为详细。我们待下篇讲到他的学说时,再细说分子论的性质。如今不过略表一句,指点出学说渊源的线索罢了。

〔参考书〕

1.Burnet:Gr.philos pt.I,pp.69-81.

Thilly:Hist of Philos,pp.30-40.

又论:Leucippus.

看:Burnet 同上书,pp.94-101.

(第二篇完)

第三篇 希腊哲学(中)(人事时代)

(第一章)“哲人”时代

一、西历纪元前第5世纪,乃是希腊文化的极盛时代,那时希腊各邦联合,屡次战胜了西侵的波斯军(500-449B.C.)。各邦之中,雅典更为强盛,遂成希腊政治文明的盟主。那一世纪之中,雅典也不知出了多少人才,招致了多少人物,政治家伯利克里(495-429B.C.),很像中国古代的信陵君、平原君,极力提倡文学、美术、哲学。那时美术一方面,有菲迪亚斯一般人的雕像;文学一方面,有埃斯库罗斯(525-450C.C.),索福克勒斯(496-405B.C.),欧里庇德斯(480-406 B.C.)一般人的戏曲,都是千古不朽的名作;历史一方面,有希罗多德(430-?)和修昔底德(471-400B.C.)的名着;医学一方面,有希波克拉底(460-380B.C.),开医学的门径。雅典城里有了这些人物,那时代的文化也可想见了。

雅典那时不但是一个政治中心,又是一个商业的中心。雅典的海军商舶,称雄于海上。交通既繁商业既盛,遂发生许多生计界的变迁。生活程度高了,人民的文化思想,也更为发达。加以当时民主的制度,除了奴隶之外,雅典的公民,人人都有参政的权利。所以当时的人所最关切的是人生的行为,和政治社会的组织。因此,希腊的思想遂由“宇宙论”变为“人事论”的时代。

二、这个时代有一班人物,应时势而生,因社会的需要,鼓吹种种激烈的学说,教授应用知识技艺,如辩论演说之类。这些人大概没有一定的住所,往来各国,到处讲学授徒。这些人当时称为Sophists,Sophists 本义为“智士”、为“哲人”,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一派人物,反对这些Sophists,诋毁不遗余力,因此“Sophists”一个名词,竟成了贬词,竟成了“诡辩派”的意义!这些“哲人”受了两千年的冤枉,直到19世纪,才有黑格尔,格罗特,赫尔曼等人替他们表彰昭雪。所以说如今不用“诡辩派”的名称,而用“哲人”的名称。

三、这些“哲人”的学说,往往有很成熟的。当时是思想发展的时代,故思想最易进行破坏的方面。其实思想和社会政治相同,都有破坏的需要,若不破除旧有的成见,决没有新思想可发生,所以我常把这些“哲人”来比中国古代的老子、邓析、少正卯一派人。中国若没有老子、邓析那班人,未必有孔子、孟子一班人。希腊若没有那班“哲人”,也未必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班人。有了老子、邓析的破坏,才有孔子的建设。有了那班“哲人”的破坏,才有苏格拉底的建设。

(第二章)普洛泰戈拉

一、那些“哲人”中,普洛泰戈拉的名誉最大,势力最广,学说最重要,故我把他来代表这“哲人”的时代。其余的小“哲人”的学说,合为一章,附在后面。

普洛泰戈拉的书,久已遗失,本章所根据,全靠柏拉图的几部“主客”(Dialogues)。今举其名如下:

A.Protagoras[《普洛泰戈拉篇》]

B.Theaetetus[《泰阿泰德篇》]

C.Cratylus[《克拉底吕篇》]

D.Meno[《美诺篇》]

E.Phaedrus[《裴多篇》]

F.Euthydemus[《尤西德姆斯篇》]

二、普洛泰戈拉略传。普洛泰戈拉是北方阿夫季拉的人。苏格拉底少年时,普洛泰戈拉已死了。B 苏格拉底生于470年左右,故知普洛泰戈拉大概生于500B.C.左右。他曾两次到雅典。他遍游各国,讲学授徒,做了40年的教师,死时近70岁,大约在430B.C.左右。

普洛泰戈拉是一个大教育家。他极力反对希腊旧式的学堂教育,他以为旧法单教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实在不合用。B 所以他教人注意“正名”C、正辞D,还教人怎样齐家,怎样治国,怎样演说辩论E。他对一个少年说,你今天做了我的学生,今晚回家便可胜于初来的你。以后天天都有这样的进步F。他教人是要收学费的,因为他教得有成效,故学费虽重来学的人更多。据人说他收的学费比Phidias(大雕刻家)加十个别的雕刻家所得的刻资,还要 多呢!

三、论知识。普洛泰戈拉的知识论有三种说法。第一式是谁见一物以为怎样,就是怎样H。第二式是“我见物以为如此就是如此,你见物以为如彼就是如彼。”第三式最着名,是“人是万物的准则。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都以人为准则。”

据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这种学说的根据,在于赫拉克利特的万物变迁无常说。普洛泰戈拉以为万物起于“动”。动时万物有施有受,两者冲突,发生无数感觉和感觉的对象。试举“见”为例。目与物遇发生白色与白之感觉。所以者何?见物之明自眼出,白自物出,两者结合乃生白色。当此时,目得所见之物,遂成见物之目,而发白之物,充满白色,不但为白色,乃见为白木或白石,各如其真。此中动力,一施一受,互相成,缺一不可,无施便无受,无受亦无施。因此可见万物时刻成毁,时刻变易,无有常我,此无常我,如何可说“这个”、“那个”?如何可说“此物”或“属于 此物”。

世人也时刻变易成坏,健康的我与病痛的我不同。故健好时觉得甜的,病中或觉得苦了。故“苦”与甜者,只对于一时的我而言,并非绝对的。“有”与“无”亦是如此。当我说此物有时,此物及对我而有;此物变时,对我而变,其有其变,都对我而言。若离去我,更无有,亦无变,故“物之有无,惟我知之。”C 这就是“人为万物的准则”的学说。

这种学说,近于唯识一派。普洛泰戈拉以为知识没有真假,只有好与不好。如我无病时以糖为甜,病中以糖为苦,无人可说甜是真的,苦是假的,但旁观的人可以说无病时的知识比有病时的知识好一点。一切教育只是要人去掉不好的知识。要人有好的知识,正如医生能用药使病体变为健体,哲人能用教育使人不好的知觉变为好的知觉。平常人说的“真”,并不是“真”,只是“好”些。

这种学说并非怀疑主义,并不说知识没有物观的准则,他但说物观的准则,不如主观的势力更大。我们的知识只是以主观的区别为标准,因此我们不可不注意教育人的心官。心官不明,感觉便不好。普洛泰戈拉既认不好的感觉可变为好的感觉,可见他并不是不认知识有物观的准则的了。他说知识没有真假,但有好不好。这话很有道理,好不好是从知识的作用上着眼。譬如醉人走进猪栏以为是他的卧室。在他的心里,猪栏“真”是他的卧室,所以他真睡下。我们不能说他不真,只可说他这种知识易于误事,故是“不好”的知识。

四、论教育。人既是万物的准则,这个准则不可不正确;若不正确,便不能量度万物了。因此普洛泰戈拉极注重教育,上文已说过他承认不好的知识可以变好。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良好的公民”,在于使人能分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他说人的道德不是生成的,是由知识得来的,是可以教育的。他举四条证据如下:(1)人有天生的缺陷,旁人不责怪他。人若没有道德观念,旁人便怪他。可见道德心不是天生的。(2)人世一切刑罚都含有“善可教,恶可改”的观念。(3)人世一切教育,都以“善可教”一个观念为根据。若善恶由于天生,何必有教育呢?(4)人或说父为圣人不能使儿子为圣人,可见善不可教,这也不然。平常的道德,都可教育,过此以往,属于上智的天资,便不是教育所能为,但这事不足证道德不可教。

五、政治学说。在政治一方面,普洛泰戈拉乃是一个民主党。

“人是万物的准则”一句话中含有个人的尊严,个人的价值。后世的民主政治的精神都在于此。柏拉图的《普洛泰戈拉篇》里面,有一段神话,很有趣味,可以引证普洛泰戈拉的政治学说。普洛泰戈拉说天神造万物时,使鸟有羽翼,兽有皮毛爪牙,鱼鳖有鳞甲,独人类裸体无毛,又无甲壳爪牙。天神普罗米修斯无法可想,只得去偷了赫淮斯托斯与雅典娜(二神名)的“创造的智慧”与火,人类有了智慧与火,始可生存。后来人类互相残杀,天帝(宙斯)怕人类灭绝,于是又使赫耳墨斯(神名)下凡,使人类有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人类有了这两种观念,然后能建立社会国家,有共同的生活,天帝说“使人人都有是非心与羞恶心。若单有几个人有这两种观念,国家便不能成立了。

这就是天赋的人民自主权。普洛泰戈拉说雅典的人就要做木器,须寻木匠;要做[铁器,须寻]铁匠;但遇着是非善恶的问题,却不拘谁人都可讨论。这都因为人人都有这种观念。因为如此,故人人都可教育成参政的公民B。

(第三章)其他“哲人”

一、上章所述的普洛泰戈拉,全用柏拉图书中的材料。柏拉图是极反对这些“哲人”的,他决不致有“溢美”之辞。然而就我所述看来,普洛泰戈拉虽然主张一种很动人的知识论,却并不曾有十分激烈的极端主张。如果当时的“哲人”都像普洛泰戈拉那样行为,决不致于惹起当时稳健派的反对。但那时的“哲人”并不是都像他这样的和平。如今且把那些小“哲人”并为一章如下:

二、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生于西西里岛的雷昂底思城。他到雅典时,在427B.C.,他年已老了。可见他大概生于480B.C.左右。他活到很高的岁数,死时大约在391B.C.。他死时希腊的政治正当混乱的时代,所以他所教,大抵注重辩论修词的方面,不很注重政治的方面。

普洛泰戈拉的知识论,以人的感觉为主,故说谁见物以为怎样,就是这样。高尔吉亚更趋于极端了。他说一切知识都是没有的。他分三层立说。(1)本无有物。(2)即使有物,无人能知。(3)即使有人知之,终不能使人知之。这是虚无主义的知识论,是极端的怀疑主义了。

三、卡利克勒斯。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里面,有一个少年“哲人”,名叫卡利克勒斯,主张一种“强权即公理”的政治学说,大可代表那时代的激烈思想。卡利克勒斯说“一切法律都是无能为的大多数人所造作的。他们的目的全是自私自利。他们用礼法取压制那些强有力的少数人,以免那些少数强有力的人起来侵夺他们的权利。他们说权术欺人是可耻的事,是不公的事。其实他们所说‘不公’不过是人类贪多好胜的人情,他们自己无能,故巴不得大家都主张平等。……其实‘不公’、‘不平’乃是天道。强的所得,应该比弱的多些:这才是天理。无论人类兽类,强的征服弱的,强的享用多于弱的,即是公道。……独有人道的礼法,不但不认这个天理,还要竭力把那些强有力的少年从小就驯伏下来,像狮奴驯服狮子一般;天天哄他们道,你须要知足,你须要公平。但将来总有一日,有人不肯受这种压制,不肯受这种驯服,咆哮跳出去,推翻一切礼制,推翻一切不合天理的法律。到了那时,如今的奴隶也会大起革命,推倒我们,翻作我们的主人翁,那才是公道大彰的 时候了。”

四、特拉西马库斯。当时的激烈派,自然不止卡利克勒斯一个人。柏拉图的《共和篇》里面,有一个少年名叫特拉西马库斯,所持主义,恰和卡利克勒斯相反,却又恰相同。有这两派,更可想见那时思想的极端了。特拉西马库斯说:“世间公道的人最吃亏。你看……政府收所得税,公正的人定多出些,不公的人定少出些。再看政界中,那正人尽忠无私去办公事,却得不着公家的酬报,还被许多亲戚朋友骂他不通人情。那不正的人,却处处受荣誉,恰与正人相反……最不公的是那最大罪人偏享最大的幸福;那些最公正的人却受最大的苦恼。即如专制暴君强夺他人的财产,把整个的土地产业占为私产。这岂不是大恶:这种行为,无论单做一件,若被人知道了,都该受大罪重罚。做的人,人都称为‘贼’‘盗’‘偷儿’ 等等。——但是那做君主的不但抢夺财产,还把产业的主人都做成他的奴婢,世上的人不但不骂他罚他,并且恭维他,说他好福气呀!……故我说不公道的势力权利远比公道更大。公道是为有强力的人谋利益的,不公道是各人自己的利益。”

这一段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道理,极可考见当时的社会不平的情形,和那些激烈少年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