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写个便条，说“月之某日。敬请驾临某地晤谈，各随兴趣之所至，务以感受愉悦为归”。到那时候，也许因为种种机缘的不凑合，终于没什么可说，兴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来上海，虽然不曾用便条相约，却颇怀着写便条的心理。结果如何呢?不是什么也没有谈，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么?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临别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别初逢的码头，各无存心，随意倾吐，不觉枝蔓，实已繁多。忽焉念起：这不已沉入了晤谈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昧刚才所说，一一隽永可喜，这尤其与茶味的比喻相类。但是，逢到这样愉悦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岁尽日晚间，与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觉得无聊，后来不知谈到了什么，兴趣好起来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电灯熄了，点起白蜡烛来，离开了憩坐室去到卧室，上床躺着还是谈，两床中间是一张双抽屉的桌子，桌上是两支白蜡烛。后来佩弦看了看时计，说一首小诗作成了，就念给我听：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
我眼睁睁瞅看
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总是慌忙的。颧颊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无量的事务在前头；遗失东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笔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实岂止来上海时，就是在学校里作课前的预备，他全神贯注，表现于外面的神态是十分紧张；到下了课，对于讲解的反省，答问的重温，又常常涨红了脸。佩弦喜欢用“旅路”之类的词儿，周作人先生称徐玉诺“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如果借来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气，可谓巧合。我又想，可惜没有到过佩弦家里。看他辞别了旅路而家居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话，就觉得无须探看，“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大概是“永远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为该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认真。说一句话，不是徒然说话，要掏出真心来说；看一个人，不是徒然访问，要带着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讲解要学生领悟，答问要针锋相对：总之，不论一言一动，既要自己感受喜悦，又要别人同沾美利(佩弦从来没有说起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虽不中不远矣”)。这样，就什么都不让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利害，自然见得时间之暂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见佩弦什么都要去赏鉴赏鉴，什么都要去尝尝味儿，或许以为他是一个工于玩世的人。这就错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兴玩这件就玩这件，不高兴就丢在一边，态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岂是这样呢?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处世。认真处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触，就以全生命交付，态度是热烈的。要谈到“生活的艺术”，我想只有认真处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艺术家云乎哉!——这几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书后”，不知道他以为用得看否。
这回佩弦动身，我看他无改慌忙的故态。旅馆的小房间里，送行的客人随便谈说，佩弦一边听着，一边检这件看那件，似乎没甚头绪的模样。馆役唤来了，叫把新买的一部书包在铺盖里，因为箱子网篮都满满的了。佩弦帮着拉毯子的边幅，放了这一边又拉那一边，还有伯祥帮着，结果只打成个“跌塞铺盖”。于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长衫穿起来，剪裁宽大，使我想起法师的道袍；他脸上带着小孩初穿新衣那样的骄意和羞态。一行人走出旅馆，招呼人力车，佩弦则时时回头向旅馆里面看。记认耶?告别耶?总之，这又见得他的“认真”了。
在车站，佩弦怅然地等待买票，又来回找寻送行李的馆役，在黄昏的灯光和朦胧的烟雾里，“旅人的颜色”可谓十足了。这使我想起前年的这个季节在这里送颉刚。颉刚也是什么都认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现慌忙之态，也与佩弦一样。自从那回送别之后，还不曾见过颉刚，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几个人着意搜寻，都以为行李太重，馆役沿路歇息，故而还没送到。哪知他们早已到了，就在我们团团转的那个地方的近旁。这可见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无不异感塞住胸头。
为了行李过磅，我们共同看那个站员的鄙夷不屑的嘴脸。他没有礼貌，没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运费的数目。我们何暇恼怒，只希望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两手里只余一只小提箱和一个布包。“早点去占个座位吧，”大家对他这样说。他答应了，颠头，将欲回转身，重又颠头，脸相很窘，踌躇一会儿之后，他似乎下了大决心，转身径去，头也不回。没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长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台的昏茫里了。
1925年
春联儿
出城回家常坐鸡公车。十来个推车的差不多全熟识了，只要望见靠坐在车座上的人影儿，或是那些抽叶子烟的烟杆儿，就辨得清谁是谁。其中有个老俞，最善于招揽主顾，见你远远儿走过去，就站起来打招呼，转过身子，拍拍草垫，把车柄儿提在手里。这就叫旁的车夫不好意思跟他竞争，主顾自然坐了他的。
老俞推车，一路跟你谈话。他原籍眉州，苏东坡的家乡，五世祖放过道台，只因家道不好，到他手里流落到成都。他在队伍上当过差，到过雅州和打箭炉。他做过庄稼，利息薄，不够一家子吃的，把田退了，跟小儿子各推一挂鸡公车为生。大儿子在前方打国仗，由二等兵升到了排长，隔个把月二十来天就来封信，封封都是航空挂。他记不清那些时常改变的地名儿，往往说：“他又调动了，调到什么地方——他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下回告诉你老师吧。”
约摸有三四回出城没遇见老俞。听旁的车夫说，老俞的小儿子胸口害了外症，他娘听信邻舍妇人家的话，没让老俞知道请医生给开了刀，不上三天就死了。老俞哭得好伤心，哭一阵子跟他老婆拼一阵子命。哭了大半天才想起收拾他儿子，把两口猪卖了买棺材。那两口猪本来打算腊月间卖，有了这本钱，他就可以做些小买卖，不再推鸡公车，如今可不成了。
一天，我又坐老俞的车。看他那模样儿，上下眼皮红红的，似乎喝过几两干酒，颧骨以下的面颊全陷了进去，左边陷进更深，嘴就见得歪了。他改变了往常的习惯，只顾推车，不开口说话，呼呼的喘息声越来越粗，我的胸口也仿佛感到压迫。
“老师，我在这儿想，通常说因果报应，到底有没有?”他终于开口了。
我知道他说这个话的所以然，回答他说有或者没有，同样嫌口罗嗦，就含胡其辞应接道：“有人说有的，我也不大清楚。”
“有的吗?我自己摸摸心，考问自己，没占过人家的便宜，没糟蹋过老天爷生下来的东西，连小鸡儿也没踩死过一只，为什么处罚我这样凶?老师，你看见的，长得结实干得活儿的一个孩儿，一下子没有了!莫非我干了什么恶事，自己不知道。我不知道，可以显个神通告诉我，不能马上处罚我!”
这跟《伯夷列传》里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耶?”是同样的调子，我想。我不敢多问，随口说：“你把他埋了?”
“埋了，就在邻舍张家的地里。两口猪，卖了四千元，一千元的地价，三千元的棺材——只是几片薄板，像个火柴盒儿。”
“两口猪才卖得四千元。”
腊月间卖当然不止，五千六千也卖得。如今是你去央求人家，人家买你的是帮你的忙，还论什么高啊低的。唉，说不得了，孩子死了，猪也卖了，先前想的只是个梦，往后还是推我的车子——独个儿推车子，推到老，推到死!”
我想起他跟我同岁，甲午生，平头五十，莫说推到死，就是再推上五年六年，未免太困苦了。于是转换话头，问他的大儿子最近有没有信来。
“有，有，前五天接了他的信。我回复他，告诉他弟弟死了，只怕送不到他手里，我寄了航空双挂号。我说如今只剩你一个了，你在外头要格外保重。打国仗的事情要紧，不能叫你回来，将来把东洋鬼子赶了出去，你赶紧就回来。”
“你明白，”我着实有些激动。
“我当然明白。国仗打不赢，谁也没有好日子过，第一要紧是把国仗打赢，旁的都在其次。——他信上说，这回作战，他们一排弟兄，轻机关枪夺了三挺，东洋鬼子活捉了五个，只两个弟兄受了伤，都在腿上，没关系。老师，我那儿子有这么一手，也亏他的。”
他又琐琐碎碎地告诉我他儿子信上其他的话，吃些什么，宿在哪儿，那边的米价多少，老百姓怎么样，上个月抽空儿自己缝了一件小汗褂，鬼子的皮鞋穿上脚不及草鞋轻便，等等。我猜他把那封信总该看了几十遍，每个字都让他嚼得稀烂，消化了。
他似乎暂时忘了他的小儿子。
新年将近，老俞要我给他拟一副春联儿，由他自己去写，贴在门上。他说好几年没贴春联儿了，这会子非要贴一副，洗刷洗刷晦气。我就给他拟了一副：
有子荷戈庶无愧
为人推毂亦复佳
约略给他解释一下，他自去写了。
有一回我又坐他的车，他提起步子就说：“你老师给我拟的那副春联儿，书塾里老师仔细讲给我听了。好，确实好，切，切得很，就是我要说的话。有个儿子在前方打国仗，总算对得起国家。推鸡公车，气力换饭吃，比哪一行正经行业都不差。老师，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回转身子点点头。
“你老师真是摸到了人家心窝里，哈哈!”
1944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