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荣谋叛被杀事件，其实是军中两派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赵继祖痛悔没有早日举事，说明他们可能至少在郭天爵谋叛被杀时期就预谋除掉朱元璋，只是一拖再拖，直到平叛归来才寻机下手。之所以如此，个中除了邵荣生性优柔寡断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自己在此次平叛战争中提高了威望，同时也觉得浙东、江西两次大规模叛乱动摇了朱元璋的根基，是下手的好时机。然而，朱元璋也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纵观他对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颇有将计就计，甚至提前设局之嫌：风吹旗帜触身便更换服装改道而还，派巢湖水军和元朝降将而非濠州故人出身的亲信将领“邀饮擒之”，这些处置方式显得从容老辣；以置酒相询，“太祖亦泪下”，则可显示自己的无辜并反衬对方的忘恩负义；“不欲即诛”既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的胸襟，同时又让诸将表态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结果，对手果然如套，在朱元璋表演“泪下”这种猫戏耗子的把戏时，邵荣还萌生出侥幸之心，只有赵继祖明白他们必将面临“床下死”的下场，故而“惟痛饮”。
？ ？ 解决了邵荣等人，郭子兴旧部的独立势力便不复存在。此后，朱元璋虽然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数度陷于危境，却再也没有遭遇过来自内部的挑战，直至顺利完成统一大业。从这个意义上讲，邵荣叛乱事件可以视作乃朱元璋有意放纵的结果。在连遭外部叛乱的危急关头，朱元璋仍然能够从容不迫地清洗内部的异己势力，以损伤自家元气换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与他日后大肆屠杀功臣宿将、以牺牲事业效率来换取江山社稷巩固的策略，可谓一脉相承。
§§§第三节 元朝栋梁察罕帖木儿遇刺始末
应天政权内部的情势如此复杂，其外部的局势也不乐观，这里来说说当前北方的宋政权与元朝政府交战的情况。
前一章讲过，宋政权的实权派人物太保刘福通，通过浴血奋战，反败为胜，将都城迁至汴梁，并派出多路大军攻打元朝。宋政权红巾军的前锋部队一度曾逼近元朝京师大都，一时间全国哗然。汉族地主阶级趁机抱怨和指责蒙古、色目官僚的昏庸无能，借机向政府提出政治上的要求，希望分享更多的权力。元朝各级统治者既害怕国家灭亡，同时又担心权力旁落，便对汉族地主采取一种复杂的态度：既把他们当作走狗使唤，利用他们去镇压各地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又时时不忘猜忌打压他们。
针对这种“倾家事守御，反以结嫌猜”的下场，那些汉族地主们对元廷深感怨恨和失望，纷纷改换门庭，另谋出路，投奔农民起义军。读者知道，朱元璋麾下的冯国用兄弟、秦从龙、陈遇、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等，这些人都来自曾经与农民起义军为敌的地主阶级。张士诚、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等军阀的幕府中，也都有很多这样的人。
许多汉族地主与外族统治阶级离心离德、分道扬镳，尚且不论，随着局势的恶化，蒙古统治者内部的争吵倾轧也日益升级。前文说过，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曾与其母奇洛皇后多次串联大臣，欲废黜惠宗自立；这会儿，甚至个别蕃王也开始觊觎皇帝宝座。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公然起兵与元惠宗争夺皇位，惠宗令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率军前往岭北镇压叛乱，结果失败。次年夏天，惠宗再派知枢密院事老章率兵十万前往平叛，随行出征的还有阿鲁辉帖木儿之弟忽都帖木儿。阿鲁辉帖木儿兵败，其部将脱欢知其势穷，便与宗王囊加、玉枢虎儿吐华等人擒阿鲁辉帖木儿押送京师。惠宗下令将其处死，诏令忽都帖木儿承袭阳翟王爵位。
元朝统治阶级内外交困，照理来说这种形势有利于农民起义军，遗憾的是，与元廷直接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的宋政权红巾军，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这种局势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却反倒由于自身的原因使战争局势发生了逆转。
由刘福通直接领导的宋政权红巾军，与历代大多数农民起义军一样，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纲领简陋，行事草率。宋政权打着一个“弥勒下生”和“明王出世”的口号起家，可是，七八年来，始终没有拿出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仅满足于对元政府的随机征伐。广大农民群众无法从那些虚无飘渺的口号中得到实惠并看到希望，天长日久，便对这个新生政权逐渐失去热情和支持。加之刘福通等人没有在所占领地区建立和实行系统完善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根据地飘忽不定，并不巩固，无法对其军事行动形成长期的战略支撑。此外，军事行动随机草率，数路攻伐大军各自为战，自行其事，且大多数将士生性具有农民的狭隘散漫，甚而至于窝内残杀……凡此种种，便出现一种“兵虽盛，威令不行”的衰败局面，以致于被元兵各个击破。
为元王朝立下这个汗马功劳的将领是察罕帖木尔。至正十八年（1358年）五月，元惠宗升任察罕帖木尔为陕西行省右丞兼河南行省枢密院事，令其全力镇压宋政权的红巾军。察罕帖木儿感戴朝廷恩遇，“益务练兵训农，以平定四方为己责”，他以重兵驻防太行，并分兵屯驻关陕、河洛、荆襄等地，将刘福通的数路大军死死拒于京师大都之外。
至正十九年（1359年）初，已经归降元廷并被授予太尉之职的张士诚，突然派兵进攻占据淮南的永义王赵均用，城破，赵均用北走山东益都，投奔因进攻大都失利而刚刚从河北撤回的东路军毛贵。初来乍到，赵均用重演当年自徐州投奔濠州挟制郭子兴的把戏，与毛贵发生摩擦，并于当年四月寻机袭杀了毛贵。不久，从辽阳赶回益都的毛贵部将续继祖又杀死了赵均用，两部红巾军陷入相互仇杀的泥潭，经过长期相互残杀内耗，彼此都已一蹶不振。
临危受命的察罕帖木尔在经过一年的周密准备之后，向宋政权发动进攻，并于这年五月包围都城汴梁。刘福通虽然多次出击，但始终没有打破元军的包围。坚持到八月，城破，五千多名红巾军被俘，刘福通率数百骑兵拚死保护小明王韩林儿成功突围，再次退守安丰。
宋政权的主力遭受重大挫折，本体动摇。由关铎等将率领的中路军的一个分支部队在进攻大都失利之后，绕道攻入高丽；另一个分支部队则被察罕帖木儿消灭于山西、河北境内。由李武、白不信、李喜喜等人率领的西路军，也在陕西遭到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的强力打击，损失惨重，最后被迫退入四川。总之，宋政权曾经的辉煌，如同昙花一现般凋谢。
此间，在北方红巾军中以山东红巾军声势最大，而山东红巾中又以田丰和王士诚两部实力最强。田丰原是驻防黄河的“义兵”万户，毛贵横扫山东时归降宋政权；王士诚则乃毛贵部将，当年毛贵派他和续继祖跟随中路红巾军进攻山西，后又回到山东。眼下山东群龙无首，田丰便自称“花马王”，王士诚则自称“扫地王“，二者之间同样是互相攻伐不止。察罕帖木儿在占领汴梁之后，得知山东红巾军正自相残杀，于是决定出击山东。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六月，察罕帖木儿调集各路军队大举进攻山东。仅仅两个多月，山东大部分城池都被元军攻陷，占据东平的田丰、王士诚和棣州的俞宝、东昌的杨诚等红巾军将领皆兵败投降，只有济南、章丘、济阳、泰安、益都等少数几个城市的红巾军“与福通遥为声援”。到了年底，济阳、泰安、章丘、济南等地又相继失陷。元廷升任察罕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东行枢密院事、陕西行台中丞等职，令他一时间好不得意！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上半年，元军围攻益都数月，用尽办法攻城，益都在陈揉头等将领的坚守下，始终巍然不动。当时，已被元廷任命为山东行省平章的田丰驻扎在益都南门城外，其间，他多次前往察罕帖木儿营中议事，久而久之，觉得察罕帖木儿为人诡诈傲慢，对朝廷似无忠诚之心，便忿然对左右将领说：“我以山东地降汝，又为汝平海上诸城之不同心者，诚以汝为元朝中兴人物也，今若此，是汉室之曹操耳！使汝为曹操，我岂不可为之耶？”遂生谋弑之意。
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六月，田丰与王士诚私下谋划：“十五日察罕必巡围，我预椎牛酿酒，至日，设席邀其一切幕官、大小部帅，酒行，汝选骁勇带刀，若供给然，两人夹一人，以击鼓为之，自察罕以下皆杀之。”计谋已定，派人与益都城里的红巾军守将陈揉头取得联系，约定届时共同行动。六月十四日傍晚，察罕帖木儿仅带从骑数人前往田丰大营。出发前，诸将认为不可去，察罕说：“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诸将建议多带力士跟随，又不被他采纳。察罕帖木儿一行先到“义兵”头目王信营中巡视，再转到田丰营中。据《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记载，王士诚“其人躁勇，见察罕轻出，意谓得间，带刀入侍。田丰目之使退，其人误以为使之行其所谋，转身自察罕后挥刀，中其肩。田丰知其不可止，遂击鼓三通，城中闻，即开门纳田丰军，遂拥察罕入城，城中人复推察罕为主以拒朝廷。田丰不允。已而，察罕死。”一代名将——元王朝的社稷之臣，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在了叛逆部下的手中。
察罕帖木儿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到京师，朝野为之震动，“朝廷公卿及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元史》）。另据史料记载，元朝那位聪明过人的皇帝妥欢帖木儿不仅是一位工艺设计专家和擅长创新“大喜乐”的淫荡玩家，而且还善观天象。察罕遇刺之前数日，元惠宗通过天象变异，曾对臣属预言“山东必失一良将”，并当即驰诏察罕帖木尔勿轻举妄动。可是，使者未到山东，察罕帖木儿已然丧生，真可谓是天意难违！随后，惠宗诏令察罕帖木儿的养子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等职，承袭其父兵权，继续镇压汉人起义的。
扩廓帖木儿又名王保保，其父姓王，是中原汉人，母亲乃察罕帖木儿的姐姐。王保保少年时期被察罕帖木儿收为养子，后跟随舅舅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其“扩廓帖木儿“之名乃元惠宗所赐，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下文仍使用他的汉名。大家请注意，这位王保保的军事才能绝逊于其舅察罕帖木儿，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令汉族起义军将领吃了尽苦头。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后，想尽办法欲招降王保保却不能遂愿，他曾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钦佩地感叹道：“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这是来自于天下顶尖级对手的由衷称赞，由此可知此人的能力。
王保保接过兵权之后，为给舅舅报仇，同时也为了报答元惠宗的知遇之恩，立即率部向益都发动猛烈攻击。九月，刘福通亲率部队前来救援，被王保保击败。十一月，元兵攻陷益都，生擒田丰、王士诚、陈揉头等人，王保保挖出他们的心肝祭奠舅舅察罕帖木儿。至此，宋政权在山东的据点全部失陷。
§§§第四节 在降元问题上耍花招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佃农家庭，起家于红巾军部队，照情理来说，元朝统治者是其天然的敌人。然而，与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军将领一样，当实力发展到一定地步之后，他也演变成为一名新兴军阀，不再是仅仅忠实于自己原来的阶级。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他也曾主动向元廷递出过橄榄枝。
前面讲过，朱元璋这几年之所以在江南发展得风生水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北方有宋政权小明王的红巾军作天然屏障，使他有了夹缝坐大的空间，正所谓“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可是，一旦北方的宋政权遭遇挫败，这块屏障消失之后，应天北方的门户也随之向元兵洞开，加上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便在朱元璋心中油然而生。为使自己免遭被动，他采取了未雨绸缪的措施。
早在察罕帖木儿与其外甥王保保围困汴梁的至正十九年（1359年）五月，朱元璋就曾派使前往汴梁，主动与察罕帖木儿通好。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八月，察罕帖木儿攻占山东大部，逼降田丰、王士诚、俞宝、杨诚等人之后，中原震荡。当时，朱元璋正谋划西向反击陈友谅，为解除来自北方地区的军事威胁，他再次遣使结援察罕帖木儿，并派人随方国珍到元大都朝贡。欲为自己留条后路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