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桥战役前后，是1师军工生产的全盛时期，作战部队所用的弹药、刺刀、地雷等大多数是自己的军工厂里生产的。
1师军工部于1942年4月，在启东县海复镇成立军工部，罗湘涛任部长（后程望任部长），程望、顾吉祥任副部长。部机关设立工务科、材料科和总务科。程望兼任工务科长，顾吉祥兼任总务科长，吴本祥任材料科长。
军工部下辖修械所、子弹厂和榴弹车间，干部、工人约100人。军工部成立不久，便从海复镇迁往东台县的枯树洋。同年九十月间，日伪军“扫荡”我苏中地区，军工部被迫转战东台、兴化、如皋、盐城、阜宁一带，先后在姜家机米厂、老黄河口大淤尖和苴镇、三乐他等地组织军工生产。
1943年上半年，日军在苏北、苏中一带进行“清乡”、“围剿”。新四军第1师师长粟裕指示军工部为每个连队装备50毫米的迫击炮3门，75毫米迫击炮1门。
为了完成粟裕师长交给的任务，军工部派张渭清等去上海，利用吴淞口“宝丰鱼行”的帮会关系采购军工物资，同时利用地下党关系将300门迫击炮的闷头、6根炮管，在上海一家机器厂秘密加工后运回军工部。张渭清等从1942年到1944年共采购钻床、铣床、刨床20多台，无缝钢管1000多尺，白铁管1万多尺，还先后动员150多名技术工人来1师军工部工作。由于领导重视，材料有来源，兵工战士们艰苦奋斗，创造了日生产迫击炮弹100发的最高纪录，有力地支援了部队作战。
1944年1月，军工部从枯树洋搬迁到宝应县林上庄。这里环境安定，军工生产迅速扩大，生产了73毫米口径的轻型迫击炮50门、52毫米口径的270门和大量炮弹，创造了1师军工生产的全盛时期。
兴化解放以后，1师缴获了伪军刘湘图一个修械所，使自己的军工厂设备增多，人员也扩大了。全体干部、工人570余人。不久，军工部迁入油坊头开展生产。1945年12月，程望、罗湘涛奉命带领技术骨干近20人，前去山东组织军工生产。
1旅军工生产发展是迅速的。到抗战快结束时，职工已有400多人，工作母机六七十台，月产各种炮弹2000多发，手榴弹1万枚，刺刀5000把，以及子弹、地弹、信号弹等各种炸药等。
1944年到1945年，1师1旅军工科还造出了三角刺刀、地雷、40、50、60、82毫米迫击炮弹、75毫米平射炮和炮弹，同时，还生产了一种多用途弹和雷汞、多种引信、炸药、引爆药、发射药等。
对此，1旅炮弹厂主任吴文毅曾对1旅在抗战结束前夕的军工工作作了回忆：
1943年冬，1师1旅又成立了炮弹厂，由我任主任。为供应部队武器弹药的需要，生产了多种军品。
1.制造40、50、60、82毫米炮弹。
这几种炮弹只是大小、尺寸不同，式样、结构、工艺操作、装配和炸药等都大体相同。弹体是铸铁的，引信是铜铸的，尾管是无缝钢管加工的，尾叶是用铁皮冲的。炮弹的炸药起初是用黑色炸药，1944年下半年开始装梯恩梯炸药。这种炸药是从敌人鱼雷和遗弃不响的炸药中拆取的。为使用这种炸药，我们自制了雷汞和雷管。炮弹的发射药和药包用药是旧电影片代用的，为轧碎电影片，还自制专用轧药机。
2.生产一弹多用弹。
我们在造出了40、50、60毫米小炮弹和82迫击炮弹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种多用弹，它可以当手榴弹、地雷、枪榴弹和炮弹使用。多用弹主要是引信的引爆方式与一般炮弹不同，它不是落地触发爆炸，而是用导火索定时爆炸，时间控制在7秒钟。
我们造出20发送司令部，作手榴弹、地雷、枪榴弹和炮弹四种用途的表演，打了十余发，发发成功。在场的人员都喜冲冲地说，从未见过这种弹。尤其是当炮弹用的表演，能在空中爆炸，大家更欣喜。剩下的几发，大家都争着看，有的干脆拿跑了。
多用弹四种用途的使用方法是：当手榴弹用时，只要将弹的保险销拔掉，把弹的引信撞针处对准地上或者枪柄上敲一下，随即掷出去就会爆炸；当地雷用时，弹上不装导火索，拔掉保险销，把弹埋入土中，在弹的撞针上放一块木板，木板上再铺些黄沙伪装，只要敌人或敌车压上木板就会爆炸；当枪榴弹用时，不装尾管，拔掉保险销，便可放入枪榴筒内发射，发射出去到7秒钟时立即爆炸；当炮弹用时，将保险销拔掉，放入炮筒内就可发射，发射出去7秒钟爆炸。因炮比枪榴筒打得远，故这种弹一般离地面10米左右在空中爆炸，不仅霹雳震耳，而且弹片从空而下，杀伤力很大。
在一次战斗中，我军用上了这种多用弹，它在天上、地下，前后四面开花，吓得敌人四处奔跑，战斗结束时俘虏们说：“你们打的什么武器？一会儿空中炸，一会儿地上炸，有时落弹不炸，跑去看看，它又突然炸了，好似有眼睛，哪有这种炮弹的？搞得我们晕头转向，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3.生产三角刺刀。
1943年冬，我们经常收到前方交来弯曲报废的扁刺刀，一些战士反映扁刺刀经受不住与敌拼刺格斗。我们受三角刮刀（工具）的启发，先用铁轨材料试制了5把三角刺刀，送到司令部给首长看。当时来看的指战员很多，一致认为三角刺刀比扁刺刀好。首长给了我们一番鼓励，并以正式军品任务下达。我们回来后，又自制了两套专用设备，共有3套设备投入生产三角刺刀，每天生产20多把，连续生产了半年，分区部队的步枪上都配上了三角刺刀，若羞运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4.试造地雷。
1944年上半年，司令部又要我们生产地雷。地雷有踏（压）雷、拉雷、电雷、触雷等多种。我们生产的主要是前两种，因为它们最实用。电雷虽然试制成功，但不方便，未大量生产。我们生产的地雷形状是扁圆型，像圆南瓜，有三五斤、10斤、20斤重几种，也有一种像大型手榴弹状的，装药全用黑色炸药。
地雷造出来后，要试验一下，看看威力如何？这时金祝安同志讲了，这样大的东西白白炸了可惜，还是拿到公路上去炸敌人的汽车吧！大家都拍手说好。当天晚上我们去了4个人，将两个地雷用扁担挑着跑了15公里路，到了公路旁，已是深夜1点了。我们将两个地雷相距10米左右在公路上埋好，快两点了，4人就在离埋地雷处约200米地方隐蔽等着。到天快亮时，敌人的一辆吉普车过来了，开到埋雷处，只听一声轰响，吉普车像兔子似的屁股向半空一跳，又像要跑的样子，第二个地雷又触发响了，吉普车再也不动了，好似一口棺材放在地上。一连双响，试验成功了。
5.生产75滑膛平射炮。
1944年秋，分区司令部首长对我们说，别的师已将迫击炮改制成平曲射两用，你们能否也试试？并叫部队拿来一门迫击炮，要求不准搞坏，试不成仍交还部队。我们对这门迫击炮反复琢磨，觉得要改制，炮筒上非装部件不可，要装总要打孔，但万一改制不成，打了孔就难恢复原样了。最后，我们研究干脆自制一门平射炮，这样，迫击炮还可早日归还部队。
自制平炮射，最大难题是做炮管和两根碗口大的座力弹簧，其他如炮闩、炮架、炮轮、炮座和底盘等部件都比较容易。那时只有一台四尺脚踏车床，要加工大炮管也难，加上又搞不到大口径的无缝铁管，但我们打破常规，群策群力，终于以简便的方法造出了炮管。
我们在农村中找到了一台25马力的老式柴油机，机上有回气管，是钢管制的，口径有75毫米，壁厚3～5毫米，就将这种管子锯成1.4米的炮管长度。厚度不够，达不到耐压要求，我们用带有锥体的钢套将管子外径加厚，一根炮管加14只钢套。钢套是用铁路钢轨锻成的，每只宽约10厘米，用“红套”套上。炮架上的座力弹簧也是自己动手土制的，先将铁路钢轨锻成10毫米的正方形钢材，再在火炉上加温，烧红后慢慢卷成钢圈，即为大炮的座力弹簧了，然后经热处理而成。就这样造出了第一门滑膛平射炮，后又按炮的口径制造了平射炮弹，弹内装的是梯恩梯炸药。
自制的平射炮和炮弹送到部队后，在打姜埝、曲塘等敌据点中显了神威。当时，我厂陈振华同志跟部队一起去，目的是观察平射炮的威力。部队把平射炮靠近敌碉堡处架好，“先礼后兵”，对敌喊话，叫敌投降。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一边京胡、铜鼓、京戏，照拉照唱，一边还嚷嚷：你们新四军没有飞机、大炮，有勇气的上来吃花生米（子弹）吧！我们炮兵不客气了，指挥员命令放，一炮，碉堡上打了一个窟窿，二炮、三炮碉堡就开了个“大门”，什么京胡、铜鼓，什么“和平军”、日本兵都与炮弹同归于尽了。
平射炮虽重一些，但实战效果很好，首长要我们多生产一些，我们在3个月内加班加点造出了11门。这些平射炮在抗日战争大反攻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
6.改进底火帽的生产。
1944年秋天，随着生产品种增加，批量增大，原靠手工操作制造底火帽，每人月产仅几千只，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往往要加班加点，还要增派人员协助，仍不能满足每月要几万只的数量。为突破这一落后状况，我们经反复研究，设计制造了一部制作底火帽的专用设备，只需1人操作，1天8小时就可生产7000只左右的底火帽，抵上2个人的一个半月的工作量，解决了供不应求的局面和影响提高军品产量的难题。
7.制造信号弹。
1945年秋天，为改变通信设备原始，战场上仍靠通信员送信、传达命令的落后状况，我们根据部队指战员的要求，自行设计生产了部分信号弹。自制的信号弹长10厘米，直径55毫米，由弹头、弹体、弹尾三部分组成。弹尾用元钢制作，弹体用木材做成，弹头是纸做的。弹体内装有降落伞、鞭炮、发光药、导火索等。发光药有白、绿、红、黄、紫、黑等颜色。发光药是什么颜色，信号弹壳外面涂上什么颜色，以示弹色标记，方便部队使用。使用时用步枪把信号弹送上天，高度一般在70米以上。
1945年8月，我军攻下敌盘踞的泰兴城，接收了敌军的一个军工厂，获得车床20多台，冲床十多台，铣床十多台，还有不少原材料。我们把这许多物资设备装了20多船，通通运到了解放区紫石县（现海安）的莫家庄，另外又吸收了几十名工人。这样我们军工科的队伍扩大，装备大为改善。军工科下设有榴弹厂、炮弹厂、子弹厂、刺刀厂和修械所。
12、 盘点
此次战役，共攻取碉堡53座，歼日军大队长以下465人，内俘24人，毙383人，伤58人；歼伪军483人，内俘168人，毙212人，伤103人，缴获92式步兵炮1门及大批武器弹药。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
车桥战役揭开了华中敌后战场反攻的序幕，它标志着抗战的最后胜利已经在望了。
第1师乘胜扩大战果，以多路小部队挺入边区，迫使日伪军先后放弃曹甸、泾口、塔儿头、张桥、周庄等十余处据点，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纵横50公里的地区。
在车桥战役进行中，新四军第3师第7旅攻克了涟水、车桥间的朱圩子据点，歼伪军300余人，保障了第1师作战部队北面侧后的安全，有力地配合了车桥作战。
车桥战役的胜利，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打乱了日伪军“扩展清乡”、“强化屯垦”的计划，打开了苏中西北局面，进一步沟通了苏中、苏北根据辆地的联系，扩大了第1师的机动范围，震慑了淮宝地区日伪军所有据点，提高了群众抗日的信心，锻炼与增强了部队攻坚与野战的作战能力。车桥战役是华中敌后战场转入反攻的标志。
车桥战役的捷报传到延安，新华社向全国广播，赞扬新四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祝贺。陈毅、刘少奇发来贺电，嘉奖第1师参战部队，指出：“车桥之役，连战皆捷，斩获奇巨，发挥了我第1师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纪录。除通报外，我们代表全军庆祝你们的胜利！”（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几天后，新华社从延安发布消息：“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攻入涟水。”高度赞扬新四军1师打了一个大歼灭战。
八路军总部公布：“车桥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是1944年以前我军在一次战役中俘敌最多的一次。”
东京、日军本部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