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就是拉帮结派关系。搞小团体、拉山头是人身依附关系的“近亲”。头不同派系不同，不同的官员有不同的队伍。有的则以老乡名义相聚，或以同学关系融合。执政党历来主张干部选拔要“五湖四海”，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山头、拉帮结派现象。和珅在人称为二皇帝时，无数人都被收入他的囊下，这让和珅如虎添翼。官官相护、互相利用、相互包庇是小团体主义的表现，它们严重阻碍反腐败工作开展，因为，小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出了问题，其他成员就会利用自己构建的社会网络，为该成员走关系、借人情、上下活动，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维护小团体利益。而小团体的社会网络顶端越高，网络实力就越强，就越不利于开展反腐败工作，现实也表明包庇袒护团体内部成员的腐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庸俗交往关系。拉帮结派必然产生少数领导干部之间庸俗化的交往关系，主要表现有：第一，酒肉关系。部分领导干部讲究迎来送往，热衷于灯红酒绿，频于应酬。用公款建立起的酒肉关系，不仅浪费惊人，而且败坏党风政风，还会损坏参与者的身心健康。第二，庸俗的娱乐关系。少数干部常常以各种名义聚集在一起，动辄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有的还通过违背规定的娱乐活动彼此结识、形成小圈子，将大量时间荒废在不健康的娱乐上，助长了奢靡颓废之风。第三，互相吹捧。少数领导干部八面玲珑善于见风使舵、随风倒，精于溜须拍马、察言观色；彼此之间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文过饰非。上级一味表扬下级，下级不顾事实吹捧上级，为上级打掩护，排除困难。这种庸俗关系不利于干部健康成长，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
行贿受贿关系。为仕途更加光明、多点筹码，有人选择行贿手段获取权臣的欢心，而不是选择兢兢业业、真抓实干，靠实绩来实现升迁。因为许多官员知道，和珅爱财胜过爱才，在贿赂面前，和珅是受不住诱惑的，金钱与奇珍异宝是他最喜欢的东西。行贿人要通过金钱财物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此，行贿者和受贿人之间就形成一个畸形人际关系网络。有的官员通过行贿搭建关系网，积累社会资本，为自己的升迁铺路，有的官员则通过受贿聚敛财富，积累自己行贿的资本。这样明目张胆的爱财与腐败致使劣官当道，良官无处可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悲现象。
这些畸形的关系给和珅带来了极端的权利与财富，物极必反，也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毁灭。贪极一时红极一时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乾隆的死期也是和珅的死期。因为，看不惯和珅的人早就将和珅恨得牙痒痒了！
§§§第五节 和珅从反腐先锋变巨贪的警示
人一旦飞黄腾达就容易得意忘形。孔雀骄傲开屏时候也会露出自己的缺点。越张狂越容易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何况，人的欲望又是无止无尽的。一旦得到，总想得到更多。这样就容易成为往一个无底洞里掉。最终自掘坟墓毁灭了自己。
和珅是在清朝被揭发出来并且遭遇处死的极大贪污腐败分子。这样一个人，曾经也是 “反腐败”的先锋，查获一桩桩腐败案件，并得到乾隆皇帝的高度赞赏。和珅从一个“反贪能臣”沦落成为清朝第一巨贪，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值得很多人深思探讨，更值得许多人的警醒。
现在，人人都只道和珅贪名，污点已经抹杀掉了他曾经清正廉明的光辉。没有人还会重视，和珅并不是一当官就走上贪途。并且，他也曾经是个有理想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他也曾有过“辉煌”的反腐经历。和珅乃是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19岁时，他袭世职，成为皇宫侍卫，并且只用了7年时间，他就登上了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的高位，这种传奇的升迁速度令许多人都只能望洋兴叹。
和珅学识渊博，心机城府极深，又为人机敏，能言善辩，“遇事机牙肆应，尤善揣人主喜怒”，他聪明灵巧，遇事从不墨守陈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遇见问题当头解决快准狠。最重要的是他特别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实干大才。何况他还很善于理财，能充分满足乾隆皇帝的私心，怎么能让统治者不欢喜呢？因此，他仕途显贵，刚在乾隆皇帝面前冒出水面，就得到重用，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才25岁，便做到了御前侍卫兼副都统，跟随在乾隆身边，大秀了一把聪明才智，于是第二年，就被提拔为“六部之首”的户部的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
和珅的升迁是火箭式的一路冲天，在《清史稿？和珅传》中，作者用了“骎骎向用”四个字形容和珅升迁之迅速。乾隆四十八年（1783），才33岁的和珅被任命为协办大学士。过了三年，和又被委任为文华殿大学士。在清朝，人们都称呼大学士为“相国”，因此和珅又被人称为 “和相”。
乾隆四十五年（1780）正月，和珅在乾隆面前大显身手，成功办理了李侍尧一案，那一年，和珅还是一个治贪能臣。
当年乾隆早就听说李侍尧在外面贪污受贿胆大包天，但海宁为李侍尧掩护，一口咬定传言不实。乾隆认为海宁没有说真话，大发雷霆，把他交到交军机处严讯。于是海宁不得不说出实情，供出李侍尧在总督任内借办贡品和修房屋之名勒索下属一系列罪行。乾隆听后立即派和珅、喀凝阿（一作喀宁阿）乘驿站的快马赶往云南查办李侍尧，并查封了李侍尧在京城的房屋家产。和珅到云南后，先是选择了李侍尧的“仆人”张永受作为李侍尧案的突破口，刑讯张永受，一番严刑拷打，逼得这仆人交代了李侍尧的罪状：借办贡品和派人回京城修房屋之名，向下属勒索银两；将珍珠卖给下属，收取银两后，又索回珍珠，勒索下属银两共计3万余两。
案子水落石出，李侍尧被革职拿问，和珅将其解京审讯。那些送银子给李侍尧的下属们一并革职，审问定罪后，均被送新疆伊犁充当苦役。李侍尧在云南的住所被查抄，计金银、珠宝、洋货、名画共901项，由和珅押解进京。
办了一桩漂亮的案子后，和珅深得乾隆帝赞赏。和珅向乾隆帝奏报道：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官库多亏空银两，亟宜清查、整顿。乾隆帝听后本来想派和珅为云南总督，但考虑到云南前任总督李侍尧是和珅查办下台的，这个节骨眼上由他去，似乎不大合适。于是改由福康安接任云南总督。在回京的路上，和珅就被提拔为户部尚书、议政大臣。和珅完成使命，向皇上汇报情况，言及云南食盐管理、钱币制度、边境事务，无不头头是道，说得皇上大为欢心，当即要授予和珅御前大臣，兼都统，并赐婚其子丰绅殷德为和孝公主额驸。可以说，成功查办李侍尧这案，让和珅美名传天下，一时间风光无限。
但人的欲望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和珅在飞黄腾达之后开始结党营私，贪污受贿，利用职权疯狂搜财，甚至利欲熏心厚颜无耻自己放下尊严做生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说其向各州县索贿，各州县仓库储存的银子严重短缺。乾隆帝又命和珅与左都御史刘墉至山东调查审问，并且派了钱沣同行。
这次案件不同于以往。国泰是和珅的党羽。所以，和珅此次需要搬起石头砸自己人。钱沣深知这其中复杂关系，于是提前几天微服私访到到良乡。路上见有官员的仆人乘好马经过，暗中跟踪下去，才知道那是和珅府上的人。钱沣将这人截住搜身，得到一封国泰写给和珅的密信，信里用了许多隐语，意思可能是已借银填补官库亏空。
钱沣得此密函立即向乾隆奏报。和珅知道这件事没有挽回余地了，也没办法去保住国泰，先撇清自己是最重要的。
《清史？和珅传》里写道：“和珅阴袒国泰，既至盘库，抽视银数十封，无阙，即起还行馆。”也就是说，和珅到官库抽查了几十锭银子（官银50两为一锭）。粗粗一看就返回下榻行馆。打算敷衍了事。
但此时此刻，左都御史刘墉、钱沣下决心追查到底并提出来封库，和珅不好说不行，只好封库。次日再把库银仔细查一遍，果然检查出银子成色与官银不同，全是从商人那里借来充抵的。国泰等人立马被判斩立决，乾隆帝下令改为斩监候，关进刑部大狱。新任山东巡抚明兴递上奏疏，说排查山东各州县仓库，总共短少银子200多万两，都是国泰、于易简在任时所造成。于是，国泰、于易简二人在狱中自杀。
国泰倒了，但乾隆并没有治和珅的罪。甚至再也没有多提一句此事。
尽管这件事让和珅虚惊一场，但他并没有因为国泰东窗事发而悬崖勒马，相反，他渐渐变本加厉，凭借手中这杆权力，他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陷害了许多好人，也让许多恶人横行官场。那些不顺从他的人，他设法使皇帝对之印象变坏治罪；那些向着他的人，即使犯错，他也想方设法在皇帝面前说好话。因此，官吏们知道，投奔和珅就等于投奔了大靠山。一时间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全为讨好和珅。
清人昭梿《啸亭杂录》一书写到：山东历城某县令到京求见和珅，只为一见做日后夸耀资本。他向和府看门人贿赂2000两银子，才被允许跪在和府大门口等候。和珅回府时，在车中见到了跪者，并得知他乃七品芝麻官，呵斥道：“县令是何虫豸，亦来叩见耶！”
和珅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和珅，七品芝麻官在他眼里形同于无。只因他这时地位太高身份太贵。他集军事、行政、财政和民族、外交、文化、教育大权于一身，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物极必反，正应极权在手，导致他从反腐能臣沦为巨贪。嘉庆四年（1799）正月，乾隆帝刚驾崩。嘉庆帝立马下诏宣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并赐死。
和珅死后查抄出来的家产之巨，嘉庆皇帝都瞠目结舌。不过具体数额到底是多少，至今也没有一个精准的说法。当时大清国一年财政收入就6-7千万两银子。和珅个人财产相当于当时全国10倍以上年财政收入。您说，他是不是清朝第一贪？
现在，高官落马之事屡见不鲜，许多当官者以前兢兢业业工作。一旦得到机会重用，权力范围扩大。在诱惑面前没有把持住，官派腐朽作风渐渐现形，将前车之鉴忘得一干二净，，甚至用原则做交易、拿权力当筹码，到最后惨遭法律与人民的制裁。其实很多人与和珅的人生经历是很类似的，从防贪到自贪、从能臣到蛀虫、从肃贪到巨贪，一步步的沦陷导致一步步的转变，直到自己给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生命画上悲哀的终结符号。这很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和警钟长鸣。
阴阳相生物极必反，老祖宗说得对。而那些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放纵权势的“天马行空”，最终也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被时代与人民所抛弃。为人要善于自省，时常引以为鉴，只有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经常洗心面对这个世界，不要有太多贪欲，才能将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长更远。
和珅一生，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