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卖书工作扩大到新泽西州的布里吉顿，并且在那儿真正展开赚钱的生涯。为了这件工作，我必须经常离开家里，但是这种牺牲是值得的。我在几周内赚了很多钱寄回家去，远超过我在教学和替报纸撰稿期间对家中生活费用的贴补。仔细筛选过布里吉顿地区的各个工作地点后，我对该城市的一家报纸《星报》发生了兴趣。我看得出来，这家报社的编辑兼发行人需要一名助手。我便径自去拜访他，向他毛遂自荐。他说：“老天，年轻人，我怎么聘用你呢？我所赚的钱甚至养不活我自己！”我说：“我相信，我们若一起合作，将可使《星报》获得成功。我告诉你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将替你工作一个星期，每天只要一元的薪水。 第一周结束后，如果我干得还不错，希望你在第二周时能够每天给我3元。如果我继续干得不错，希望第3周你能够给我6元，然后，我将继续工作下去，直到报纸能够赚钱，你每周付我50美元的薪水为止。”这位报社老板同意了我的建议。两个月后，我的周薪已经涨到50美元了，这在当时已是一笔大数目。我开始感觉到，我已经走上赚钱之路了。但我所想的只是要如何使我的家人生活得更舒服。一周50美元的薪水，正好是我教书收入的4倍。
我在《星报》的工作，包括撰写社论（写得并不高明），报导新闻（普通而已），以及撰写和出售广告（相当成功）、校对、收款等。我每周要忙碌6天，但我可以忍受，因为我的身体还算强壮健康，而且这些工作也很有趣。我同时还向《纽约太阳报》、《费城记事报》，以及新泽西的《特伦顿时报》投稿，平均一个月又可以有150美元的收入，因为这个地区经常有好新闻可写。
我在《星报》得到一个启示，最后终于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发现，替报纸招揽广告比替报纸写稿所赚的钱更多，广告的利润很大。
我替《星报》拉到了一个大广告——给新泽西的牡蛎作一篇宣传报道，由牡蛎业者负担广告费——共收入3000美元，老板和我各拿一半。在我一辈子当中，我从未一次看到这么多的现金。想想看，1500美元，比我教书两年的收入还多出25%。
我是否把这笔钱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存进银行了？没有。这样做有什么用？我可以用这笔钱来使我的妻子、儿子、母亲及妹妹过得更快乐，因此虽然赚钱很辛苦，我花得比赚得还快。但是如果我能把这笔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那岂不是很好吗？
我在布里吉顿的工作引起了山姆。哈德森的注意，他是《费城记事报》驻新泽西记者。他正是那种典型的记者，他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帮助其他人。
山姆告诉我，我这时候应该搬到一处大城市去定居。他认为我很能干。
他说，他要帮我在费城找一个工作。他真的替我找到了一个工作，于是我带了太太和儿子搬到了德国城。我的工作是主持（费城）“德国城公报”的广告部，这是一家周刊。
一开始，我所赚的钱并没有像在布里吉顿时那般多，因为我现在必须放弃替报纸写稿了。这一地区的新闻由另外一位记者负责。但很快我的收入就增加了25%。《公报》把其报纸的张数连续增加了3次，以容纳更多的广告，每增加一次，我的薪水就大为增加。
除此之外，我又获得一份工作，那就是替《费城新闻》的周日版搜集社交新闻。布拉佛。梅里尔——当时是《费城新闻》的总编辑，现在是纽约一位十分重要的报人——指派了一个很大的地区让我去采访。这使我一周当中，除了星期六之外，每天晚上都要忙个不停。每写一则新闻，有5美元的稿费，我平均每个星期可写7则新闻，这样一周又多了35美元的额外收入。
我花的钱更多了，而且我真的把钱花光了。我从来不知道对我的开支做个计划预算。我赚多少，就花多少。我没有时间，或者应该说我以为我没有时间去注意我究竟是怎么花钱的。
一年以后，我被邀请加入《费城新闻报》的广告部门。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大好机会，因为在麦克林先生的管理下，我在一次广告业务方面得到了良好训练。我仍然保有搜集社交新闻的工作，因此我的收入和我在“德国城”的收入大约相当。
但没过多久，我的工作表现又引起了艾佛森先生的注意，他是以前《周末晚报》和《黄金时代》的发行人，刚刚买下了《费城咨询报》。他要我担任这家报纸的广告经理，我接受了。
这意味着我的收入又增加了很多。没过多久，我家中又添了一个新成员：我们生了一个女儿。到这时候，我才做到了自从我儿子出生以来，就一直渴望去做的事情。我把全家人又集合到同一屋檐下——包括我的太太和两个婴儿、我母亲和妹妹。最后我终于能够使母亲免除任何忧虑与责任，在她生命的余年中，再也没有任何忧虑与责任。她在81岁去世，正好是我父亲死后的第25年。我永远忘不了她临终前对我所说的最后几句话：“威尔，你出生后从来未让我操心过。你所给予我的实在太多了，即使我是英国女王，恐怕也得不到这么多的照顾。
在那时候，我的收入是我父亲在新泽西州家乡菲利普斯堡担任公立学校校长的4倍。
不过，所有这些收入都从我的口袋中流了出去，就如同清水流过漏勺一般。我的收入每增加一点，开销也随着相应增加。我想，大多数人也有这种习惯。让开支超过收入是不应该的，可是我却犯了这个错误。我发现自己已经债台高筑，而且从这时候起，我一直无法摆脱债务的纠缠。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债务，因为我认为自己随时都可以把它们还清。但事实上，我并未做到这一点——一直到25年后，才算把债还清了——结果债务不仅使我感到极度焦虑和不快，也使我失去了朋友和信用。
但是有件事情我必须自我称赞一番，虽然我对于我的重大错误完全放任自流——我花钱花得很快，经常比我赚钱快得多，但我从不减少我的工作。我随时都在找更多的工作去做，而且总是可以找得到。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每天晚上，我都会回家吃晚饭，和孩子们玩到他们的就寝时间，然后我又回到办公室去工作。
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年。我又有了一个女儿。这时候，我希望我的女儿们能有一匹小马和手拉车，并且希望给我儿子一匹大马，供他骑用。然后，我又想到，我需要一辆马车载着我和我的家人四处兜风。结果我把这些东西全都买来了。我所买的并不只是一匹马和一架马车或是一辆单轮马车（这已足以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是我们所能负担的），相反，我养了一群马，以及所有的一切装备。这一切几乎花去了我一年总收入的1/4。
接着我又玩起高尔夫球来。那时我41岁。我打球的情形就像我工作时一样——把全部心力都投注上去。我很快就学会了一手好球技。我的儿子和大女儿也跟我一起打球，他们也很快打得一手好球。
我必须让我的小女儿冬天去南方避寒，夏天到阿第伦达克山避暑。但是，我不放心只让她的母亲陪她去，我觉得，如果让儿子和大女儿也陪她们去，那就太好了。这项安排立即进行。每年冬天，他们都要前往北卡罗莱纳州的派赫斯特，夏天则前往阿第伦达克山或新罕布夏的昂贵的避暑胜地。
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花上一大笔钱。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对高尔夫球很着迷，在这上面花了不少钱。我也在纽约附近的高尔夫球场上花了不少钱。我们3个人共赢得80个奖牌，现在大多堆放在仓库中。我有一天坐下来算了一算，看看这些奖牌共花掉了我多少钱。我发现，每个奖牌花掉了我250美元，在15年期间内共花掉了45000美元，平均一年3000美元。真是荒唐，不是吗？
我经常在家里举行豪华聚会。邻居们都认为我是个百万富翁。我经常邀请很多商人到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消磨一天的时间，然后大家在傍晚时共进晚餐。如果只招待他们简单的家常菜，他们将会感到满足，但是我没有，我一定要请他们上豪华餐厅大吃一顿。这种大餐每盘从来不低于10美元，而且尚不包括用餐时乐队演奏音乐的费用。我请了一个黑人四重奏乐团到家里。我们的餐椅可以坐得下20个人，经常高朋满座。
这一切都太美了，我很高兴招待他们。事实上，我对此感到很快乐。但我从未停下来想一想，我的债务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增加。终于有一天，这些债务令我感到大为困扰。在那一个月当中，我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招待了很多客人，付了餐费、雪茄，以及球童等费用，这些费用高达450美元。这种情形引起了俱乐部董事们的注意。他们全都是我的好朋友，而且关心我的幸福。他们好心地告诉我，我花钱花得太多了，为了我自己着想，应该节制开支。
这令我大吃一惊。我慎重考虑了很久，决定放弃我的马匹及马车——当然，廉价出售的结果是赔了不少钱。我放弃了郊外的别墅，搬回城里居住。我把在当地未付清的账单全部付清了，我是借钱付清了这些欠账。虽然我在花钱方面有很多缺点，而且远近驰名，但我借起钱来仍然十分容易，想借多少就能借到多少。
在我“辉煌的40岁”的生活经验中，还有两个插曲。
我除了花钱太随便及毫不考虑之外，借钱给别人也同样不知节制。在我搬家回到城里之前，我清理了家中的书桌，看到了一大叠过期未收的欠单，总金额达4000多元。这些钱都是我借给朋友的，可以说有求必应。我把这些借据全部撕毁。但我明白，就算我手中有那笔钱，我也存不下一毛钱。
有一位成功的商人，曾接受过我多次的招待，并回过头来请我。他对我说：“威利，我不能再跟你出去玩乐了，你花在我身上的钱太多了，我跟不上你。”
想想看，这些话竟然出自一个赚钱比我多的成功商人的口中。这应该能令我觉醒过来才对，但是我没有。我仍跟以前一样花钱，而且愚蠢地认为我生活得很舒服，却完全未想到将来。这位商人现在已是纽约一家最大金融机构的副总裁，而且据说他拥有好几百万的家产。
我早就应该接受他的忠告。
我辞去赫斯特报业集团的工作，换了另一份工作，做了6个月，情况极惨。在1908年的秋天，我又回到报社工作，担任《纽约晚间邮报》的广告经理。我和该报的总编辑亨利.L.斯托达德早在费城时就认识，他当时还只是《新闻报》的政治记者。
即使事实上我债台高筑，但我在《晚间邮报》工作期间的表现，是我一生当中最好的，在那5年当中，我赚了比以前更多的钱。还有，斯托达德先生给了我供应广告稿的特权，这又使我赚入了55000多美元。
斯托达德先生在许多方面都很慷慨，如果他认为我在发展业务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他经常会发给我特别奖金，以示鼓励。在这段期间内，我欠的债实在太多了，为了能顺利应付过去，同时又不减缩开支，我经常向彼得借钱来还保罗，然后又向保罗借钱还给彼得。我发广告稿所得的那55000美元，本来可以把全部债务付清，而且还能剩下一些钱。但是所有这些钱还是轻轻松松地花光了，好像我在这世界上无忧无虑一般。
1915年，我开始从事自己的广告事业。从那时候起，一直到1922年春天，我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虽然我那时所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但我花钱也同样多而快速，到最后我的朋友都不愿再贷款给我了。
如果我能稍微节制我的开支，甚至只要节省大约10%，这些好朋友将会很乐意和我各分这10%的一半，由我付5%给他们，而自己存下剩下的5%。他们并不是在意取回我向他们所借的钱，他们只希望我清醒和振作起来。
我的破产发生在5年前。两位一直忠诚支持我的朋友开始变得不耐烦，他们坦白告诉我，我需要一次大的教训。他们说到做到。我终于被迫宣布破产，这使我为之心碎。我觉得，我所认识的每个人都在对我指指点点，嘲笑我。这真是很愚蠢的想法。虽然大家都在讨论我的事，但也并不全是不友善的批评。他们都感到很遗憾，像我这样一个在本行事业中地位如此高的人，又有那么多的收入，竟然被迫宣告破产。
我为人一向骄傲和敏感，对于被迫宣布破产我感到很难堪，于是决定前往佛罗里达，因为我曾在当地为一位客户做过一项特别工作。我把那地方想像成黄金国度。我自己认为，也许我可以在几年内赚入足够的钱，然后就可以回到纽约，不仅衣锦还乡，更要带钱回去清偿所有的债务。有一阵子，我似乎可以实现这个雄心了，但不幸被卷入了房地产大崩溃的风潮中。
因此，我只好又回到纽约——我在这个地方曾经一度拥有赚大钱的能力，而且拥有几百位朋友和希望我过得幸福的人。
这真是一段难言的经验。
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终于得到了教训。我认为机会还会再回到我眼前来，而且我的赚钱能力也将在我身上恢复。当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我知道，我将能够生活得和以前一样舒报，而只需花40%的收入即可做到。然后我将把剩下的60%的收入平均分成两部分，30%还给债主，另外30%作为保险和存款。
如果我因为过去的事情而精神沮丧，或是充满忧虑，我将无法进行使自己振作起来的战斗。
此外，对于赐给我终生健康身体的造物者，我也太不知感恩图报了。还有比这更伟大的祝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