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和珅官场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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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二皇帝”的官场人际(2)

后来甘肃民怨越积越深,爆发了苏四十三的起义,乾隆派阿桂领兵前去镇压的时候,阿桂将捐监的实情禀报了乾隆,乾隆知道后大发雷霆,质问和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面对这样的情况,和珅是这么回答的:奴才到达甘肃之后,确实细细核对过府库帐目,并没有发现什么虚假不实之处,现在想来,一定是奴才无能,受了蒙蔽,那些粮仓,未必即是捐监的粮仓。

乾隆当然不是傻瓜,在这样重大的事情上,肯定不会让和珅这么简单的蒙混过去,于是便责问他是不是收了什么贿赂所以才谎报情况。和珅为了逃脱险情,装作惴惴不安的样子对乾隆说:奴才确实收下了勒尔谨送与的四颗宝石,因为这几颗宝石实在是太好看了,奴才想,这样的宝石要是公主佩戴,必是好看,这才收下,现在已经在后宫公主处了。现在回想,奴才当时是有些托大,被陕甘的官员稍一吹捧,就有些飘飘然了,那帐本仓库必定是他们假做的。肯请皇上治奴才不察之罪,和珅说完这些话自己连忙跪地请皇上治罪。

乾隆听了觉得和珅说的也有道理,地方官一个奸滑狡诈,那时和珅初次办案,又年青气盛,捉弄于他也是很有可能的。由此看来和珅这次也当属于无心之过,也不能全都怪到他头上去。就这样,一桩天大案子,到了和珅这里变得轻如鸿毛了,原本应获得重罪的和珅也在花言巧语下化险为夷。

所以和珅也是个聪明人,他总是在乾隆正式发难之前,先给他造成一种与已无关的假象,要么自己早就发现了别人举报的案件,要么自己就是被人蒙在鼓里,不知而不罪。再重大的责任都被他推脱得干干净净。并且还能给乾隆留下好印象。

和珅这一招之所以屡试不爽,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乾隆皇帝心中偏袒和珅,别人在他面前告和珅的状,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过是和珅得恩宠太多,遭人嫉妒,所以先不考虑人家告状的内容就先对告状人产生怀疑了。等到和珅一巧妙辩解,见有理有据,合情合理,马上深信不疑,哪怕铁证如山,乾隆也很难治罪和珅。而乾隆对和珅的偏袒,表现最为突出最具体的事件,恐怕还是前面提到的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管家刘全一案。

五、揣摩圣意登峰造极

和珅侍君二十五载,成为乾隆晚年须臾不可离的人物,他细心侍奉,亲自与侍卫一起给太后肩舆,身为宰相,在朝上为老迈的皇帝接唾,可以说,和珅受到了乾隆极度的信赖与恩宠。

关于和珅是乾隆帝的知己,民间还有一个传说。乾隆三十年(乙酉年)乾隆帝出完了贡士的考题,让太监将《四书》送还内阁。和珅向这位太监打听皇帝出题时的情状,太监说,皇帝捧着论语的第一本,从头翻到尾,这才微笑着欣然命笔。

太监只不过短短数语,和珅却从中窥到了机密,他翻到最后几页,深思良久,猜出是从“乞醯焉”这三个字上出题,因为“乞醯”二字,嵌有“乙酉”两个字,与这一年的干支暗和。他把这个秘密泄露给某些人,结果这些人果然考中。而和珅的读心本领由此可见一斑了。

乾隆帝非常疼爱他的小女儿和孝公主,因为这个公主与他长得非常像。乾隆常常对和孝公主说:“你可惜不是个男孩,要是男孩的话,我一定立你为太子。”和孝公主刚毅坚强,不比一般女孩子柔弱,据说她十多岁就能拉弯十石硬弓,乾隆对这个女儿非常宠溺。

和珅为了让乾隆开心,总是想方设法地讨好和孝公主。有一次,他们去圆明园游玩,圆明园福海之东有同乐园,皇帝每年赐大臣在这里观剧。乾隆年间,每到新年,园中还设有一条买卖街。这条街上,凡古玩估衣,茶馆酒肆,一切应用之物,应有尽有。这些走买坐卖的,都是那些专门为宫中办事的皇商经营。

一日,和珅陪同乾隆帝和和孝公主来到买卖街闲逛,走到一家店铺门前,和孝公主见到一件大红呢夹衣,微露喜欢之色,和珅立即以二十八金的高价把那件衣服买了下来,进献给公主。以后,和珅更能攀龙附凤,成为皇帝的儿女亲家。他将女儿嫁给宗室子弟。乾隆帝为他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丰绅”为满语“福泽”之意),得尚乾隆帝的爱女和孝公主。和珅可是权势熏天了。

也许有人认为,自乾隆三十九年于敏中结交太监高云从的事件暴露后,乾隆帝就一直想找一个在拟旨方面可以取代于敏中的人。而恰逢此时,和珅从众人之中遂脱颖而出。当时在中国的英国使臣也写到在乾隆帝出行的时候,“和中堂紧随着皇帝御驾后面”,“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宗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和中堂的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和珅平步青云,得宠于一身,其升迁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乾隆帝的内弟傅恒。当年傅恒在乾隆五年任蓝翎侍卫,两年后迁内务府大臣,而和珅在受乾隆帝赏识一年后由侍卫升为内务府大臣;傅恒从乾隆五年担任蓝翎侍卫到乾隆十年入值军机,用了五年的时间,而和珅却只用了一年。

乾隆帝特能作诗,喜欢触兴吟诗并到处题诗,不过并不是所有诗都是乾隆亲力亲为,也有不少由词臣代劳,和珅就是词臣之一。和珅能在众多词臣之中讨得乾隆喜欢的方式就是大肆赞扬乾隆。他说:“皇上万机之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作诗万首,却没有一首有名的诗是他留下来的。

乾隆帝上朝时,咳嗽吐痰,和珅立即“以溺器进之”。这件事本来是御前侍卫做的事情,和珅当然做得很好。由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和珅与乾隆帝之间的关系的亲昵成分。当年汉武帝用儒者孔安国做侍中,执掌唾壶,因为可以与皇帝零距离接近的缘故,时人都以能跟皇帝如此亲近接触是一件极有面子的事。和珅此举,当然令满朝文武羡慕。

当然,和珅并不是此举的开创者。北宋有一位奸臣丁谓也做过类似和珅这样的事情,一次在中书省进餐,宰相寇准的胡须沾上不少菜汤,参知政事丁谓起身替他擦拭,寇准笑着说: “参知政事是国家的大臣,怎么能干出为长官擦胡须的事呢 但是不可置疑的是,越亲密越容易分享到权力的滋味越能拉近与君之间的距离。

康熙可谓明君,乾隆好大喜功,常常喜欢拿自己与康熙帝做比,也常常把自己比作康熙。所以,他认为康熙帝六下江南是应该的,他自己也喜欢游山玩水。应该向康熙仿效。乾隆南游路线也是沿着康熙帝当年南下的路线。

然而南游耗费巨大,正直的大臣如纪晓岚就劝乾隆帝不要出游了,被乾隆骂一个狗血喷头。和珅知道皇帝的喜好,则跟纪晓岚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对皇帝爱出游极力赞成。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时起,乾隆就把理财的重任交给了他。和珅负责为乾隆帝理财,必须保证银子花的跟淌海水似的,又永不枯竭,皇上才高兴。和珅是捞钱能手,工作很称职,于是更加得到乾隆帝的赏识。

现在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乾隆帝六次南巡,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巨大耗费,是乾隆后期国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珅的贪赃枉法。皇帝的开销由内务府支出,当内务府不敷支出时,和珅可以用崇文门的关税所得供内务府开销。

和珅为皇帝筹款要督抚“贡献”,羊毛出在羊身上,钱最后还是得老百姓分担。而地方官吏层层摊下去,某些地方官吏甚至借机多捞。有的官员说: “我之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州县恃督、抚、藩、臬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得其半。初行尚有畏忌,至一年、二年,则成旧例,牢不可破矣”。

六、和为皇家弄钱甘愿背黑锅

和珅为皇家弄钱的另一手段是把其他官员的财产抄没归公,当然是抄罪臣的家。官员们贪污受贿后终归要把钱财运回老家,或购田建宅,或藏匿转移。雍正帝时期,就大兴抄家之风。在这方面,乾隆帝也不甘落后。被查抄的财物不管是侵吞的公帑,还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一律收入内务府库,成为皇家财产。

和珅经手的抄家案子甚多,他的精明手段很能称乾隆帝的意。比如,乾隆后期最大的一起贪污案,乾隆四十六年,清查甘肃布政使王亶望为首的侵吞“监粮”案,就为皇家回收了300多万两白银。除了银子,还有乾隆帝喜欢的珍宝字画等。

乾隆四十五年,在和珅的提议下乾隆帝批准创立议罪银法。根据官员的罪行轻重罚银赎罪。这主要是针对地方官员而设的,但议罪的对象也包括富裕的商人,因为他们更有钱。议罪银收入,大部分解归内务府广储司供皇室消费,少部分留在地方作水利工程等用途。承办和追取议罪银的,是军机处专门设立的机构“密记处”。密记处由和珅直接负责,秘密进行。这也算是和珅做户部尚书为皇家搞的一项创收。

吏部对罪官正常的处罚是罚俸和停发养廉银。名义上议罪银是比吏部所主管的公开罚俸制度更轻的处分,但在实际上却更严厉。因为罪官出多少赀赎罪,没有一定的标准,由罪官自定。罪官为保险起见,也多自愿从重认罚。乾隆帝抓住罪官的这一心理,让罪官自报认罚的数量,由官员本人自己评估官缺肥瘦及收入多寡,谁敢少报呢?其经济惩罚自然要比停发养廉、罚俸重得多了。皇帝雅好字画古玩,缴纳艺术品也能博取皇帝欢心。和珅积极推行议罪罚银法,为乾隆帝聚敛了大量银子和艺术珍宝。乾隆帝真是精明透顶了。

为了从官员身上弄更多的钱,一些官员交纳议罪银均由和珅代奏代办,议罪银的数额虽说是由罪官自定,罪官也要大致了解皇帝的胃口,自己尽量少损失而又能满足皇帝的胃口最好。这就要从乾隆帝的知己和珅那里摸清皇帝的底牌,为此他们也要贿赂和珅。这样,岂不是要交两份罚款了?如果不交两份罚款,和珅必然会在皇上面前给罪官上眼药,那么,乾隆帝就会不满意罪官自认的罚款。如果和珅替罪官说上几句好话,就可以继续任职,甚至能补上更大的肥缺。这又成了一个新的陋规。当年,雍正帝极力铲除陋规,如今乾隆帝却又制造陋规。

和珅提出议罪银制度,为皇帝带来数不清的实打实好处,因此自从这项制度实施以来,和珅的权力和财富都大大膨胀了。为了遏止和珅,并使官员们的贪污行为有所节制,乾隆五十五年一月,内阁大学士尹壮图上奏说:“近来朝廷的有些严罚示惩,反而近于宽纵。如督抚自蹈愆尤,不予罢斥,不过罚银数万,以充公用。因有督抚等自请认罪罚银若干万两者,得到宽免。在桀骜之督抚,借口以快饕餮之私。即清廉自矢者,不得不靠属员资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不得不曲为属员庇护。是罚银虽严,不但不能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忽易与之念。臣请永停罚银之例,将罚项改为记大过若干次,如才具平常,或即罢斥,或量才予以京职,不许再任外职。”

尹壮图说得句句在理,陈辉祖确实就是因为其弟侵吞冒领赈济银两,自行议罪,认罚3万两银子,因不堪重负,才去侵吞1600两银子。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姓富察氏),勒索属员白银8万两,国泰的父亲文绶在一年前缴纳的议罪银恰是8万两。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是昭然若揭了,不过,尹壮图的陈恳上书并没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够重视。

都是为大清江山社稷服务者,尹壮图身为臣子,提出对议罪银的异议,出发点是吏治的清浊。乾隆身为皇帝,身负治国之责,出发点却是财源的创收。乾隆帝反驳尹壮图说: “督抚等坐拥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议罚充公之项,一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亦不过偶尔行之,非定例也。”贪官污吏所谓的罪行,归根结底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经济上惩罚他们,也必然更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记大过,没有银子入府库,就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到了乾隆晚期,政绩与银子是画等号的,只要有银子往上交就好,对于督抚,只要自己出钱就可以“稍赎罪戾”。那么,“罪戾”与政绩也就混淆了。

很多人认为,乾隆到了后期,其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候那个意气风发锐意进取的坦荡君子,晚年实行的政策也与青年时期大相径庭。

乾隆二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说,对于地方官员的亏空,限内完赃减等条例将使他们更加肆行无忌。当初他曾批评那种看重经济政绩,而轻视教化政绩的治国思想。从表面上看前后有巨大的变化,其实本质上来都是一样的。所谓“君者为人伦之极,五伦无不系于君”,“臣奉君;子奉父;妻从夫,不可倒置也”。(《清实录》乾隆十一年六月)这话是他年轻时期说的,这就是乾隆帝一以贯之的君主为国家主体的思想。

乾隆帝文过饰非而不许臣工批评,忠言逆耳,他对于尹壮图大为不满,要尹壮图就奏疏中所说督抚中有人“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派令资助”,据实参奏。尹壮图回奏说: “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各省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当年,康熙帝提倡风闻上奏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然而尹壮图用这话答复乾隆明显顶撞了皇上,惹皇上不高兴了。

尹壮图是个清朗正值的人,熟读四书五经,不比和珅圆滑世故。因此尹壮图将所思所虑用之于治国;和珅的目的不过就是讨好皇上迎逢皇上,包括他的弱点。尹壮图说吏治有问题,乾隆帝认为是对当今太平盛世的诬蔑。这本不是同一件事,因为尹壮图的得罪,乾隆帝故意混淆两者的区别。无非不满此人以势压人。

从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至五十六年二月,乾隆帝连降十余道谕旨打压尹壮图。很多人以为乾隆帝被和珅蒙蔽,不了解民不聊生的现状。事实上,乾隆是个聪明人,他对实际情况其实是清清楚楚的。

为了反驳尹壮图,乾隆还命尹壮图随户部侍郎庆成到各地去“盘验仓库”,以确证现在是否为小康社会。尹壮图要求“密往访查”亏空,才能得到确实情况。乾隆帝却说是“无此政体”。又说:“即使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启程信息,早已设法弥补”,所以,压根也没什么好查的,不过是故意为难尹壮图。

庆成奉命出差并且沿路有驿站的接待,按品级支取廪给。尹壮图是“自请盘查之员”,只供驿马,不得支取廪给。尹壮图沿途辛苦窘迫不堪。陪着庆成到处观察大好形势。首先在山西大同盘查仓库,结果自然是“丝毫并无短少”。再历时四十天从山西赶到山东、直隶、再往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