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初反对者认为，修郑国渠将使秦国劳民伤财，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43］西门豹之治邺渠：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在位）时，西门豹为邺（今河北临漳县）令，曾发动民工凿渠，引漳河水灌田，开头百姓认为“烦苦”，后数代得利。[44］较然：明显的样子。
[45］庆历：宋仁宗赵祯年号，1041—1048年。[46］寤：通“悟”，醒悟。[67］苟简：苟且、简单。不严肃、不认真，今说马马虎虎。[48］弛：松弛。坏：毁坏。冥冥：暗中。
[49］饶：富足，多。[50］方今：当今，当前。[51］窪隆不并：凹凸不一。[52］谨水之畜泄：谨慎地蓄水放水。
泄，放水。[53］闭纵：关、开。[54］润泽之：意思是补充、完善它。[55］举：实行。[56］通判：官名，是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握有裁可、连署州府公事和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监州”。做某州通判，又可说成“通判某州”。[57］河渠司：负责河工水利的官署。[58］参核：考察验证。[59］熙宁二年：10
69年。[60］卧龙斋：作者的书斋。
【译文】
鉴湖，又叫南湖，南面靠着山，北面连着越州城和运漕粮的河道，东面和西面直抵江边，是东汉顺帝永和五年，由会稽太守马臻修成的，到现在已经九百七十五年了。湖的周长三百五十八里，凡是州城东面南面的水都汇聚到这里。越州的东面，从州城直到东江边，湖的北堤有两座石闸门，有十九条阴沟通向农田，田的南面连着运漕粮的河道，北面、东面、西面连着东江的农田都得到湖水灌溉。州城东面六十里，从东城脚到东江边，湖的南堤有十四条阴沟通向民田。田的北边直抵远漕粮的河道，南边靠着山，西边靠着湖堤。东面连着江边的田都得到湖水的灌溉。州城西面三十里有座柯山斗门，通向农田。田的东边靠着州城，南边靠着湖堤，北边靠着运漕粮的河道。西面连着江边的田都得到湖水的灌溉。总之，湖水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个乡的田共有九千顷。不是说湖水只能灌溉九千顷田而已，原来是到江边的田全部只有九千顷。湖的东面有曹娥斗门和蒿口斗门，沿着南堤向东流的水，都由这两座闸门流入东江。湖的西面有广陵斗门和新迳斗门，沿着新北堤向西的水，都由这两座闸门流进西江。湖的北面有朱储斗门，离开湖最远。原来是在三江之上，借着两山之间的地势，疏通成的。在一定的时间察看农田的水，水稍稍溢出点，就打开其中一座闸门，水溢出得多就把两座闸门全部打开，让水注入三江口。这就是所说的湖比田高出一丈多，田又比海高出一丈多，田水少就放湖水灌田，田水多就排田水到海，所以没有荒废的农田和水灾旱灾的年份。从东汉以来几乎一千年，鉴湖灌溉之利没有荒废过。
宋朝建立以后，百姓中才有盗湖造田的。祥符年间是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是两户，共造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公文严厉责备州县长官，要他们退田还湖。然而，从此以后，官吏们更加不认真执法，奸狡之民渐渐起来，到治平年间，盗湖造田的共有八千多户，造田七百多顷，鉴湖几乎全完了。湖面仅存的，只有东边运漕粮的河道，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向南通向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坞，十里都有水，只是水宽不到十来丈，每年雨水少，田没有干旱，湖水却已经先干枯了。
从此以后，人们争着提出治湖的主张。蒋堂认为应该用惩罚来禁止侵湖变田，奖赏告发的人。杜杞则认为：盗湖造田的好处在于放湖水，因此一下雨，他们就放声喊叫来惊动州县官吏，闸门就打开放水。因此应为此树立石标来量水位的高低，一个石标立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县主管它；一个石标立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县主管它。开闸门的钥匙，叫他们都交给州里掌管，水若上涨，就派遣官吏看标志，谨慎地对待闸门的关闭或开放。他又认为应该增高堤坝，修理闸门，对那些敢于盗湖造田的，拔除他们的秧苗，责令他们出力退田还湖，并且加重对他们的惩罚。他还认为不够，又主张应当给会稽县、山阴县的知县加上提举（水利的）官衔，要求他们按法令严加督察，并给他们下等军功的奖赏。吴奎却认为：每年农闲时候，应当雇人挖深湖底，把淤泥堆积成土山，分派两县主管浚湖的事，州长官与转运使、提点刑狱对他们进行监督赏罚。张次山认为：湖已荒废了，只有很小的几处存在，难以仓猝复原。应当加宽运漕粮的河道和其他有利的地方，使水能运漕粮和灌溉农田。一里立一根石柱作标志，石柱内严惩敢造田的人。刁约认为：应当分出湖面的三分之一，
给民众造田。增高湖堤，使它高到一丈，那么湖可以不再开发为田，灌溉之利就自然恢复了。范师道、施元长却认为：加重侵耕的惩罚，还不能使人不犯法，分出湖的三分之一给百姓造田，那么侵占湖面的谁能制止？他们又拿湖水的水位来比较，湖面水位比城里地面高，有的高出三尺六寸，有的高出二尺六寸，加高湖堤来堵水，使水位增高，那么一旦堤坝溃决，湖水必然会毁坏城郭、房舍。张伯玉认为：每天派五千人深挖湖底。使湖深五尺，要十五年才能完工。使湖深三尺，要九年才能完工。可是恐怕开工的时候，一些毫无根据的议论从外面动摇人心，民工在湖内就会溃散，那么即使是有智慧的人，还是不能够一定使浚湖的工程成功。假如每天役使五千人，把堤增高到八尺，一年就可完工。增高湖堤花费的竹木费，共需九十二万三千文，按越州二十万六千户人计算，收他们田赋，免去他们的田租，九十二万三千文那情势是容易凑足的。像这样就可以坐收灌溉之利，而人们也不会烦劳疲惫。陈宗言、赵诚又用水势的高低来责难他。又认为：应当修正吴奎浚湖的主张，确定时间恢复鉴湖。
当时，都认为他们的意见很好。又认为：应当加强赏罚的法令。他们提出的主张就是这些，可以说是够多的了。
朝廷也不是没有听从和采纳，还把它们写进了法令。所以罚款有从三百文到一千文的，乃至于五万文的，判刑有从打一百杖以至于判两年徒刑的，那些法律条文可以说是很精密了。
但是盗湖造田的不但没有停止，反而一天天地更多，湖不但没有加深，反而一天天地更加荒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法令不实行，不严肃的，习俗占了上风。
从前谢灵运跟随宋文帝（巡行），请求把会稽的回踵湖改成田，太守孟顗不听从；谢灵运又请求把休崲湖改成田，孟顗又不听从，谢
灵运以至于用话诋毁他。由此看来，请求把湖改成田来获得好处，越州的这种习俗已经很久了。可是鉴湖从东汉经过孙吴、两晋以来，接着到唐朝，又接着到钱镠父子据有越州，鉴湖的灌溉之利没有废弃过。原因是：他们或者凭这块小小的地方跟天下对抗，或者以几个州作为一个藩镇，或者把这里当作一国自己称王，内部有供养官吏俸禄的需求，外边有进贡问遗的奉献，不能平安地过日子。所以他们都增强水土的政令，使人们尽力从事农业，努力生产，他们又都各有各的办法，而以钱镠的法令最是完备，到现在还有
很多在百姓中流传的，那么鉴湖灌溉之利的不被荒废是有原因的了。
近代就不是这样了，天下统一，因为苟安于多年太平的缘故，当官的都害怕兴办事业而以困循守旧为乐，可是那些请求改湖成田的人，他们的话语、劲头往往能够使人动摇。至于兴修水利，又要耗费资财，牵动百姓，自古以来就是难事。所以秦国修郑国渠的工程，有人以为足够用来使秦国疲敝；西门豹开凿邺渠，开头人们也认为是苦事情。如果兴修水利本来像这样，那么我们的官吏谁肯接受难以承担的怨恨，招惹容易到来的指责，去等待未必能完成的功业呢？所以主张虽多却不能施行，法令虽严密却不能照办，盗湖造田一天比一天多，湖面一天比一天小的原因，都是由于这个罢了。所以，我认为是法令不能施行，马虎了事的习气占了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存在了近千年鉴湖，它的兴废利弊明明白白极容易看清。但是从庆历以来，三十多年，遭受官吏们办事随便的祸害，到了使鉴湖已经荒废，可是世人还不明白荒废的原因，何况对那些隐微得难以觉察的事，由于苟且简单的缘故，在昏昏忽忽中被弄坏，又怎么能知道它弄坏的原因呢？
现在认为鉴湖不必恢复的人说：“改湖造田的收入已经很多了！”这是当说客的人，替侵耕得利的人说的话。湖还没有全部荒废，湖下边的田已干旱了，这是当前的害处，是多数人看到的事实。假如湖全部荒废，那么湖改成的田也要干旱了。这是将来的害处，而是多数人没有看到的。所以我说：“这是当说客的人，替侵耕得利的人说的话，他们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认为湖不必挖深的人说：“把堤增高堵住水就行了。”这是喜欢辩论的人，替喜欢苟且简单的人说的话。如果拿地势来比较，堵水使水位升高，必定会毁坏城郭，这是护田的人已经讲过了的。拿地势来比较，挖湖底使它加深，然后才不失去它的旧貌；不失去它的旧貌，然后才不失去它适宜耕种的条件。这是议论者所没有说的。另外，山阴的石柱标志，是四尺五寸，会稽县的石柱标志，几乎是山阴县的一倍，堵水使水位升高，会稽如果高一尺，山阴就高半尺。地势的高低不同，那么把堤增高不能算有补益。所以我说，这是好辩之士，替喜欢“苟且、简单”的人说的话，他们也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
这两种主张既然不能采用，那么，要想禁止侵湖造田耕种，对告发的人，已有奖惩的办法了。要谨慎地蓄水、放水，已有关水、放水的办法了；要彻底地杜绝敢于造田的人，那么拔去他们的秧苗，责令他们尽力还湖，加重对他们的惩罚，也有办法了；或者要州县长官与转运使、提点刑狱承担治湖的责任，或者要禁止到石柱之内造田的，又都有办法了。要知道挖湖的深浅，用工若干，花多少时间；要知道加高堤坝，竹木费要多少，费用从哪里筹集；要知道挖出的淤泥堆在什么地方，又都已经计划好了。要知道开工的时候，如果毫无根据的议论从外动摇民心，民工在湖内溃散，就不能够把事办成，也已经讨论过它了。如果能收集各种说法，考察它们可以还是不可以；采纳可以的，又用自己的意见加以充实它，如果现在说的话一定办到，定的法一定实行，那么，什么事业不能够办成，什么利不可以恢复呢？
我刚蒙恩在越州做通判，就向人们打听鉴湖兴废的事，访问那些能够说出利弊实际情况的人。等到了任上，然后又向会稽、山阴两县询问鉴湖的地图，又向州与河渠司询问有关文书，把了解到的情况加以考察验证，制成新的鉴湖图，仔细周详地加以研究，把需要说明的写完，然后对利弊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因此把它依次一一论述，希望统筹计划农田水利的人参考它。熙宁二年冬季，写于卧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