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沈从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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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友情(2)

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可是不久却有个人来了,是我一个姨父。这人姓聂,与熊希龄同科的进士,上一次从桃源同我搭船上行的表弟便是他的儿子。这人是那统领官的先生,从一个县长任上卸职,一来时被接待住在对河一个庙里,地名狮子洞。为人知识极博,而且非常有趣味,我便常常过河去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谈一切我所不知道却乐意知道的种种问题。这种谈话显然也使他十分快乐,因此每次所谈时间总很长很久。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自然也就更大了。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

当时的情形,在老朋友中只觉得我古怪一点,老朋友同我玩时也不大玩得起劲了。觉得我不古怪,且互相有很好友谊的,只四个人:一个满振先,读过《曾文正公全集》,只想作模范军人。一个陆 ,侠客的崇拜者。一个田杰,就是我小时候在技术班的同学,第一次得过兵役名额的美术学校学生,心怀大志的脚色。这三人当年纪青青的时节,便一同徒步从黔省到过云南,又徒步过广东,又向西从宜昌徒步直抵成都。还有一个回教徒郑子参,从小便和我在小学里念书,我在参谋处办事时节,便同他在一个房子里住下。平常人说的多是幼有大志,投笔从戎,我们当时却多是从戎而无法用笔的人。我们总以为目前这一分生活不是我们的生活。目前太平凡,太平安。我们要冒点险去作一件事,不管所作的是一件如何小事,当我们未明白以前,总得让我们去挑选,不管到头来如何不幸,我们总不埋怨这命运。因此到后来姓陆的就因泅水淹毙在当地大河里。姓满的作了小军官,广西江西各处打仗,民十八在桃源县被捷克式自动步枪打死了。姓郑的从黄埔四期毕业,在东江作战以后,也消失了。姓田的从军官学校毕业作了连长,现在还是连长。我就成了如今的我。

我们部队既派遣了一个部队过川东作客,本军又多了一个税收局卡,给养也充足了些。那时候军阀间暂时休战,“联省自治”的口号喊得极响,“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几个题目正给许多人在京、沪及各省报纸上讨论。那个统领官既力图自强,想为地方作点事情,因此参考山西省的材料,亲手草了一个湘西各省自治的计划,召集了几度县长与乡绅会议,计划把所辖十三县划成一百余乡区,试行“湘西乡自治”,草案经过各县区代表商定后,一切照决议案着手办去。不久就在保靖地方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另外还组织了六个小工厂。本地又原有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再加上六千左右的军农队。学校教师与工厂技师,全部由长沙聘来,-般薪水都比本地待遇高些。因此地方就骤然有了一种崭新的气象。此外为促进乡治的实现与实施,还筹备了一个定期刊物,置办了一部大印报机,设立了一个报馆。这报馆首先印行的便是乡治条例与各种规程。文件大部分由那统领官亲手草成,乡代表审定通过,由我在石印纸上用胶墨写过一次;现在既得用铅字印行,一个最合理想的校对,便应当是我了。我于是暂时调到新报馆作了校对,部中有文件抄写时,便又转回部中。从市街走两地相距约两里,从后山走稍近,我为了方便时常从那埋葬小孩坟墓上蹲满野狗的山地走过,每次总携了一个大棒。一个转机

调进报馆后,我同一个印刷工头住在一间房子里。房中只有一个窗口,门小小的。隔壁是两架手摇平板印刷机,终日叽叽格格大声响着。

这印刷工头倒是个有趣味的人物。脸庞眼睛全是圆的,身个儿长长的,具有一点青年挺拔的气度。虽只是个工人,却因为在长沙地方得风气之先,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成了个进步工人。他买了好些新书新杂志,削了几块白木板子,用钉子钉到墙上去,就把这些古怪东西放在上面。我从司令部搬来的字帖同诗集,却把它们放到方桌上。我们同在一个房里睡觉,同在一盏灯下做事,他看他新书时我就看我的旧书。他把印刷纸稿拿去同几个别的工人排好印出样张时,我就好好的来校对。到后自然而然我们就熟习了。我们一熟习,我那好向人发问的乡巴佬脾气,有机会时,必不放过那点机会。我问那本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是什么,他告了我是《改造》以后,我又问他那《超人》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他那时的样子,脸庞同眼睛皆圆圆的,简直同一匹猫儿一样,“唉,伢俐,怎么个末朽?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我只知道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新的呢?”“我知道随园女弟子。”“再新一点?”我把头摇摇,不说话了。我看到他那神气我倒觉得有点害羞,我实在什么也不知道。一会儿我可就知道了,因为我顺从他的指点,看了这本书中的一篇小说。看完后我说,“这个我知道了。你那报纸是什么报纸?是老《申报》吗?”于是他一句话不说,又把刚清理好的一卷《创造周报》推到我面前来,意思好象只要我一看就会明白似的,若不看,他纵说也说不明白。看了一会儿,我记着了几个人的名字。又知道白话文与文言文不同的地方,其一落脚用“也”字同“焉”字,其一落脚却用“呀”字同“啊”字,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少越好,其一写一件事情越说得多越好。我自己明白了这点区别以后,又去问那印刷工人,他告我的大体也差不多。当时他似乎对于我有点觉得好笑。在他眼中我真如长沙话所谓有点“朽”。

不过他似乎也很寂寞,需要有人谈天,并且向这个人表现表现思想。就告诉我白话文最要紧处是“有思想”,若无思想,不成文章。当时我不明白什么是思想,觉得十分忸怩。若猜得着十年后我写了些文章,被一些连看我文章上所说的话语意思也不懂的批评家,胡乱来批评我文章“没有思想”时,我即不懂“思想”是什么意思,当时似乎也就不必怎样惭愧了。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象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总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

我常常看到报纸上普通新闻栏说的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等记载,便想,自己读书既毫无机会,捐款兴学倒必须做到。有一次得了十天的薪饷,就全部买了邮票,封进一个信封里。另外又写了一张信笺,说明自己捐款兴学的意思。末尾署名“隐名兵士”,悄悄把信寄到上海《民国日报·觉悟》编辑处去,请求转交“工读团”。作过这件事情后,心中有说不出的秘密愉快。

那时皮工厂、帽工厂、被服厂、修械厂组织就绪已多日,各部分皆有了大规模的标准出品。师范讲习所第一班已将近毕业,中学校、女学校、模范学校全已在极有条理情形中上课。我一面在校对职务上作我的事情,一面向那印刷工人问些下面的情形,一面就常常到各处去欣赏那些我从不见到过的东西。修械处的长大车床与各种大小轮轴,被一条在空中的皮带拖着飞跃活动,从我眼中看来实在是一种壮观。其他各个工厂亦无事不触目惊人。还有学校,那些从各处派来的青年学生,在一般年轻教师指导下,无事无物不新的情形中,那分活动实在使我十分羡慕。我无事情可作时,总常常去看他们上课,看他们打球。学生中有些原来和我在小学时节一堆玩过闹过的,把我请到他们宿舍去,看看他们那样过日子,我便有点难受。我能聊以自解的只一件事,就是我正在为国家服务,却已把服务所得,作了一次捐资兴学的伟大事业。

本军既多了一些税收,乡长会议复决定了发行钞票的议案,金融集中到本市,因此本地顿呈现空前的繁荣。为了乡自治的决议案,各县皆摊款筹办各种学校,同时造就师资,又决定了派送学生出省或本省学习的办法。凡学棉业、蚕桑、机械、师范以及其他适于建设的学生,在相当考试下,皆可由公家补助外出就学。若愿入本省军官学校,人既在本部任职,只要有意思前去,即可临时改委一少尉衔送去。我想想,我也得学一样切实的技能,好来为本军服务。可是我应当学什么能够学什么,完全不知道。

因为部中的文件缮写,需要我处似乎比报纸较多,我不久又被调了回去,仍然作我的书记。过了不久,一场热病袭到了身上,在高热胡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象斧劈,鼻血一碗一滩的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感谢一切过去的生活,造就我这个结实的体魄,没有被这场大病把生命取去。但危险期刚过不久,平时结实得同一只猛虎一样的老同学陆 ,为了同一个朋友争口气,泅过宽约一里的河中,却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卷下淹死了。第四天后把他死尸从水面拖起,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我闷闷沉沉的躺在床上,在水边,在山头,在大厨房同马房,我痴呆想了整四天,谁也不商量,自己很秘密的想了四天。到后得到一个结论了,那么打量着:“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我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的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到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作一个警察;作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作别的好打算了。

当我把这点意见,这样打算,怯怯的同我上司说及时,感谢他,尽我拿了三个月的薪水以外,还给了我一种鼓励。临走时他说:“你到那儿去看看,能进什么学校,一年两年可以毕业,这里给你寄钱来。情形不合,你想回来,这里仍然有你吃饭的地方。”我于是就拿了他写给我的一个手谕,向军需处取了二十七块钱,连同他给我的一分勇气,离开了我那个学校,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