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龄（1758～1838），号修圃，字懋亭。蒙古萨尔图克氏。其祖源出蒙古科尔沁部，初编蒙古正蓝旗，乾隆十二年（1747）以其父纳延泰有功进入显赫的蒙古正白旗。纳延泰任理藩院尚书达二十四年，为清代此职任期最长者。乾隆三十年，纳延泰次子长龄授翻译生员，两年后补工部笔帖式。乾隆四十二年调理藩院，后至乾隆五十九年一直在理藩院各属供职。这其间曾三次随军远征，参赞军机，第一次乾隆四十九年入甘肃平定回民起义，第三次乾隆五十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平定尼泊尔境内廓尔喀的入侵。三次从征丰富了其阅历。乾隆五十九年，长龄提升为内阁学士，五年后授右翼总兵，驻守北京西城。嘉庆五年至七年，在平定白莲教起义之战中，他初次率领一支自东三省北部调来的军队，多次打了胜仗后提升为湖北提督，转战鄂西北，歼灭起义军数支，以功授云骑尉世职。后因病离开前方，于嘉庆八年返回北京，授直隶提督，驻古北口。不久任安徽巡抚、山东巡抚。嘉庆十二年提升为陕甘总督。率军平定与藏族同源、被称作“番”民的青海土著之乱。长龄率领八千人马攻剿，并在四十天内迫其首领归降。
长龄任山东巡抚期间，由于下属侵吞公款失察，嘉庆十三年事发，长龄以此被朝廷罢职，贬谪伊犁。同年下半年授蓝翎侍卫，充科布多参赞大臣。嘉庆十五年调乌里雅苏台，后来逐渐重新获得嘉庆皇帝的信任，次年授河南巡抚，两年后复投陕甘总督，嘉庆十九年初，以剿陕西岐山岭伐木工起义有功授世职骑都尉。天理教密谋起义时，长龄正在河南，因未能及时察报，他再度贬调伊犁。朝廷发布贬调令之后，随即传来他在陕西告捷的消息，因而他仅仅贬官而已。嘉庆十九年冬，长龄再度奉命赴伊犁，初任参赞大臣，后任伊犁将军。
嘉庆二十二年，长龄以年届六十，第三次出任陕甘总督。道光元年（1821），宣宗皇帝加其协办大学士衔，二年初，入京朝觐，又因青海战乱再起而重返甘肃。战事从五月持续至七月，清军终于在黄河与青海湖之间剿灭乱军。大捷之日，长龄拜大学士，于道光二年底返京，并于道光三年初授军机大臣。但他并未在京消停多长时间，又于道光五年初即赴云南任云贵总督，不久转任伊犁将军，道光六年三月抵伊犁接任，时年69岁。
致此时新疆边境一带张格尔作乱。张格尔是曾经割据南疆的和卓后裔，他的祖父布拉尼敦在喀什噶尔被逐杀，他的父亲萨木克托庇于浩罕。张格尔长大以后厌弃流亡生活，图谋夺回喀什噶尔。由于祖上的关系，张格尔颇得当地穆斯林的支持。嘉庆末年，驻守喀什噶尔的参赞大臣是一名品行恶劣的满族官员，当地人对他非常痛恨，张格尔乘机纠集数百布鲁特人越过边界，但不久就被赶走，但仍屯聚于边疆附近，企图骚扰边境。尽管清廷已把那位参赞大臣撤换查办，但当地穆斯林受张格尔挑唆，还是纷扰不已。道光五年，道光皇帝打算在当地施行改革，授庆祥为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龄为伊犁将军。同年七月，就是长龄抵伊犁之后四个月，张格尔率部众越过边境，仅一个月内即占领新疆四镇--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庆祥自尽，清朝驻军亦多被杀。但长龄及时派援军赶赴阿克苏、乌什，使张格尔不能够进一步骚扰。阿克苏成为清朝屯兵基地，长龄以扬威将军统领军事。道光七年三月初，长龄僭同参赞武隆阿、杨遇春率兵两万进军征讨。清军几次战役后告捷，于三月二十八日进占喀什噶尔，不久其余各镇也相继收复。但道光因张格尔在逃而大怒，并严斥长龄。清军追兵与浩军兵相遇受挫，大军奉诏撤回，仅留八千人马，归新任参将杨芳统辖，驻守喀什噶尔。
长龄上疏请求任命一名和卓为喀城首领，道光很不高兴，马上派遣那彦成接替长龄职务。那彦成还在接任途中，长龄、杨芳已设计把张格尔擒获。原来不久前长龄、杨芳二人派人散布喀城城防空虚、城唾手可得的消息，张格尔认为机会已到，再次犯过，当他得知上当，急忙退兵，为时已晚，已处在杨芳监视下。清军追击数日，于道光八年二月十四日生擒张格尔。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授长龄二等威勇公，世袭不用替代。宣宗决定大开祝捷仪式，即命长龄返京，并仿效以前乾隆做法，下令将四十位文臣武将的肖像悬紫光阁。六月，张格尔被解王京城，“祭祀”太庙，然后被碎尸。长龄也得以封公，他是有清一代最后一个受封公爵的大臣。
长龄奉命返京，将喀城善后事宜移交那彦成，于道光八年七月抵京，续任大学士、军机大臣，同时身兼其他显职。同年底在他七十一岁寿辰时，皇上特降殊思封赏。清廷以浩罕国庇护张格尔遗族禁其贸易通商，道光十年，浩罕再犯喀城及叶尔羌，长龄再度以扬威将军衔出征。在他抵阿克苏之前，浩军人已撤离边界。在听取浩罕人申诉之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再度启关互市，减轻商税；浩罕则答应不再纵容和卓。
长龄于道光十一年平定新疆地区叛乱，功拜太傅。道光十二年返京。道光十七年长龄八十寿辰时，晋一等公。第二年去世，身后皇帝亲自哀悼，极尽哀荣，谥“文襄”，入祀贤良祠、伊犁名宦祠。
书外人评：在浩如烟海的历史中，长龄其名不彰，但从他在新疆的战绩看，他在保卫家国、固守边疆上是有功之臣。
支持议和权倾朝野--穆彰阿传
穆彰阿（1782~1856）字子朴，号鹤舫，郭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泰，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
穆彰阿于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选庶吉士，累迁礼部侍郎，历任兵部、刑部、工部、户部侍郎。嘉庆二十五年后，穆彰阿逐渐掌握朝权。嘉庆皇帝在热河驾崩，由穆彰阿护送梓宫回京，事毕，以沿途谨慎筹划擢加一级官衔。道光元年（1821），穆彰阿充总管内务府大臣，宣宗梓宫奉安后，加三级，此后，由于受到道光帝的信任，由内务府大臣擢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两署漕运总督，继授工部、兵部、户部尚书等职，并自太子少保晋太子太保，充上书房总师傅，拜武英殿大学士。由于穆彰阿善于处理公事，诏授工部尚书，并且他开始于道光七年（1827）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次年授军机大臣，第三年兼充翰林院掌院学士，随驾到辽宁盛京谒陵。此后授户部尚书，奉命赴江南、湖北结案并查勘防洪工程。道光十四年调吏部，第二年初授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六年授大学士，很快取代权臣曹振镛的职位。同年充上书房总师傅。第二年，又升任首席军机大臣。“终道光朝，恩眷不衰”，前后担任军机大臣凡二十余年。
穆彰阿长期当国，专擅大权。对上奉承迎合，恩宠权位；对下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他利用各种考试机会，招收门生，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极大的政治势力集团。《清史稿》记载他“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习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无岁不与衡文之役。国史、玉牒、实录诸馆，皆为总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
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穆彰阿主张维持鸦片走私现状和对外妥协投降，在道光帝的对外决策中起着很恶劣的作用。鸦片战争爆发前，他包庇鸦片走私和官吏层层受贿，阻挠禁烟，对于道光帝授予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大权，深为嫉妒；战争爆发后，他极力打击以林则徐、邓廷桢为代表的抵抗派，主张向英国侵略者求和。他先赞同琦善对英军妥协求降，以后更支持派遣耆英等为代表与英国侵略者签订《南京条约》，继而与美国、法国等签订其他不平等条约。在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广州查禁鸦片时，穆彰阿虽不敢公然反对和出面阻挠，暗地里却伺机进行破坏。当英舰北上大沽口进行威胁时，他看到道光帝“意移”，即由主战动摇为倾向于妥协，便以“开兵衅”的罪名加给林则徐，表示赞同和议，促使道光帝“罢林则徐，以琦善代之。”而当琦善在广州向侵略者委曲求全，擅自与义律谈判赔款与割让香港的问题败露以至被革职锁拿回北京等候审判时，他又示意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出面要求道光帝对琦善从轻处理；到奕经被任命为扬威将军派往浙江主持战事，他又保举琦善随军“戴罪立功”。另一方面，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鸦片战争和战后推波助澜，为英国侵略者张目，连续制造冤案，阻挠抗英反侵略斗争的进行，林则徐、邓廷桢的被远戍伊犁，在台湾坚持抗英斗争的姚莹、达洪阿被革职押解进京，都与他从中陷害有关。
清廷议和的消息引起抗战派的强烈不满，廷臣王鼎、祁隽藻等每逢上朝时，就与主和的穆彰阿争论。穆彰阿时为首席军机大臣，当道光主战时，他随声附和，但骨子里主降，一有机会就散布投降言论，每有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总要对人说：“如何？不出我所料吧！”当英舰进入南京江面时，他公开散布说：“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竟全盘否定东南沿海四省广大爱国军民浴血抗战、流血牺牲的反侵略斗争，将两年多的抗战、牺牲一笔抹杀。而也正是他有资格劝说道光帝接受英国侵略者所提出的全部不平等条款。此后，他更进而支持战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穆彰阿的投降言论遭到军机大臣王鼎等的痛斥。每逢相见，王鼎必责斥穆彰阿议抚误国，穆彰阿则作出大度的样子，笑一笑，避开去。一次，两人同时被召见，王鼎在殿上责骂穆彰阿为秦桧、严嵩，穆彰阿保持沉默，不与争辩。当时的爱国士人曾赋诗道：“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反映了人们对他作为投降派首要人物的一般看法。
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死去，咸丰帝即位后，为了邀结人心，起用林则徐、姚莹等人以镇压刚刚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时对被时论所丛诟的穆彰阿、耆英分别予以革职永不叙用和降为部属，谕旨中指责穆彰阿“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其心阴险，实不可问！”命令下达后，“天下称快！”
咸丰三年（1853），穆彰阿捐军饷镇压太平军，被授予五品顶戴，又三年死去。
书外人评：虽然穆彰阿主要是秉承道光帝的意思，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构成了卖国的事实，而且事后他极力推诿责任，便而诬陷、打击，更令人可耻，有这样的下场，也算得其所哉。
鼓吹议和行为卖国鸦片战争中的第一个罪人--琦善传
琦善（1790～1854），字静庵，博尔济古特氏，满洲正黄旗人。他的父亲成德当过热河都统，由于他祖先格得理尔率领所统属的部众归附清廷的缘故，也袭第一等侯爵。嘉庆十三年（1808），由前生被授为刑部员外郎。几经升擢，嘉庆二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嘉庆二十四年授河南巡抚。第二年，因黄河泛滥被革职，但同年即获宽免，复任河南按察使，调往山东。道光元年（1821）任山东巡抚，道光三年初，父丧，袭侯爵。第二年，剿平临清动乱教派。道光五年初，道光皇帝褒扬其临危不惧，同年稍晚，授两江总督，皇帝已准其改进江苏北部航道的计划，但因施工方法不当造成严重损失，以致道光七年被革职，左迁内阁学士。数月后再授山东巡抚。道光九年至道光十一年他身居四川总督之要职，其后授直隶总督。道光十六年兼充协办大学士，道光十八年为大学士。他是满洲贵族，受到道光皇帝的宠信和倚重，又任封疆要职多年，平日与穆彰阿相结纳，因而权倾内外，傲视一切。
琦善在鸦片战争前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他反对黄爵滋重治吸食者的主张，攻击黄的主张“大谬不然”，说什么鸦片吸食“今则数十年之久，十八省之大，岂能令出唯行乎？”认为鸦片不但禁止不了，而且严禁不得。他的理由是“若吸食鸦片不肯俯首受缚，势必聚众抗拒，此大可虑也。至于闽省海疆，其人习于械斗，善于打仗，吸食鸦片者尤多，倘或遁逃海岛，外夷资其衣食，藉以探听虚实，荒陬僻壤，弁兵巡役不到，要结无赖，一登陆地，炮台反为虚设，此则更大可虑也。”他说：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其中有“忠良后裔、簪缨世胄”、有“幕友书役”、贤媛、孀妇以及“农工商贾，安分守己之人”，如果“一吸鸦片，即罹法网，将见缧绁之人载道，囹圄无隙地可容，贯索略重，不待部文复转，而瘐毙者已盈千累万矣。”他歪曲严禁派严禁主张的内容和实行办法，说什么“若吸食者尽诛，即闽、广而论，吸烟者十居七八，十余万人恐不能尽也”。因而他强调说“今一言之下，欲兴率土普天之大狱，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他主张封关锁国，“大张晓谕，不准通商，则鸦片无自而来，……内地已入之烟土，并不必缉捕销毁，吸食者一面戒烟，一年半载，知烟不续来，贩卖者另寻别业，吸食者尽保残躯，如是则从容不迫，而天下皆安居乐业。”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正本清源之道”。
琦善的弛禁主张，代表了满洲权贵、大地主大官僚的既得利益，他们都是鸦片走私的受益者，因而极力主张维持现状，使烟毒进一步泛滥，以便从中取得更多的好处。他的所谓以“不准通商”使“鸦片无自而来”的“正本清源之道”，纯然是一句空话，不仅完全做不到，而且也不想这么做。他发表这些言论唯一的目的是阻挠禁烟运动的实行和开展。
道光十九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于广州，道光二十年清朝海防吃紧，英军攻占浙江定海，战争波及北方。琦善被调往天津筹办海防事务，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8月），当英舰窜到天津大沽口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时，琦善即主动派人向英军馈送牛羊及其他大批食品，以取悦侵略者。英军海军舰队于八月十一二日驶抵大沽口外，琦善会见并宴请了英国的领事义律，以及英军将领，答应替洋人向皇上奏明情况。十六日收受巴麦尊勋爵致清帝信件，该信索求赔偿林则徐在广州销毁的鸦片烟价以及英军军费。信中还要求为义律所受之侮辱雪耻；香港岛割与英国作商埠；广州商行清偿其巨额债款；将来中英官吏平，等等。八月二十日道光命琦善同英人谈判，意在使其回广州商谈解决。琦善在大沽特设帐篷款待英使，并在那里举行谈判，琦善指责林则徐办事不妥，答应代为惩办，谈判成功，九月十七日英人应允返粤。琦善被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取代林则徐，不久署两广总督。