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是苏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谈谈苏州的说书。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历史故事跟江湖好汉,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夹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双档(两个人登台),另外一个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都是那把黑纸扇。
说“小书”的唱词据说是依“中州韵”的,实际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匚不分,“真”“庚”同韵。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马调”,一派叫“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婉转。“马调”容易听清楚,“俞调”抑扬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变了,就听不明白。“俞调”又比较是女性的,说书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浑身肉麻。
“小书”要说得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见母亲势利,冷待远道来访的穷表弟方卿,私自把珍珠塔当作干点心送走了他。后来忽听得方卿来了,是个唱“道情”的穷道士打扮,要求见她。她料知其中必有蹊跷,下楼去见他呢还是不见他,踌躇再四,于是下了几级楼梯就回上去,上去了又走下几级来,这样上上下下有好多回,一回有一回的想头。这段情节在名手有好几天可以说。其时听众都异常兴奋,彼此猜测,有的说“今天陈小姐总该下楼梯了”,有的说“我看明天还得回上去呢”。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员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态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功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
无论“小书”和“大书”,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说书中人的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份。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
说书并不专说书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节的地方加入许多“穿插”。“穿插”的来源无非《笑林广记》之类,能够自出心裁的编排一两个“穿插”的当然是能手了。关于性的笑话最受听众欢迎,所以这类“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说了出来之后,满场听众个个哈哈大笑,一时合不拢嘴来。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域全是这批说书人的说教地。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民。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何用式的阴谋诡计,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
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太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
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