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新四军令人称奇的十大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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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皖南突围悲壮的史诗(7)

军长嗯了一声,意思似乎是说我知道了,没有说别的话。我又只好蹲下来,一同烤火。这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军长不说话,我更不好说话,只好同他的副官们小声嘀咕几句。副官问:怎么办呢?我说,总要想个办法吧!

接着,参谋处长张元寿(这是军部到茂林后宣布的职务),作战科长李志高,还有一些科长、参谋,以及后勤的有些科以上干部都陆陆续续地跑到祠堂里来了,约有半屋子人。开始,大家小声地嘀咕,后来就大声地议论开了,自发地讨论起怎么突围的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

叶军长一言不发,实际他是在倾听大家的意见。后来他站起来了,说,大家的意见很好,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大家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勇敢顽强的精神,我们一定能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讲完这番话,马上要司令部迅速查明情况,到底敌人在哪些地方,我们的部队占领了哪些地方,向他作报告。然后他将饶漱石、余立金以及2纵队的领导人请来,说明情况,表示了打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的决心,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9日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司令部的同志陆续将查明的敌情,向军长作了汇报,军长决定立即调动教导总队增援3团作战。这个时候,军长把一些情况向比较高级的干部们讲了。那时我不在场,我搞情况去了。

天大亮了,余立金同志把我军在高坦附近的人员,主要是教导总队、军直属队的人员,还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员集合起来,请军长讲话。军长讲话的大意是,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军队,是有革命传统的,是人民的武装,为了抗日,为了人民,我们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国民党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而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现在是我们每个人献身革命的时候到了,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他特别严肃地说:“同志们,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

接着,余立金同志作了补充动员,着重强调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要在叶军长的领导下,坚决地打退敌人的进攻,突出重围。最后大家高呼口号:团结在叶军长的周围!拥护叶军长的领导!坚决服从叶军长的指挥!打退敌人的进攻!部队的士气一下子振作了起来。

这时,电台已经架设起来,向党中央报告了我们的处境。军长选择了高坦徐家祠堂北面的高地蛇山,设立了指挥所,亲自指挥作战,表现了镇定、沉着、勇敢、顽强的精神。他站立在高地上,手拿文明棍,胸挂望远镜,一面观察情况,一面指挥作战,及时下达各种命令。有时流弹从他头上飞过,他也若无其事。

当敌人向我们发射迫击炮时,他想到我们还有两门迫击炮,便叫人把迫击炮架起来,炮弹有几发打几发,打完了就埋掉。这几发炮弹,很准确地在敌人的阵地上爆炸了,摧毁了敌人的机枪阵地,压制了敌人的火力。敌人看我们用炮了,很恐惧;我们的部队在冲击时打得更勇敢,茂林的敌人被打回去了。经过一天的激战,敌144师退守茂林,不敢再出来。

这天黄昏前,叶挺同志和我们一起回到徐家祠堂,当时还有参谋处长张元寿、作战科长李志高等。根据敌我态势,敌人被击退后龟缩茂林,夜间不敢向我进攻;我军也由于连日行军、作战,相当疲劳,攻下茂林也很困难。因此,叶挺军长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3团、教导总队和军直部队向东北方向开进,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仍打算由铜陵、繁昌地区北渡长江。

9日黄昏,部队撤出阵地,离开高坦,向东北方向开进。为了避免敌人的袭击,我们沿着山边走,没有什么路,走走停停,行军秩序比较乱,叶挺同志连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听到了枪声,先是听到远处有枪声,接着是到处打枪。天黑,不知道是谁打枪,以为是发现了敌人,但又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拂晓时,才走到石井坑。

从高坦到石井坑只十来华里,整整走了一夜,人累得要死。到了石井坑,军长走不动了,他的马也不知道哪里去了,就坐在山坡上休息。我就向沟里的来往人员了解情况,都是一些非建制单位,各部分的人员都有,谁也说不清情况。忽然碰到了2纵队副司令冯达飞同志。我请示他,军长走不动,怎么办?他说现在只能赶快上山,不能在这里停留,我给你几个大个子,把军长背上山。

我再往前去,又碰上了原来老3团1营的号目张有利同志,我们很熟悉。我说,你给我问问周围的部队都是哪些单位。他吹号与周围的部队联络了一下,都有答复,都是自己的部队。这时我心里有数了,晚间乱打枪,部队搞得那样乱,完全是一场误会。

10日上午七八点钟,我看到从沟里面出来一支部队,比较整齐,经过石井坑向北走,我走过去问是哪个部队,他们说是第5团。我马上找到了他们的团长徐锦树、参谋长梁金华,他们告诉我,这个团还没有打过什么大仗,部队基本是齐装满员,建制是完整的。我说,你们暂停休息一下,军长在这里,待向军长报告,看有什么任务给你们。说罢,我就转身去向军长报告号兵联络提供的情况和5团的情况。

军长听了很高兴,当即下达了三条指示:第一,要5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第二,通知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第三,通知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取得联系,做好群众的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确实,几天以来,战士们吃不上,睡不上,非常疲劳,这三条措施是非常英明的。

石井坑,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北口的两侧一边是狮形山,一边是象形山,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百多户人家。行军路线上本来只是经过这里,现在被迫在这里宿营。10日下午,项英等同志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与叶挺军长、饶漱石见了面。当时,中原局和党中央有电报指示,“望你们转告全体党员,完全服从叶军长及东南局与军分会委员饶漱石之指挥”,随后又指示,“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用游击到苏南”,等等。

叶军长的指挥所设在石井坑北口狮形山下的民房里。他对参谋工作看来不满意。部队一搞就散摊,一打就失掉指挥,原因固然很多,但司令部工作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到了石井坑,司令部就没有人了。所以当天晚上,周子昆同志根据军长指示,召集司令部人员开了一个会,宣布了新的干部任免:作战科长李志高、副科长叶超,侦察科长陈铁军、副科长杨帆,通信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加强了司令部的组织建设。随军部机关行动的重庆办事处主任肖正岗同志、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魁同志也分配到作战科工作。大家把职责明确了一下,重新部署了工作,这是从云岭出发以来司令部第一次召开的比较正规的会议。

经过10日这一天的收容整顿,总共还有5000人左右,这些部队集中起来经过组织整理以后,战斗力有了很大的恢复,当即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

11、12日两天,敌虽向我发起两次总攻,但均被我击退,还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首长们在开会,研究的内容我不清楚。后来知道会议讨论了整个作战问题。当时叶挺同志是坚决主张守,甚至有“创造第二个黄花岗”的想法。他在11日发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电报中有“决心固守一拼,以赎其过”一语。但敌人采取的是分进合击、前堵后截、四面包围的战法,我们想把整个部队一起带出去是做不到的,长期坚守也是没有条件的。

13日,上官云相命令发起总攻。上午无大的战斗。下午,敌人开始第三次总攻时,5团在东流山的阵地被敌占领,伤亡甚重,阵地全部动摇,虽经竭力争夺,也未能夺回。同时,我特务团的阵地也为40师出薄刀岭的部队突破,于是进入混战状态。一到黄昏,周围的曳光弹特别多,流弹纷飞,四面八方向石井坑这个地方发起攻击。在这个情况下,军首长们经过研究,决定分两路突围:叶挺、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为一路,其余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经铜、繁到皖中,以尽可能保存更多的骨干和有生力量,“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

军首长分散突围的命令下达以后,全线都向外冲出去。我是被分配跟项英一路的。军机关开始突围时,都很自然地跟着军首长一路走;我感到这样不行,人太多,目标大,不易突出去。我说不要只走一路,走一路谁也突不出去,可是谁也不听。我想,能拉开距离,也有利于突出去,于是我就坐下来,让大家先走,自己等会儿再走,可是,我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当我惊醒时,前面一个人也没有了。幸好这时侦察科长陈铁军同志赶上来了,他因为气管炎病犯了,走得慢,掉队了。于是我俩一起往石井坑的后山上走。这个山叫石山,最高峰叫火云尖,高811.8公尺,很陡,人和坡几乎是90度的直角,爬了上去就走不下来。我们只好把脚展开,坐着往下滑。我们慢慢滑到一条山沟边,天已经亮了,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把所有的地图、文件撕碎埋了。再往下走,到了西坑,听到前边有人声,一看是自己人,叶军长、饶漱石也在这里,于是我们又会合了。由于敌人的封锁,地形的限制,一时突不出去。随后,不少同志也都来到了西坑,共有好几百人。只见余立金同志,背着一把大刀来回跑,想把部队组织起来,我也协助他进行,但未能组织起来。

西坑,是一条又长又狭的山谷,没有人家。北面那个口子,教导总队有一部分同志与敌108师对峙。108师原来是与我们比较友好的,因此就有人提议去谈判。在这样一个小沟沟里面,周围都是敌人,有什么谈判的资本。叶挺军长坐在一个小树林里面,身边还有副官、警卫员,大家默默无言,景况十分悲凉。我去见军长,敬了礼,把余立金组织部队的情况,简单说了几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长时间的沉默,使我陷入了苦苦的沉思之中:从云岭出发到今天1月14日,已整整10天了。10天中的变化是多大啊。敌人在数量上占着绝对优势;天时地利也对我非常不利,连续阴雨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山势陡峭,狭路崎岖,部队的机动受到很大的限制;更重要的是项英同志主观指导上犯了错误,使我们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如今,我们被困于西坑,虽然还有四五百人,但敌人已扎紧袋口,我们已插翅难飞,濒临绝境了。但是,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等着当俘虏。应该趁天黑之机,分成三五人的小股,从敌人的间隙中突出去。我想给叶挺同志提这个建议。他坐在山坡上态度很镇静,心情也很沉重。

他是“北伐名将”,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时,我就随着他在军部做参谋工作,整整3年了,但还是不敢轻易在首长面前讲话。我跟陈铁军同志商量后向饶漱石提了这个建议,他表示同意,但认为这样跟军长不辞而别不好,要回去向他汇报一下。于是,他又回到军长那里。我们等了很长时间。快黄昏了,他还没有来。我们两个急得在周围直转。到黄昏时,我跟陈铁军也失掉了联络,但却碰上了作战科的两个见习参谋,一个叫王守智,一个叫刘述辉。刘述辉对打游击有经验,他说可以突出去,要我下决心,不然要当俘虏了。我说,那好吧,就跟你们走。我们走后不久,敌人都下山来了。后来就听说叶挺军长被俘了。这天是1月14日,国民党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就此宣告结束了。

16、 项英与周子昆离队

1月7日下午3时,百户村临时指挥所。

项英提议并召开紧急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夺取星潭。军部军法处科长杨帆带着警卫员担任警戒,叶挺、周子昆、袁国平、饶漱石、李一氓及各纵队司令政委出席会议。

项英在概略地介绍了全局情况后,向大家提出询问:“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研究一下,对于星潭是攻还是撤?”

叶挺首先发言:“守备星潭之敌为40师120团的2个营,人数不多。因此,应以新3团和5团各1营攻下星潭,然后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只有夺取星潭才有出路,后退就是灭亡。”

叶挺话音刚落,项英便不耐烦地说道:“不行!不行!我们的部队没有打过硬仗,40师是3战区的主力部队,战斗力很强。强攻硬打,恐怕代价太大,伤员多了就更加麻烦。再说,即使付出代价冲过星潭,前面仍然是重重阻力,要付出多大代价,无法估量。”

会场出现了习惯性的沉默。大家都低头吸烟,会场烟雾缭绕。

会议从3点开到10点钟。项英指着地图作出如下最后决定:“放弃进攻星潭,部队回原路,改向西南方向突围,经高岭、出太平,靠近黄山,待机从铜陵、繁昌之间的荻港渡口北上。5团由后卫改为前锋,直扑高岭。”

1月8日,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后撤,秩序一片混乱。

清晨,项英率军部撤至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在一个草棚里,项英铺开了军用地图。他在考虑里潭仓的位置及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里潭仓虽说不大,但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南可出高坦达茂林。项英果断地决定;向南开进,突出高岭,向太平方向前进。

中午,按照项英的决定,军部率部队向南开动。然而,行军两三小时后,因向导带错路,在岔路口误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正与敌79师对峙。面对这种情况,项英决定,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前进。

然而,部队经高岭向太平突围失败,使7个小时换来的突围计划成为泡影。

天黑了,夜幕又为皖南新四军减去一缕光明。疲惫的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集合队伍出发,抢先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山路狭窄,骤雨不歇,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高坦方向走去。当新四军赶至高坦时,敌144师已经占领茂林,其430团正向高坦猛攻,与新四军新3团展开激烈的搏斗。

夜深了,项英平躺在一座低矮的草棚里,草棚外风疾雨骤,项英感到一阵悲凉、一阵恐惧。他的情绪低落到极点。一天来,他一会儿焚烧文件,一会儿僵若木桩,茫然的目光显示着他内心万念俱灰的悲观情绪。

此刻,他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会攻星潭失败、误入濂岭、高岭不克、高坦前景难卜,这使他感到大部队突围已无希望。他叫醒了身边的周子昆、袁国平,压低嗓音说道:“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设想的那样乐观了,看来集中突围已不可能,不如能走一个是一个,这样目标小,总比大家在一起死好。”周子昆、袁国平听罢一怔,在这种紧要关头放弃部队,那不成了……

项英看出了他们的意思,便安慰道:“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保留革命的火种,只要活着,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周子昆、袁国平没再吱声。

黑暗中,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一行数人不辞而别,离开了军部,离开了危难中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